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的夏日上午，记者与陈佳洱的采访约在他居住的蓝旗营小区家里。蓝旗营在北大和清华的正中间，土灰色的塔楼体现着两校朴素的学术基调，居民也是北大、清华“平分秋色”。这个小区是北大清华联合办学的成果之一，那次成功的“联姻”，正是陈佳洱任北大校长时做出的决定。
走上楼梯，一位瘦削的白发老者带着浅浅的笑意站在家门口等待。眼前的陈佳洱朴素而平和，岁月沉淀下他谦谦君子的气质，让人错以为是在采访一位文学大家，但他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物理学家。
陈佳洱今年84岁，身体还很硬朗，工作也没闲下来，每周依然坚持指导2位博士生的论文工作，课余还要做科研项目，同时，他还是许多科研奖项的评委。这么多的工作，他却没有请秘书和助手，全部自己一个人搞定，“我最喜欢的，还是和学生待在一起。”
陈佳洱有着很多身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当然，北大校长是他最为大众所了解的身份，几乎掩盖了他作为科学家的学术成就。这也是因为在这所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里，他度过了63年，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他生命和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仅是他，更是北大的“半辈子”。
2016年，陈佳洱担任何梁何利基金评委，最高奖颁给了施一公。今年，西湖大学创校，陈佳洱接受施一公邀请，担任顾问兼校董，他的工作又多了一项。根据《西湖大学章程》，西湖大学实行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了对得起这个身份，每次校董会，陈佳洱都坚持飞去杭州参加。
那天同陈佳洱的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说：“我只是一个偶然当了北大校长的书生，并不是我本身有多大能耐。”在他看来，如果这个身份有着一丝骄傲，那也是因为“北大的老师、学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最优秀的学生，荣誉属于他们。”面对北大，他始终谦逊而诚恳，更愿意谈及自己的研究和出色的学生。但在最后，记者提议能否照相时，他在家中找了好几处地方，还是选择站在一张未名湖与博雅塔的长幅照片下，“你看，燕园多美啊。”
家学渊源 照亮科学人生
1934年出生于上海的陈佳洱，他的父亲是“中国的安徒生”——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母亲是钢琴家，叔叔陈汝慧是作家、教育家。
1966年新春陈伯吹先生与夫人吴鸿志，子陈佳洱媳周维金及长孙陈杲合影于上海
出生在人文世家，父亲穷其一生耕耘着儿童文学事业，儿子却走上科学的道路，陈佳洱笑言，自己是替父亲弥补遗憾，实践着科学强国的理想。
“文学和科学，如同父亲的两只臂膀，都是他的最爱。”陈伯吹不止一次对陈佳洱说，他如果不是因为家境贫寒的话，肯定去大学念数学。陈伯吹认为，一个时代的进步要靠科学，所以从小就灌输陈佳洱不少科学知识。
陈佳洱6岁那年，一个夏日雷天的傍晚，“轰隆隆”的巨响，把小佳洱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慈祥的父亲安慰他：“你知道天上为什么会打雷吗？”“隔壁老奶奶说，是雷公发火，要劈不孝的人！”父亲笑着摇摇头：“打雷不是雷公发火，而是阴电和阳电相遇时放电的结果，也就是人们常讲的摩擦生电，懂吗？”见小佳洱产生了兴趣，陈伯吹请妻子剪了一个小纸人儿，还找来了玻璃板和绸布，快速摩擦，让小纸人儿隔着玻璃板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地跳动着“跳舞”，生动有趣的“游戏”一下让陈佳洱明白了摩擦生电的道理。
这颗科学的种子，在年幼的陈佳洱心中生根发芽，也影响着他的一次次人生选择。
在中学时代，凡是放映和科教有关的电影，陈伯吹总是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带着陈佳洱去观看。还有一次冒着大雨，陈伯吹打着伞把陈佳洱从寄宿制的中学接出来，带他去观看电影《居里夫人传》。“我父亲跟我讲，你要像居里夫人那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这一生就没白活。”
从那时候开始，陈佳洱便拿居里夫人作为自己的榜样。在不久前播出的《朗读者》节目中，作为嘉宾的陈佳洱特意选择朗读居里夫人的《我的信念》，以此纪念父亲的教诲和指引。
小时候，陈佳洱常常走进书房，翻阅父亲收藏的书和杂志，这是他最快乐的事情。杂志上刊登的热爱乡土、提倡国货等富有民族感情的文章，对他来说，特别亲切。
“我那时读到这些故事，感觉灵魂都在震颤，激发起一种渴望中华民族站起来，不再受屈辱的爱国之情，也对我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
科学和人文，伴随着陈佳洱度过了他颠簸却又快乐的童年。
群星璀璨 迎来时代春天
如果说父亲的科学启蒙，在年幼的陈佳洱心中种下了一颗科学的种子，那真正把他领进科学大门的是学校和许多教过他的老师。
陈佳洱中学就读的是上海位育中学，当时的校长李楚材是陶行知的学生，秉承许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视科学教育，每年都举行科技节。“我和我的同学发起创办了叫《创造》的刊物，发表自己的作品，翻译《大众科学》等外文刊物上的文章，自己印发。”当时中学生自己办刊物的并不少见，但办科学类是独此一家。聊起学生时代的丰富生活，陈佳洱眼睛发亮。
在位育中学，陈佳洱有个同班同学名叫田长霖，是个捣蛋鬼，人却很聪明，数学总是考第一。守纪律的陈佳洱和他前后桌坐了四年，“他喜欢跟我开玩笑，高兴的时候就用铅笔在背后捅我。”后来，调皮鬼成了引领热物理领域著名科学家，还当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位华裔校长，乖学生则成了加速器研究专家、北大校长。20世纪90年代，这两位前后桌分别主管两所世界名校，“田长霖曾开玩笑说，我用铅笔捅出了一个北大校长。”
陈佳洱在和田长霖交往中得知，两人的父亲均十分重视教育，也正是父辈和师长的启迪，这两位“位育”同学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1950年报考大学时，正值全国解放，陈佳洱想报考上海交通大学或北京大学。“父亲的几个朋友说，还是把孩子送到东北老解放区去锻炼一下，近距离感受革命精神。”陈佳洱最后报了大连大学的电机系。“那时候对电有兴趣，而且我觉得解放了，国家要强大，需要发展工业。”
刚进大学时，陈佳洱还不满16岁，有一次看病去挂号，护士一看年纪，就给挂了“小儿科”，后来同学们调侃他，一直管他叫“小儿科”。
人小，成就大。在班上，陈佳洱是物理实验课的课代表，当时应用物理系的系主任王大珩先生不仅学术精湛，在教学上的一丝不苟的严格和严厉也是出了名的。“每次做实验，我们还没到，他已经在实验室门口等着了。”陈佳洱说，每次实验前同学都要先经过他的口试，做完以后，还要打分，按5分制来打，得到满分非常难。
“我们班上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谁得了5分，就得请客吃花生米，因为大连花生米便宜又好吃，我记得一个学期我有幸请了三次。”说到自己的成绩，陈佳洱眼神里有一份掩饰不住的骄傲。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物理系并入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后来改名为吉林大学。在那里，陈佳洱遇到另一位恩师朱光亚先生，“他对我一生的科研影响最深。”陈佳洱说，朱光亚先生非常和蔼，为了讲好一堂课，有时要精心准备一周。
1953年7月，朱光亚教授（右）正在对学生陈佳洱进行口试
“我很幸运，总是能遇到好老师、好同学。”他说，“老师们所传递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思维方式，不仅教会了我怎样去思考，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怎样去做人。”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做出了在我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建立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当时北京大学也要建立“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培养原子能人才，朱光亚被调去参与组建工作。不久之后，一纸调令，将陈佳洱也调到了北大，跟随恩师的脚步，协助建设物理研究室。
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故事，那年春天，陈佳洱也结下了与北大半辈子的缘。
刻苦钻研 担起祖国重托
筹建物理研究室之初只有6个人，几乎都是学术泰斗，而陈佳洱是当时唯一的助教。由于形势特殊，物研室被列为保密机构，所里的人只能跟北大校领导单线联系。实验大楼建好后，因为邮址是546，大家就称呼自己“546信箱。”
在“546”，陈佳洱接到两个任务：一是为原子核人才教育基地招生，二是根据教学需要建一个原子核物理实验室。为了这两个任务，陈佳洱在实验室放了一张床，夜以继日拼命，到了凌晨三四点钟，实在累了就躺一会儿，醒来后接着干。半年多的时间，陈佳洱就和同事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原子能核物理实验室。“当时每天待在实验室，也没好好逛过北大。546‘解禁’后，我才买了辆自行车，好好骑了一圈，看看我当初梦想的燕园。”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为了响应号召，陈佳洱决定做加速器，用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粒子轰击原子核、变革原子核。
1963年，是学界走向开放的一个重要节点。当年，中国向英国派出第一批四名访问学者，中科院二人、高校二人，陈佳洱名列其中。北大推荐陈佳洱到牛津大学的原子核结构实验室，参加牛津大学的串列加速器调试工作。
卢瑟福高能实验室是全球顶级的实验室，有了这个学习加速器的机会，陈佳洱十分珍惜。当时两位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威尔金森和劳森，为了考验一下新中国培养的青年科学家能力究竟如何，交给陈佳洱一个他们自己都难以回答的问题。
“当时等时性回旋加速器这种新型加速器发展的一大难点是，离子束从离子源出来以后90%都没了，他们要我研究清楚这些离子跑哪里去了？”
回忆当时，陈佳洱说：“我心里憋着一口气，想着我一定要给中国人争气。”
为此，陈佳洱设计了一个微分探针装置，探测微观空间里离子的运动规律，经过近一年，他终于搞清楚了离子的损失。“我发现了卢瑟福实验室做的那种三个扇形的加速器有一种共振叫越隙共振，这种共振现象使得一部分离子是肯定要损失的，但是实验上却没有人证明过。”
经过艰辛而细致的工作，陈佳洱终于使中心区束流传输效率提高了三倍以上，他同时将这些方法用于当时正在发展的三次谐波加速上，让束流传输效率大为提高。
“我把结果拿给他们时，他们终于伸出了大拇指。”陈佳洱感慨地说，虽然当时约翰·库普兰称赞他是“谐波加速之王”，但是在英国人眼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上还是很落后。
“他们对我有种‘怜悯’，甚至有好心的同事告诉我，他们可以送给我实验用的磁铁和变压器，将来可以带回中国，尽管这些东西中国已经能自己制造了，但是他们不相信。”说到这段往事，陈佳洱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但是，那种令人难受的滋味并没有持续太久。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牛津学习的陈佳洱，目睹了英国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那一天，陈佳洱正在卢瑟福实验室的餐厅吃饭，他回忆道：“消息传来时，英国的电视立即停止了其他节目的播放，打出‘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一行大字，我也变成餐厅中的明星人物，同事们都向我围拢过来打听中国为什么能这么快造出原子弹。”
陈佳洱说，当时的他走在路上突然感觉，“自己的脊梁骨一下子挺得很直，特别直”。也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只有国家实力的增强，才能使中国人得到国际友人发自内心的尊重。
转眼到了回国前夕，研究能力出色的陈佳洱也曾收到留在国外的邀请，但陈佳洱回想起当年大连大学校门走出来的劳动公园，公园里树立着一块“劳动创造世界”的石碑。
“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这六个字对我的冲击太大了，我从那时起就决定，我要做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重返北大 延续半生之缘
20世纪70年代末，陈佳洱再次回到了北大技术物理系，担任教研室主任。1984年从教研室主任升为北大副校长，分管外事、科研。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不清楚自己怎么就当上了副校长。”一旦谈及当校长的那段时光，陈佳洱总是带着谦虚的口气，一直反复地说：“我只是一介书生，我知道自己和蔡元培先生这些老校长相比，谈不上是什么教育家。”
1996年北大校长要换届，让学校的中层干部民主推荐校长，结果陈佳洱排在了第一。他怕耽误自己搞科研的时间，一直推荐另一位先生担任校长，结果教育部找他谈了三次话。“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当校长。”
北大无小事。刚当上校长时，陈佳洱紧张到晚上睡不着觉。虽然自认“不适合”，当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既然硬着头皮当了，“我就要对得起‘北京大学校长’这六个字。至少在我这一任上，能够朝着符合北京大学的地位相适应的方向有所发展。”
1998年5月，在北大百年校庆上，中央正式提出，我国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校庆典礼结束后，陈佳洱立即找了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商讨签订了两校联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协议，包括学分互认、教授互聘、资源共享、后勤共建等八条，并报中央，请求给予支持。后来的“985”大学，正是因为这份报告产生的。
陈佳洱始终认为，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的联合有利于增加两校的综合实力，实现重点学科互补。
互补，可以算是陈佳洱在任北大校长时的一大特色。他当时做出了理科生上语文课、文科生上计算机课的决定，规定文科学生至少修4个理科学分，理科学生也至少有4个文科学分。
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曾回忆道：“记得多年前，北大前校长陈佳洱曾提出北大要开三门基础课：政治、外语和‘大一国文’。这是延续当年西南联大的叫法。当时还规定一定要请最好的老师来教。于是请了中文系两个博导来给非中文专业的大一新生讲这门课。我当时对学生讲，你们要有两双眼睛，一双是科学的眼睛，一双是文学的眼睛，认识世界需要不同的眼睛。”
“科学求真知，人文真善美，这是我父亲对我的影响。”
陈佳洱对学生强调，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是人类文化的精髓，既相辅相成又密不可分。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课程设置，使北大这所综合型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更高的人文和科学文化素质，能为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做更大的贡献。
同时，为了促进学科之间的交融，陈佳洱还提议成立若干学部，比如，人文学部包括文、史、哲等系，社会科学部包括经济、管理学院和法律等系，理学部包括数学、物理和化学学院等，信息与工程学部包括信息、计算机等。
北大的同事这样评价陈佳洱：他不凡之处源自做什么都要“对得起”——学成回国，为了对得起对祖国的承诺；苦心钻研，是为了对得起祖国的重托；担任校长，要对得起“北京大学”四个字……正是这样
一个个“对得起”，成就了他的一生。
陈佳洱，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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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教育家》8月刊。特约记者：刘晨茵 郑文。本刊记者：吕虹。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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