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稿子，說的又是一些悲傷的故事！
但其中也不乏希望的色彩。
不久前，我在刷微博的時候，看到了一個視頻，是吳曉波對潘石屹的採訪。
吳曉波說：
我前兩年一直就想寫本書，但是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寫出來。就是企業家與中國社會。我覺得，這幾十年企業家的整體出現，實際上是中國公民社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今天，企業家有兩千多萬人，如果站在2018年回過頭來看，你覺得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的？
潘笑了笑說：
我覺得還是挺明顯的。我照了一本企業家的照片，如果是要做上一個中國地圖，把中國每一個省都放裡面，每一個省有多少企業家會一目瞭然。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東北沒有企業家。
因為我們要到東北去辦個展覽，我找了半天，怎麼也找不到企業家。結果就到東北請了一個劉積仁拍了一張照片。
吳曉波哈哈大笑，又想了想說：王健林是。
潘石屹反駁道，王健林已經到全國來了。就是真正在東北發展的企業家，還真的是比較少的。所以你剛才說，就是企業家和中國社會，這個畫面太大了。
具體起來就是，什麼地方企業家多，什麼地方的就業問題、經濟發展的問題都解決了。
什麼地方沒企業家，什麼扶貧問題就來了，各種問題就都來了。
吳曉波若有所悟，點了點頭讚道，你這個細節很好，你是從本子裡看到了這個現象，並且是完全無意識的。
就這樣，攝影師潘石屹用照相機在無意中發現了一個悲傷的故事，
東北沒有企業家！
振興東北是在2004年提出來的。
而從2003年至2012年，是東北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2003年東北三省GDP總計12722億元，到2012年達到50477億元，是振興初期的3.97倍，年均增長率12.5%。
這10年時間，是近幾十年來東北歷史上最好的改革時機。
但，錯失了！
後來，南方週末做了長篇報道，直指：
對於新興產業的轉型失敗，根源在於民營資本對東北的心存疑慮和不信任。
中國經濟學界甚至對東北問題概括一個專有名詞，叫做：“結構性問題的非程序化處理”。
即有關人員通過差異化對待，謀求個人私利，增進個人權威，營造個人化的忠誠關係和信任關係。
這種文化環境，對外只能吸引投機者，而非真正的投資者。
對內只能孕育鑽營者，而非企業家。
這句總結真是一針見血，拍案驚奇！
東北沒有一個企業家，這是兩個人的調侃之語。
可實際上，東北真的就沒有企業家嗎？
早先不說。比如偽滿洲國時代，東北的經濟如何繁榮，東北的企業又如何發達，甚至於當年的蘇聯拆除機器設備設施都花費了很長的時間與代價。
而就是如此被破壞，49年新政權之後，東北憑藉著雄厚的工業基礎，依然是共和國的“長子”所在地。
即便到現在，東北的企業數量與規模也是不能無視的。
比如說，大慶油田、長春高新、一汽等等，在相關的領域內都是龍頭企業之一。
只是，在這裡，我以為國企或者說是國有控股的企業，其高管層或者董事會成員都不應該稱作是企業家的。
畢竟，如今的國企或者國有控股企業的高管都是“紅頭文件”任命的“領導幹部”。
也許這些“領導幹部”在企業的管理中，履行的是企業家的職責，或者能夠將企業經營管理得“紅紅火火”，然而，他們卻不能被當做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
當然了，“國有”這兩個字就已經註定了這樣的企業，也只是一種有著政府背景與資源的特殊的企業。
這樣的企業，或者有壟斷資源，或者有壟斷政策，根本不是市場經濟中，需要憑藉競爭才能生存的企業。
而且，國有企業的高管，與政府官員時常處於一種“輪換”狀態。
一個行政官員的能力與心態，也能勝任一個企業的職責時，這樣的人，又怎能是一個企業家呢？
如此以來，我以為有且只有民營企業的“領導人”，才能稱作為企業家。
之所以用打引號的“領導人”來定義，是因為在國內有特色的市場經濟中，能夠創業成功並發展壯大的企業，其創始人的重要性無與倫比。
用企業的“領導人”來衡量其價值，才算得上是名符其實的。
那麼，我們按照最新公佈的2017年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來舉例，
看看東北究竟有沒有企業家？
從地區分佈來看，民營企業500強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的省市。
其中浙江有120個，江蘇82個，廣東60個，山東57個。四個直轄市重慶民營企業500強最少，其中北京14個，上海13個，天津13個，重慶11個。
而東北地區呢？吉林一個沒有，黑龍江有1個，遼寧有5個民企進入500強榜單。
與浙江相比，東北地區的民營500強企業的確是非常的少。尤其是浙江、江蘇、廣東和山東的進入民營企業500強榜單，共有319家，佔國內所有企業的6成以上。
相比較而言，要是說東北沒有一個企業家，至少是不準確的。
畢竟，還有5家進入500強榜單的遼寧，特別是2017年營業收入高達2549.8億的大連萬達。
2016年以來，相繼有東北特鋼、大連機床、輝山乳業、丹東港、營口港……爆出鉅額債券違約，動輒二三百億元的銀行貸款利息都還不上。
這裡面有大型國企，更多的是優質民營企業。
東北為何缺少優秀企業家，為何出不了任正非？表面上，當然和國企佔比較高有關。
國企好好幹，或許能穩住局面。
真正振興，還得靠優質的民營企業！
東北民企多是資源型的，整個礦山，佔個碼頭。東北地區，資源配置還是政府。東北企業家有個共同點，和官員走的特別近，官員一倒，企業也就到頭了。
沒有人做不大，有了人不安全，兩難！
馬雲在浙商大會上提醒浙商，一定不要和官員走的太近。而東北政商關係多年來渾濁不堪，雖有整治，起色不大。要麼“親而不清”，要麼清而不親。為了眼前，許多企業家本能選“親而不清”，給錢啥都能辦。
官員不出事，可以縱橫捭闔，一出事，企業大傷筋骨，搞不好就是階下囚。
其實，這些也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一個地區能否出現企業家，這與一個地方的營商環境有關。實施市場經濟的“營商環境”中，就能夠出現真正的企業家；實施計劃經濟的體制中，只能說是廠長而已。
就如49年到改革開放前，國內能夠稱作企業領導幹部的人不少，問題是這些人，誰又能算是企業家呢？
當年的亞洲煙王褚時健先生，算是夠資格稱作是企業家，可是沒有國企背景的支撐，他領導的紅塔集團又咋可能佔盡政策的紅利呢？
而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判斷一個地方營商環境好壞的重要指標就是民企數量了。民企數量多，民企規模大的地方，其營商環境肯定是優良的。
比如說，浙江江蘇廣東和山東等，這些地區的民營經濟發達，也可以判斷這些地方富裕程度高。因為民企足以提供相當數量的就業崗位，而勞動力資源需求高的地方，就是人人能夠安居樂業。這樣的地方，人們的幸福程度自然也就高。
每次談起東北企業、東北企業家，不少40歲以上的人，不經意間就會說起2000年左右華晨集團的實控人仰融。“如果仰融不出事，哪裡有今天重慶汽車產業的風光！”
仰融的事兒比較複雜，也莫衷一是。有興趣的，可自行問度娘。
讓人唏噓的是，即便在上世紀90年代左右，進入市場經濟，東北也曾屢次站時代潮頭、領風氣之先、解放思想之先，第一個國企破產、第一個股份制改造企業、沈大高速神州第一路，沈大都較早引進港商……
回頭想來，東北幾乎是錯過了一個世紀。
轉折點的前夜，東北的選擇，距離長三角，距離珠三角，越來越遠，甚至被中部河南、湖北、湖南遠遠甩在了後面。
顯然，一個地方是否有企業家，關鍵的是與營商環境有關。
營商環境好，企業家就多；否則的話，人們用腳投票的地方，要是誇張點的說，就真的如潘石屹先生所言，東北沒有一個企業家了。
東北應該學習天津市，要有“企業家老大”的意識。
因為企業家不是剝削者，而是創造者。
他們來到東北，是給東北人兜裡裝錢的人。
企業家是東北的貴賓、上帝，
善待他們，東北才能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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