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 影響
上世紀80年代，社會的開放讓中國收到了世界各地的訊息，同時，也將中國的狀況傳遞給世界，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中國不再是封閉的狀態，越來越多的交流為中國社會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而充當使者的人，也成為了影響時代的驕傲。
我在文化啟蒙雜誌 阮義忠
上世紀80年代，臺北文藝圈正紅火熱鬧的時候，阮義忠這個宜蘭鄉下來的青年挎著相機，拍下他心中最具詩意與溫情的臺灣民間。他的著作《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傳到大陸之後，影響了一代攝影人。
阮義忠
1992年，創立《攝影家》雜誌
一隻啄木鳥在三影堂的庭院裡悠閒踱步，阮義忠昂首踏步從石徑上走過，衣襟當風，那鳥驚地撲稜了兩下翅膀，待風過去，又安穩地啄起食。似乎鳥也知道，這老者身上的王者之氣，終歸是沒有侵略性的。這般意氣風發的阮義忠，與我在其他場合見到的他有些不同，此刻的他胸襟微張，施施然帶一點快哉之氣，直到進入三影堂的圖書館大家坐定下來，他的興奮狀態依舊保持著。這興奮來自一下午的暗房教學，那裡是他的絕對領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訪談進行的十分順暢，老先生快人快語，半個小時把我們愉快地打發走，至於他，還要繼續回到暗房，享受一個攝影勞作中的美好黃昏。
踏遍臺灣的每一寸土地
上世紀80年代我就是天天拍照，放照片，寫文章，教學。那些年我幾乎把臺灣的每一寸土地都走遍，每一個鄉村都記錄了，每一個所能寫的故事都寫了。我將臺灣的黃金年代，也就是對農業社會的最後一瞥掃描在《人與土地》、《臺北謠言》、《正方形的鄉愁》、《失落的優雅》……這些圖文書裡面。我實際用眼睛、用我的腳，用我的全部的情感、熱情、時間跟這塊土地發生很密切的關係。我活在我一個人的世界裡，全力以赴做事情，沒有時間應酬，也沒有時間去注意臺北的文化圈怎麼發展，因為文化圈永遠在都市，所謂的精英人士完全引不起我的興趣，我只對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感興趣。
中國第一版引進的《當代攝影大師》
太太即是我的翻譯官
當時，就我太太替我口語翻譯一些，她還不是很情願，她說她要睡覺，很累，我說你讀一頁吧。我用錄音機錄，錄完第二天整理，或者我就不要整理，這樣照抄沒有意思，我應該把我的心得寫進去，因為我讀圖有讀圖的觀念。我的三本書《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跟《攝影美學七問》都是在同一家餐廳的同一張桌子寫出來的，那個外在的環境跟菜市場一樣亂，我早上在那裡寫，每一篇都是一天之內寫完。
八零年代記憶
Q：上世紀80年代末期，你的兩本書，《當代攝影大師―20位人性見證者》、《當代攝影新銳―17位影像新生代》陸續引進到大陸，給大陸攝影界帶來了轟動，影響了一大波的攝影青年。這樣的局面，你在寫作的時候有預料嗎？
A：我寫那幾本書，只是希望跟人家分享而已。既然我吸收了世界上那麼多攝影資訊，我就從我的角度把我的感覺表達出來。先是寫成文章在報紙連載，沒想到影響那麼大。因為那個時候《雄獅美術》是在紐約和巴黎都有得賣，雖然是少數幾個特別的書店，可是旅居海外的華人已經開始讀到，等到出書之後，影響就更大了。我沒來大陸之前這本書已經在大陸出版了，等到我來了，他們給我版稅，說：“不好意思我們先盜版你的書”，我說：“歡迎盜版。”
Q：當時你在做的事情是拍臺灣本土的故事，你為什麼會想到去看國外的攝影作品？
A:我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我一聽音樂就聽全世界的音樂，我被民族音樂感動，所以不同民族的音樂我都要聽，我有兩萬多張黑膠唱片。作為一個攝影人，我更想要了解全世界不同的攝影師在做什麼，所以我大量吸收了國外的不同地區的攝影資訊，訂閱雜誌，買影集。我是沒有興趣則已，一有興趣就要深入接觸最好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對攝影的瞭解是跟世界潮流同步的。
Q：上世紀80年代在你的回憶當中是什麼樣的？
A：說實在的我並不覺得上世紀80年代跟今天有什麼差別，我隨時都活在一種把全部身心靈聚焦在自己最喜歡的事情上面的狀態。現在是21世紀了，可是我每天的生活都抱著同樣的初衷，看到什麼有興趣我就會一頭栽進去，然後投入擁抱它，所以坦白講任何時代對我來說都是同一個時代，我真的是這種感覺。任何時候對我來說就是此時此刻，我會投入最大的關注在那一瞬間。
Q：每個年代總有屬於那個年代特有的印記，在拍攝中，你感知到的上世紀80年代的印記是什麼？
A：你真的要拍照的話，那個時代，農村裡人跟人之間是彼此信任的，土地還沒有被過度破壞，所以一切都很和諧，我適逢其時，享受了臺灣最美好的詩意，然後我也成長了，90年代我開始放眼國際，沒有精力繼續關注臺灣的後續發展。
我踏上陌生國度 閻雷
上世紀80年代初，年僅19歲的法國攝影師閻雷第一次來到中國，除了他隨身攜帶的相機外，他還帶著一雙好奇的眼睛，他要看看這個剛剛開放的國家的樣子，在這裡，他留下了一段段難忘的回憶。
閻雷
職業攝影師 被授予法國騎士勳章
二十五年過去了，閻雷的上世紀80年代除了美好的回憶甚至一無所有，但他對此無怨無悔。他也絕對想象不到當初那個青年的決定給他帶來了那麼巨大的改變，甚至遠遠超越了他自己的生活。近日，閻雷由於在中國出版圖書而走進了國內攝影人的視野，我們也藉此與閻雷展開了關於他的上世紀80年代的對話。
對中國的嚮往
1979年，當中國一夜之間突然向世界敞開了它的大門，批准第一批旅遊簽證時，我自己彷彿體驗了一把類似主顯節一樣的經歷，我好像預見到了未來一場有關中國的旅行，感受到了那種顯然的天命。他讓我心甘情願地將自己——無論身體還是靈魂——深深沉浸到那個廣袤而偉大的，生活著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人類文化中心當中去。十六歲時，我就下決心要活出一番不同的樣子來。作為一名無憂無慮的少年，我所擁有的資源僅侷限於要實現這個不可能事情的強烈野心，我的幼稚人生觀，我的情緒化，還有我的無知。所面臨的挑戰除了孤獨、恐懼，還有彼時這個剛剛開放的國度所帶來的諸多困難，這裡的一切對我而言都是未知數。
你或許曾經見過他
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如果你在北京某一條大街或者衚衕裡，見到一位身上掛滿徠卡相機，腳蹬一輛破自行車，臉上扣著防毒面具的“老外”在那裡東張西望，時不時“攝”兩下的，那八成就是閻雷。他1962年出生，到今年53歲，自稱屬虎，法國布列塔尼人，屬法國少數民族。閻雷說這個民族的共同特點是才華出眾，性格固執，喜歡離家出走。閻雷當然無一例外地繼承了這些傳統。從14歲他就開始周遊世界，1981年，他19歲的時候第一次到中國，之後他總共來了多少次，他自己也數不清。
不會受騙的“老外”
閻雷最愛吃的中國菜是“宮保雞丁”和“糖醋里脊”，屬特無聊的兩道菜。閻雷的漢語說得非常好，與他交流不會有什麼語言上的障礙。每當有中國人誇他漢語說的好時，他總是很“謙虛”地說“一般吧，比你好不了多少。”據說有一次他到一箇中國餐館吃飯，服務員見是一個外國人進來，便互相小聲說“來了一個老外，宰他一頓。”閻雷聽見後，大聲說：“你才是老外！想宰我，沒門。嘿嘿！”
閻雷所著圖書《昨天的中國》
八零年代記憶
Q:你覺得上世紀80年代中國年輕人有什麼特點？
A:上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與現在很不同，首先那個時代很特殊，整個社會都在走向開放，所以年輕人對社會的反應很強烈，他們關心社會。而今天，大部分年輕人都陷入了自我的世界中，80年代沒有“自我”這個詞，大家都很集中，特別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輕人，會聚在一起跳舞、讀書，討論社會問題，如果誰那個時候能拿到一份英文報紙，那可不得了，很多人都會聚在一起來討論國外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所以說，80年代的中國年輕人會比現代更具有社會責任感和活力。
Q：上世紀80年代中國很時尚嗎？
A:那個時候的中國甚至比現在還要時髦，在整個上世紀80年代中，大城市的發展雖然剛剛起步，但是可以看到，全部的先鋒時尚都湧入中國，男士們會穿西裝打領帶，而女士們的連衣裙和挎包也都很精緻，你可以看到美國的時尚、法國的時尚、英國的時尚都進入了中國，而這時的中國人會全盤接受，雖然不加選擇，但相比現在的中國，那時候的人甚至更在意細節。
驚奇與冒險 外籍影人中國行
攝影家閻雷與他的朋友們在中國開啟了三個月的旅行，旅行中他們帶著驚奇去發現陌生的國度，當然還有那些至今讓閻雷難忘的攝影經歷
社會的速寫
我們啟程踏上了一場為期三個月的冒險。一到機場航站樓，我的畫家朋友西蒙就迫不及待地開始畫起來。他很快就學會了不去等待事情的發生，於是拿出鉛筆，速寫一些形狀，留待到賓館後再仔細重溫。四個“蠻子”全然自發的行為引來了路人的好奇。他們駐足旁觀，吃驚地看著幾個外國人如此自然地做著如此出人意料的行為。在中國，你可不能隨便坐在地上，手裡拿著一支畫筆畫那些日常瑣事。圍觀我們的人有十幾個，他們吃驚的同時又對我們在他們眼皮子底下創作的中國形象極感興趣。對他們來說，在來訪的外國人那裡發現一個與自己的經驗如此不同的生活方式，這一點既令他們感到不安，又讓他們十分尷尬。這樣的經歷每天都在進行，但是直到那天在北京火車站，形勢開始出現了出人意料的轉折。像任何一箇中國的車站一樣，大廳裡擠滿了踟躕的人們：穿卡其布軍上衣的農民萎靡不振地坐在建築工地用的防水油布上，留平頭的便衣警察，候車室裡的城裡人，穿開襠褲的小孩兒，一切都那麼扭曲又天真。斯瓦茲克，韋利和西蒙正在畫素描。車站裡所有人都看到了畫布上的自己——他們擠進了一個紅紅綠綠的車站，他們是無名而疲憊的，卻又被這個等待和拋棄交織的時刻所深深吸引。
四川成都的人民路 1986年
北京某衚衕內交談的老人 1985年
北京長安街 1988年
北京天安門廣場 1985年
上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與現在很不同，首先那個時代很特殊，整個社會都在走向開放，所以年輕人對社會的反應很強烈，他們關心社會。而今天，大部分年輕人都陷入了自我的世界中。——閻雷
荒誕六小時
當西蒙在北京火車站展開自己的畫作以便讓我拍攝時，局面突然第一次急轉直下。旁觀者將我們的行為解讀成反對中國的舉動，警察出動，把我帶到一個公安機關去問話，在那裡我度過了卡夫卡式荒誕而恐怖的六小時。我的行為讓警察們覺得頗不舒服：我竟然主動開始自我批評。還站到了桌子上！我解釋說：“我只是一個來中國學習偉大的中國文化的笨學生，但是我們學得慢，理解得也慢。”我的懺悔讓形勢得以緩和。我又開始自己審查作品，黑點將成為這幅作品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作品中間打太極的警察被我用一團墨水給塗了，躺在車站地上的一個未完成的腦袋也被塗掉了。這幅作品應該叫做“自我批評墨水覆蓋下的北京火車站””直到十五年後，那些被審查掉的人物形象才緩慢地穿越墨水，重見天日。
對少數民族的好奇
那時貴州安順也剛剛對外國人開放。我們對這個地方充滿了好奇。安順是一座讓人暈頭轉向的迷宮，通道旁邊都是古老的木頭房子，這座城市彷彿停留在了另一個時空裡。每逢趕集日，不同少數民族的人們就會聚在一起，形成一場色彩斑斕的狂歡，銀色的首飾、紅色和黃色的雨傘，與千里之外處處瀰漫著灰色陰影的大城市全然不同。我們學會了辨認瑤族，他們黑色的衣服上總是裝飾著紅色的刺繡；而苗族則對藍色情有獨鍾，尤其偏愛幾何式的設計、首飾和羊頭纏頭巾；還有布依族和他們的蠟染技術。
北京長安街的上海牌汽車 1986年
北京天安門廣場 1985年
山西大同 某照相館 1988年
北京三里屯 商店內的銷售人員正在使用算盤 1986年
北京 三里屯使館區
閻雷不是一個新聞攝影記者，也從不自稱是藝術家，他只拍攝他認為很美的“故事”。—— 那日松
山村照相館
有生以來，我第一次體會到了中國南部山區的民族多樣性。對那些生活在偏遠山谷的村民來說，我們這些歐洲人的到來是令人不安的。路過的人們臉上露出來的首先是驚訝。對他們來說，我們的存在是不可思議而令人吃驚的。他們盯著我們，眼神中流露出好多不可言語的問題。然後突然之間冒出一個念頭、一個微笑和一個姿勢就會緩和他們的驚奇。你所要做的就是耐心點，慢慢來，千萬不要強行打破固有的節奏。這些臉龐啟發了一系列照片的誕生。斯瓦茲克、韋利和西蒙準備了一幅巨大的色彩繽紛的花布作為背景，同時為我準備了一臺寶麗萊相機拍攝人物肖像，並送給村民們。人們帶著一種驚喜感融入到遊戲當中，他們陸續來到花布前面。一個扎著馬尾辮的農民在她的自行車旁邊擺出了亞馬遜族女戰士的姿勢：一位苗族婦女帶著驕傲而甜美的微笑抱著她的寶寶；活動和禮物大受歡迎，以至於第二天兩百多人在我們旅館前排起了長隊，揮動著他們的右手。這正是甩幹寶麗萊相片的動作！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經歷了一次文化啟蒙，對成長於那個年代的人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們是如此懷念那段貧乏、簡單，而又充滿激情的歲月，其擁有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十分豐富。
拍照再次惹麻煩
我們的運氣並沒有持續很久。警察把我們限制在賓館裡，因為違反了在禁止區域開展活動的條例，城市周圍的區域尚未放開。他們像對待囚犯那樣給我們拍照。正面一張，左側面一張，右側面一張，手指蘸上墨以採集我們的指紋，接著雙方針對不可避免的自我檢討開始角力。我們拒絕用中文簽名，“這個錯誤是無意犯下的”。這塊區域並沒有標誌-用英文-註明這裡是禁區！經過三天的協商，罰款被定在了每人50元。
瘋狂至極的舉動
在上一事件結束的兩天後，我決定再去為蒼翠茂盛鄉村多拍一些照片。為了躲開守在我門口的警察，我把幾張床單打成結順著窗戶爬了下去，並截住了經過的第一輛小摩托。司機開心地決定邀請我與他的父母共進晚餐。我被他帶到一座兩側豎有塔樓的奇怪的要塞前，沉重的鐵門緩緩打開。我發現這處營地裡到處都是穿著棕色衣服、腿上戴著腳鐐的男人。司機的父母是這裡的監獄看守！簡直是愚蠢和瘋狂至極！我偷偷地從賓館逃出來，竟莫名捲進了一座監獄，一邊周旋在各色人之間與監獄長把酒言歡，一邊祈禱千萬別被他們發現我的照相機。
山西大同 拉傢俱的人
大同至北京的硬座車廂 1988年
遼寧瀋陽 軍區招待所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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