在大多数的看来，“官二代”是一个稍有贬义的称呼，给人一种纨绔子弟、不学无术的印象。
其实，在古代，官二代做官是正常现象，且有任子、恩荫等制度予以保障。必须承认，古代官二代中，确实出现不少不学无术、尸位素餐的纨绔子弟。
比如，赵奢之子赵括、石苞之子石崇、房玄龄次子房遗爱、高俅之子高衙内、秦桧之子秦熺、严嵩之子严世藩、龚自珍之子龚橙等，都是著名的官二代，至于刘禅等著名皇二代就不列举了，他们都干过祸国殃民之事，遗臭万年。
曾国藩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但也有太多的官二代，不仅有真才实学，政绩卓越，而且流芳千古。
西汉著名爱国大使苏武，他的父亲苏建，是卫青的战友，官至代郡太守（省长），符合当时任子条件。苏武就是靠任子制，先当上朝廷郎官，然后被汉武帝任命为出使匈奴国大使。由此，苏武牧羊的故事流传千年不衰，苏武本人也成为忠贞不渝的官员经典。
吕夷简出身仕宦之家，伯父吕蒙正是宋太宗和宋真宗时期的宰相，其祖父龟祥曾任安徽寿州知州，故移家寿州，父亲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寺丞。
按照当时的门荫制，吕夷简完全可以不参加科举也可做官，但真宗初年，吕夷简还是参加科举，中了进士，先后历任通州通判、滨州知州、礼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
吕夷简才识卓优、清慎勤政，当时便有“廉能”之誉。知滨州时，他上疏请免掉农具税，真宗为之颁行天下。在礼部员外郎任上，他批评真宗建筑宫观是劳民伤财，请罢除冬天河运木石。真宗称赞他“有为国爱民之心”，数次委以大任。他曾出使契丹议和划界，返朝后升任知制诰之职，成为真宗的近臣。
真宗末年，他升任龙图阁直学士迁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真宗竟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吕夷简后来担任宰相（国务总理）一职。至于范仲淹说他大权独揽，那是政见不一而已。
唐初名臣、大书法家褚遂良，由于父亲褚亮做到了通直散骑常侍而受荫为秘书郎入仕。
唐朝宰相姚崇，本名姚元崇，他的父亲姚懿曾任嶲州都督，因此他可以受荫直接当官。而且朝廷已经选中他当亲王李弘的挽郎，官场向他敞开了大门。
但姚元崇觉得靠父亲的恩荫，靠给人抬棺材当官，有伤自尊。他事后未去吏部登记，而是改名姚崇参加科举，高中进士，当上了官，传为佳话。
纪晓岚、张廷玉是清朝著名大臣，政绩卓越，甚至死后“配享太庙”（能死后享受这种待遇的极为少见），但他们都属于标准的官二代。
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清朝军机处工作规则的创制者张廷玉的父亲张英，康熙六年（1667）进士，入直南书房，升翰林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后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曾充《国史》、《一统志》、《渊鉴类函》、《政治训典》总裁官。
实事求是地说，翻阅历史人物的身世，发现史上有名、政绩卓著的多数是官二代，真正像电视上经常播放的强抢民女，胡作非为的，还是少数。分析原因有四：
一是概率更高。因为一直推行任子制和门荫制，史上大多数官员来自官二代，数量多，自然优秀概率也高。
二是竞争机制。科举制的推行，一方面选拔了草根人才，另一方面，也确实对官二代形成了挑战和竞争，朝廷当然也鼓励这种良性竞争，这就刺激了官二代也只有通过刻苦努力，在竞争中胜出，攀上更高职位，从而延续门楣，光宗耀祖。
三是重视家教。绝大多数官员都是读书之人，即使是官二代，也大多对四书五经有所了解，自然更加重视家教。通过科举当上官员的贫寒子弟，其下一代也就演变成官二代，自然也从门荫制的反对者变成拥护者，更是希望子孙们能多读书、走正途，也成为国家栋梁。
四是更好的条件。官二代的物质条件和教育条件相比更加优越。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他们又从小就和成功的父辈呆在一起，耳濡目染，见多识广，所以，他们确实能比普通人家子弟更熟悉政务、视野更开阔，政治素质较高。和当下现在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的比率更高的原因差不多。
以上，如果官二代能有清醒认识，并将这些优势资源转化为正能量，确实更可能超过草根出身的人，从而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反之，也容易像清人吴汝纶所说的：“习于骄恣浇薄”，最后堕落成纨绔子弟，结局悲催，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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