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獲自由後，申思決定先解決一下困擾自己多年的膝關節問題，他動了手術，現在恢復到可以慢跑的程度。平時得空就往健身房鑽，踩個自行車、25米的池子游上十幾個來回不成問題。在45歲的年紀上，他終於成功避免了墮落成一個油膩男人。人到中年，申思如今時常反省自己年輕時的言行，比如20歲出頭那會兒為了“搶逼圍”死活要和徐根寶爭個高低，“有啥意思呢？”他現在只和自己的身材較勁了。

國慶前夕，晨報記者去幸運星足球俱樂部採訪了作為老闆之一的申思。除去和根寶之間的“恩怨”，我們也談到了已經去世的王國林，還有其他那些在他前半截的人生中無法迴避的人和事。他在這次採訪中首度分享了6年鐵窗生涯的經歷和感悟，申思覺得，這段歲月幫助自己理解了真實的人性，因而終不算虛度。至於未來的路，漫長且未知，他想走得更穩紮一點，有意義一點。因此，除了重獲健康的膝關節，還需要一點兒夢想，這個夢想便將由幸運星那些年輕球員去實現了……

出獄即將滿5個月的時候，申思接到了王國林的死訊。

去年8月29日晚上，這名昔日中遠俱樂部的老總在和朋友踢野球時猝死。在後來媒體對於這場突如其來悲劇的報道中，幾乎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王國林人生中一段悲情的過往——2003年因為最後一輪比賽的假球事件無緣末代甲A冠軍。當時參與其中的幾名隊員就包括申思，江津、祁宏和小李明，他們後來都為之付出了牢獄的代價。事件的環到這裡其實已經閉上了，但此後很長時間裡，輿論的聲音並不願放棄拷問，就像某篇報道的標題企圖引導的一樣，“申思永遠欠他一句對不起”。

我問申思，直到王國林去世前兩人有沒有機會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他搖搖頭。“我後來和他沒什麼接觸，因為之前合作得也不是非常愉快，僅此而已……”斟酌片刻後他繼而說道，“我想對我們每一個還活著的人來說，首先一點，你要做一個善良的人。然後你還要尊重所有的人。如果做到這兩點，對這個社會、對身邊的人，都是有幫助的。反過來，這個社會也會因為你做到的這兩點，給你一個正確客觀的評價。”

我覺得自己是比較善良的一個人

後面這段話其實在無意中揭示出了某種關於存在本質的真相——人終歸是活在了外部世界對自己的評價裡。逝者已矣，活著的他希望將來的人們如何評價自己？

我想，若干年以後，如果說我好的人多一點，說我壞的人少一點，就可以了。

那麼，回到最根本的問題上來，他認為自己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覺得自己是比較善良的一個人，也是比較正直的一個人。人活著，要能做到問心無愧，過得了自己心裡這一關。

當一個人為自己犯下的錯誤付出了應有的代價以後，他或許有理由認為自己問心無愧了。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那個秘密齧噬著申思的良心。和他一同參與了那場比賽的江津後來回憶，自己在被專案組帶走的這天早上先給申思打了個電話，後者直到下午才回電，說自己被約談話了，並且“都說了”。這是2010年10月，“反賭掃黑”的火勢已經延續了一年，當事人隱約都有預感，那把火遲早會燒到自己身上。事情真的來了，申思倒有了一種解脫感，終於不必再揹負秘密走下去了，這個秘密可以被具化為

他的父親申平會永遠記得兒子出事的這一天。這天老人去世博園參觀，回來接到兒媳的電話，說出事了……無須在這裡重複申思他們幾個牽涉其中的這樁假球案始末了，記住的人會一直記住，遺忘的人是因為他們選擇了遺忘。

然而在庭審過程中有一個細節之前可能被淹沒在鋪天蓋地的報道中了，那是在全部的庭審程序結束前，法官對申思說，他可以給自己辯護。申思沒有這麼做，相反他用這段時間對旁聽席上的父親說了一句對不起，“爸爸是個很正直的人，我成為球員，他付出了很多心血，我對不起爸爸，希望以後能盡孝心。”

放棄自我辯護而對父親道歉，申思當時這個舉動是出人意料的。它帶著一種強烈的人性上的訴求，而如你們所知，法庭向來是一個最不需要人情味的場所，所以整個舉動就因為它的矛盾性而在時間和空間裡凸現出來。多年以後，他解釋自己當時的行為這樣說道：

父母培養我踢球，從小對我引以為豪。一直讓他們感到老自豪的兒子突然之間卻給他們帶來如此大的傷害，一生裡最大的傷害。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再怎麼樣也都是可以挺過去的，可我當時擔心他們會挺不過去，

這個打擊對老人來說太大了。

一輛摩托加一套兩室戶分房 這就是我20歲的職業夢想

法庭上的另一位父親、江津的父親江永林內心充滿了迷茫。他的二兒子江洪多年前因為拒絕踢假球而被迫退役，小兒子江津則是因為踢了假球鋃鐺入獄。這一家的悲劇折射出了中國足球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人在其中永遠不知道正確的出路在哪裡。老人問自己，當初一心為中國足球培養人才，是不是錯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當申平每晚藉著一點路燈光亮、在家門前那塊小小的空地上逼著申思學習如何用身上12個部位顛球的時候，他內心無疑懷著和江永林相同的志願。在那個年代沒有誰指著靠踢球發家致富，這是突破人們想象力極限的事情。到了1993年，申花成立職業俱樂部前，20歲的申思已經進入它的前身上海隊，當時是隊裡最年輕的一個。

他的職業球員生涯是在一列擠滿了回鄉務工人員的列車上開始的：那年春節前夕他接到集訓通知，趕著春運潮坐了30多小時火車去廣東和球隊會合。他描述自己在火車上去廁所的經過，“踩著地上人群的身體，高一腳低一腳跨到廁所前，再大聲吆喝把裡面的人趕出來。”

申平後悔自己沒有狠狠心給兒子買一張飛廣州的機票，他想，下一次怎麼樣都得讓申思坐飛機去。沒有讓這對父子為了機票錢而糾結矛盾的下一次了，職業足球這股風即將刮遍全中國，當時上海隊主教練王后軍這樣向自己的隊員們解釋職業球員的概念，“你們以後每個月都能拿一萬元了！大家都要變成萬元戶了！”

申思趕上了職業足球這股風潮

這一年（1993年）我們每個月的基本工資一百多塊，還有一些訓練獎金啥的，像老一點的球員有一千多港幣，我們年紀輕的就五百多。因為當時贊助球隊的愛克發是個德國膠捲公司，總部設在香港。這一年下來，我的收入已經超過我爸媽了。

每個月去銀行兌換總歸是樁麻煩，申思的港幣就放在家裡。換句話講，以上海當時的生活水平，一百多塊的月薪足以維繫個人的日常開銷了。

還沒申花俱樂部這會兒，王后軍是我們的教練嘛，他跟我們描繪職業足球，說了淺顯的一點就是，以後大家一個月可以拿1萬元。我後來和朋友說這件事，我說自己進上海隊20歲，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我們隊里老隊員都有進口摩托車。所以我當時的職業夢想就是能夠在23、24歲的時候騎上進口摩托車，然後球隊能幫我在曲陽新村分一套兩室戶的房子。

申思後來沒買摩托車。1996年的一天，他和當時的女朋友騎摩托車出行發生了一次嚴重車禍。滬上的報紙寥寥幾句話報道了這次事故，並沒有引起外界過多的渲染。在沒有網絡的年代裡，大家都活得矜持本分，專注於自己眼前方寸世界裡的生活。二十多年以後我們舊事重提，他哈哈大笑，這是一個多小時的採訪中

那會兒，申花隊裡球員只有三張自備車牌照，給了范志毅、成耀東和我。他們兩個是正副隊長，而我呢，因為當時在申花踢不著，就要求轉會，準備去大連隊。為了留住我，俱樂部把第三張給了我……

我們承擔了該承擔的責任 僅此而已……

一切都是命。申思的職業生涯連頭帶尾不滿12年，卻正趕上中國足球最好和最壞的時代。這樣的時代成就了他，給予他金錢和名利，並最終摧毀了他。2005年退役後他接受採訪，直言中國的足球聯賽其實是一個畸形聯賽，而自己算是這個畸形聯賽中的畸形受益者。今時今日，當一切榮辱都過去後，重新審視自己的命運，生逢這樣的時代究竟是幸運還是不幸？

當然是……幸運要多一些。你看，在我們之前的幾代球員能力和成績不輸我們，但社會地位和財富積累這些方面，和我們這一代不能放在一起去比較。這不是因為我們踢得多好，不過是機遇賦予我們的，讓我們不僅在足球領域留下印記，更成為這座城市一部分美好的記憶。定格了，再不會被改變了。這是我們最幸運的地方，必須要承認這一點。

但他也承認，這樣一個特定的時代決定了很多錯誤會相對難以規避。

這事情（假球）一定會存在，這就是足球。我想，自己現在用不著去迴避什麼東西。反過來說，很多東西也不會因為迴避了就不存在。對我們來說，作為這事的一份子已經承擔了自己該承擔的責任。但在這件事情裡，我們不是起主導作用的人，也不是起策劃作用的人，所以我覺得這事有我們國家特定體制下的因素。

曾經有很多聲音為申思他們鳴不平，認為球員只是身處假球這根利益鏈底端的人，很多處在更高端的人都僥倖逃過了法律的懲罰，他們幾個人等於是擔荷了遠比自己所作的更大的惡。

球員只是假球“利益鏈”中的一環

很多朋友覺得，我們幾個是“觸黴頭”。我覺得不是，這是人生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命運的一部分。命運是一環連一環的，在你作出錯誤選擇的時候就要有這份意識，未來有一天應該為此受到懲罰。我們所做的這件事首先不是對的事，這是要定性先定掉的。為此，我不會怪罪這個時代或者其他人，因為這個選擇完全取決於你個人，你作出錯誤決定，就必須為此買單。如果內心還覺得不平，這是是非判斷出現偏差了。

他承認犯了錯，但拒絕自己作為一名球員、一個人因為這個錯誤被徹底否定。“我們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如果要往更深層次說，無非就是把所有細節和人事翻一遍、理一理，我相信社會公眾有自己的判斷力，你把這事一五一十地還原，大家會得出自己的判斷。或許若干年以後，我們可以再來說說到底怎麼回事。”

參加鑼鼓隊、拿到大學文憑 對這世界的態度更開放了

他是在不經意中看到那個人的，那個活在獄友們傳說裡的人。申思剛進去就聽說過他，

彷彿一扇大門被打開了，門後連著一個他之前連想象都不曾到達過的世界。“我們運動員的生活其實比較單一的，進了監獄以後，以前沒接觸過的社會階層，以前沒碰到的事情全都碰到了。”也不盡然是壞事，申思說，歸根結底還是要看你在裡面怎麼做人。

我以前踢球的時候在球隊裡，那是一個男人的世界；進了監獄以後，等於走進了另外一個男人的世界。這兩個世界雖然天差地別，但都是由男人組成的，所以有一些規則是互通的。在男人的世界裡要讓自己被接納，你首先要像個男人，積累你的口碑。我接觸過有些犯人，經常做點狗屁倒灶的事情，背後打打這個那個的小報告，這種男人平時在生活裡就讓人不齒，那在監獄裡也一樣被厭惡。

申思在裡面的口碑不錯，“我也交了些朋友，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時候我就發現，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這些都很正的嘛，這種人怎麼也淪落到這裡來了呢？”

判決後的第二年，青浦監獄舉行了第五屆服刑人員運動會。申思在開幕式上一張白褂子紅頭巾、敲著安塞腰鼓扭秧歌的照片很快在網上傳遍了，這是外界唯一一次得以窺探到他在高牆內的生存狀態。

“我在裡面學起來的（腰鼓表演），他們平時會創造各種各樣的活動機會，都是自願報名參加的，但也會有篩選。”在他所服刑的監獄裡，每週三是固定的教育日。像他這樣報名參加鑼鼓隊的人，就會跟著專業的指導老師練習，一練一個下午。對於體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事先都需要進行選拔。

有些奇怪的是，被照片定格的那個瞬間的淡定微笑，竟然很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整個服刑期裡的一種常態。這有悖於人們的慣性思維，他們想當然地以為那些生活在高牆下的人內心必定是壓抑、消極的。申思很久前已經決定，既然這段日子自己必須要去經歷，就要儘量過得好一點。

我問過自己，往後這幾年的日子註定是黑暗的了，那以什麼心態去過？想想還是應該開心地過，過得充實一點。不管是外面還是裡面，沒有一天應該被白白浪費。他們有那種開放大學，幾個專業讓你選，有計算機管理啊、物流什麼的。我去報名了，最後選的計算機管理，在裡面也把大學讀出來了，拿到了文憑。看了很多小說，還有英文書，我是一直喜歡讀書的。學習之外呢，就積極參加了各種文娛活動和體育比賽。所以我回來以後，親人朋友看到我的狀態都很開心，他們說“你挺好的嘛！”這是因為我那幾年一直試圖保持好的心態。

在申思看來，這段經歷最可貴的一點，是讓他成了一個包容度更大的人。監獄是個濃縮的社會，人性的每一面在這個空間被縮小了的世界裡都被一一放大、凸現，申思觀察並思考著。“我現在特別能理解不同世界觀的人，每個人受教育的程度和他生活成長的環境都不同，就導致對同一件事有不同認識。原來我想象不到，現在可以理解了。我談不上成為了一個更寬容的人，但至少能做到去理解，我現在對世界抱有一種更開放的態度。年紀輕的時候，我的世界觀是很狹窄的，很絕對的。”

多年後得到根寶認可 徐指導是一個有胸襟的人

如果是現在的自己遇到徐根寶，他覺得兩人之間的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在和徐指導的事情上……當時我們最大的分歧是理念上的差異

申思記得根寶有一次問他，是不是對申花踢法有什麼想法，心直口快的他自然是直抒己見：

我說搶逼圍是肯定對的，但世界上沒一支隊能自始至終在90分鐘裡實行搶逼圍的。我們肯定要選擇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場區進行搶逼圍。我另外還提出了一點，就是搶好了球以後我們要做啥？好，那麼直到十年以後他再講出來，“接傳轉”。而我當時的理念已經是這樣了，搶逼圍是要的，但是也要接傳轉。徐指導覺得那個時候的申花是不需要接傳轉的，只要搶逼圍就行了。是這樣的一種分歧，在足球上，這就是很大的分歧了。

他後來反省了這段過往，“或許當時年紀再大個十歲，這事裝個糊塗也就過去了，沒啥必要。但我當時是小朋友呀，我就較真。足球怎麼可以只有搶逼圍，只有後衛開大腳傳給前鋒呢，足球不應該是這樣的呀。足球應該是踢PASS，要接傳轉嘛。”根寶是家長制的教練，他要求的不是獨立之精神，而是絕對之服從。在他執教申花的年頭裡，申思始終不得重用。所以當時間來到幾年後的2002年，那場直到現在仍被頻繁提及的

怎麼說呢，當時整座城市都在為這場球瘋狂，作為一個親身參與者，你很難保持冷靜。我當然受到的壓力更小一點，但作為祁宏來說，全場的球迷都拿著人民幣對他揮舞，我相信看到了這一幕，對每個人來說心裡都是有觸動的。現在想想也是一段蠻有趣的回憶，再也不會有當年那種氛圍了。那時候報紙上媒體的觀點和傾向性都很鮮明的，現在看不到那種很激烈的意見表達了。

後來申思去中邦做教練，有時球隊和東亞踢比賽。“徐指導就和中邦老闆衛平說，‘你看申思，自己踢球的時候防守不怎麼樣，帶的隊防守倒挺好的。’我聽說以後就很感觸，在我球員生涯裡和徐指導合作不是很愉快，但當自己走到教練崗位上，取得一定成績的時候，作為一個老教練他還是認可我的。”遲到的認可也是一種慰藉。

我們做人，恩怨是一方面，就事論事的態度也是很重要的，這就能看出你做人的胸襟來。

後半生唯一目標 培養出踢五大聯賽的球員

“我踢球的時候不是防守類型的球員，但應該怎麼防守，應該怎麼去壓縮對手進攻的空間這我是搞得清楚的。”申思現在從事青訓，和當年帶中邦一樣，絕不讓球員忽略防守這一環。他對於巴薩的熱愛一直延續至今，因此幸運星俱樂部從創立之初就堅定了“踢巴薩一樣的足球”這個思路。

致力青訓的申思在今年YICC14歲國際足球挑戰賽的開幕式上演講

巴薩是最講究傳控的球隊，他們很多傳控的訓練方法突出了兩條，一是無球時怎麼創造空間，怎麼把場區擴大；二是一旦控球失誤以後隊員馬上要反搶。這不是靠教練在場邊拼命喊“反搶！反搶！”就行的，我們平時就通過訓練場景的反覆模擬，要隊員自然而然做到快速反搶。中國聯賽和國外聯賽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我們攻防轉換速度慢。我覺得問題就出在我們球員從小養成的習慣就不是最好，我們現在做的這個事情，就是讓他們把習慣養好。像這些一、兩年級的小朋友還不太會踢球，但我們已經在和他們強調攻防轉換兩端速度如何加快，要讓它融入到肌肉的記憶裡，成為一種下意識的反應。

申思對於足球還是有激情，講起青訓，眼裡竟有光芒閃閃爍爍。父親申平在他出獄那天對相熟的記者說，兒子回家路上就急不可耐地和祁宏在電話裡商量俱樂部的未來運作了。讓申思覺得欣慰的是，這家自己參與打造的俱樂部並沒有因為他和祁宏受到牽連，他們缺席的那些年裡，總經理易文斌和張勇他們堅持了下來，俱樂部的規模也在慢慢擴大，他們如今教練員就有50人左右。

幸運星與復娛文化簽約現場上申思進行發言

幸運星成立的前十年裡，我們培養的球員進了上港、申花，還有國家隊，國奧隊和國青隊。後面十年，我想把我們球員在質量上再提高一下，要培養一些進入五大聯賽，和其他歐洲頂級俱樂部的人。對我來說，這就是我後半生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目標。人還是應該給自己定一些目標的，這樣活著會覺得有意義。

手記 “感恩”

在後來漫長的年月中，申思其實更願意回憶起2003年的那場德比。

當時申花站的是阿爾貝茨、佩特科維奇，帶于濤和王珂四個中場；我們這裡我、祁宏、王贇、李彥。等於我們兩個中國國家隊的帶青年隊，他們那裡兩個外國國腳帶兩個國青，但我說起碼在中場控制力上面是沒啥大區別的，某種程度上中遠控制得比申花還好一點。講下來就是申思、祁宏和阿爾貝茨、佩特科維奇二幹二的能力是不差什麼的，因為其他球員都差不多。

現在中超就絕不可能出現當年的場面了，“我前陣子和人聊到上港的奧斯卡，既然俱樂部願意花這麼大的價錢去引進一名外援，這就意味著和他同位置的中國球員肯定沒有競爭的機會了。”他說得比較婉轉，其實就是不具備相當的競爭力。他講起自己離開申花那一年，在國際上轉會的身價大概在六、七十萬美元，而申花買來頂替他的佩特科維奇身價在三百萬美元左右，“其實水平也差不了多少”，他說，如果能留得住人，也不用花這樣的數目去引援了。

申思和佩特科維奇一起看俄羅斯世界盃

中國足球何以走到這一步，問題出在哪裡大家都知道。怎麼去解決？說了也是白說。申思就一個想法，自己踏踏實實搞青訓就行了。對於看著他踢球成長起來的那批上海球迷而言，他們應該更想聽聽申思對於如今的申花，尤其是柏佳駿和曹贇定組合的看法，畢竟球隊只剩下這條左路黃金走廊算是對當年王者之師的某種傳承了。比之吳承瑛和他的組合，哪對更強一些？他笑了笑，避開了。

吳承瑛的情況比較特殊，像他這樣體能狀況的運動員確實是太少見了。因為有了他這種超強的上下跑動能力，再配上我這傳球能力，確實我們左路的進攻對對手的衝擊力會更大。很少有對手能跟住他的節奏，直到現在我也沒見過中國有球員有他這種往返能力。像我們一般人可能中高速距離一場也就1000米、2000米，他就能輕輕鬆鬆達到4000米或者更多。

他還是認可申花的這條左路，但對於曹贇定的使用，申思有自己的想法，“像這樣的球員應該考慮讓他踢中間，取代外援位置以後，申花就有空間調整更加需要的位置，比如中後衛啊，或者是找一個更有突破能力的前鋒，這種外援位置就能騰出來了。”

老申花踢了場野球

在時間滌淨了曾經的恩怨之後，對於申花，他內心是否還剩下某種可以被稱為感情的物質？“兩個字，”申思說，“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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