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地球的“女神” 一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剧作家、诗人、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以其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贡献和突出地位，被誉为中国文化战线上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光辉旗帜。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乡。沙湾依山傍水，迎面流泄着湍急的大渡河，背后横亘着雄伟的峨眉山，身边更有着清澈见底的茶溪蜿蜒而下，把这块有“海棠香国”之称的土地装扮得倩丽多姿。郭家原籍福建汀州府宁化县。据说祖先是“背着两片麻布上川的”，靠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家道几经兴衰，直到父亲这一代，才真正熬成殷实的中等地主兼商人家庭。
郭沫若本名开贞，1919年首次发表新诗时，自署笔名“沫若”，并以此为号。这是由其故乡的两条河，“沫水”与“若水”合拢来的，“沫水”即大渡河，“若水”为青衣江，意在时刻提醒自己不忘故土。
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略通医道，大半生以经商为业；母亲杜遨贞是一位聪慧的、败落了的官宦人家的女儿，十五岁下嫁郭家，略通文字，能诵数百首唐诗、宋词。母亲对他影响最大，郭沫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从小遍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史记》《汉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及大量的诗、词、曲作品。由于记忆力非凡，从小便打下了异常坚实的文史基础，也培养了他最早对诗歌的兴趣。
少年时代，郭沫若先后在乐山和成都读小学，这时正是旧学和新学交替时期，他受到了双重熏陶：一方面他阅读了大量古书，尤其对屈原、李白、辛弃疾等具有浪漫主义诗风的诗人产生浓厚兴趣。另一方面，他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外国名著，如梁启超译的《经国美谈》、严复译的《天演论》、林纾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文学作品，初步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和民主思想，培育了他强烈要求冲破封建牢笼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1911年初，国会请愿风潮波及四川，成都学界立即响应，年轻的郭沫若是活跃分子之一，被推为中学出席会议的主要代表。学校的监督叫他带同学们回学校上课，他却说连监督都叫不动的，我怎么有那样大的魄力呢？为此，他差点被学校强行辞退。
“万户千门入画图”的成都素以富庶繁华著称于世。秀丽的山水、富庶的物产、古朴的文化、优雅的环境，这些极具魅力的城市风物人情，吸引着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以致有“自古诗人例到蜀”的说法。郭沫若与周太玄、李劼人、王光祈、魏嗣銮等同学，课余饭后，时时登望江楼远眺、临武侯祠扼腕、沿浣花溪咏怀、赴草堂寺明志，徜徉于芙蓉国度，迷恋于名胜古迹，沉醉于赏景赋诗。阳春三月，金柳随风轻摇，条条弄碧。这应该是充满生机、充满希望的时节，而国运日衰却让心忧天下的郭沫若黯然神伤。
四川高等学堂伴随着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救亡，始终与人民同甘苦，与祖国同命运，与社会同进步，始终引领着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1911年初，国会请愿风潮传至四川，成都学界立即响应，由高等学堂发起召集各校代表在教育总会开会，活跃的郭沫若被推为出席会议的代表之一。大会通过决议：全市罢课，要求赵尔巽总督代奏清政府，敦促早开国会。这是郭沫若投身国家大事的第一次壮举。6月17日，成都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郭沫若奔走在激愤的人群中，慷慨陈词，为民请命，力主收回筑路权。9月7日，反动势力大开杀戒，请愿志士的鲜血洒满了成都街头。革命的激情、旧势力的残酷、志士的鲜血、街头巷尾的尸体，都成为印迹，深深地烙在郭沫若的心里，化作他心底对反动派永远的痛恨和对人民无限的同情与热爱。
郭沫若常常被欣然赴死的邹容、徐锡麟、秋瑾、温生才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的他深信，只有这些不吝血肉之躯的革命党人才能拯救中国。他对革命党人甚是神往，“时常在幻想，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遇到一位革命党人”。他在生活中寻觅，在现实里找寻，可是却始终不曾找到一个他心目中的真正的革命党人。
武昌起义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各省纷纷响应，相继宣布独立，这让激情澎湃的郭沫若欣喜若狂。11月24日深夜，四川宣布独立的前夕，郭沫若和同学们已经等不及了，就先在自己的头上“革”起“命”来，把象征旧势力的长辫剪去。他们望着彼此“解放”了的脑袋喜不自胜。次日凌晨，激动得通宵未眠的郭沫若，又与同学们一起冲进校长室，把惶恐不安的学监都静阶的辫子，两剪刀干净利落地“革”去了。“绝代豪华富贵身，艳色娇姿自可人。花国于今非帝制，花王名号应图新。”在“革命成功万岁”的欢呼声中，清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中华民国诞生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
激情燃烧的岁月，时间过得很快。中学即将毕业，郭沫若毕业后当何去何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长兄多次劝他进法政学堂深造，但他鄙屑宦途，拒绝了。他认为，救国最重要的方法乃是实业，而要创办实业就不能不学好数理，因此他考进了四川高等学堂理科。在这个以输入世界知识、创获现代智慧、光大科学文明、培育杰出英才为根本的良好环境中，郭沫若尽情地汲取着各科营养，贪婪地博采着众长。然而，“应该注重的数学有点畏难，心想轻视的文学却爱来引诱”。当他读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箭与歌》，便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好像“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的精神”，从而孕育了“诗的觉醒”。在这段特殊的求学时期，文学与数学交融，诗歌的躁动和数理的理性交织，开启了这位后来的中国文坛巨匠的又一扇智慧之门，形成了又一个创新之源。
1913年10月23日，郭沫若怀着“救国济民”的抱负走出夔门，1914年初抵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15年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三年毕业后考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科。当时日本的医学属德国系统，凡学医必须学德文兼学英文，以文学作品为读物。因而把他本已放弃的文学情绪也煽动起来。泰戈尔、海涅、雪莱、惠特曼、歌德等著名诗人的作品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6年起他开始尝试进行白话新诗的创作。
惠特曼对他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泰戈尔。那种自由奔放的形式，豪迈粗犷的诗风和强烈的民主主义精神，使他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雷般的煽动。歌德作品使他对自己偏于主观的浪漫气质和个性获得明确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以“主情主义”为核心的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他曾反复强调：诗的本职专业在抒情。他还称歌德是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的球形的天才。他说：“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诗雄而不丽”，“歌德的诗则是雄丽的巨制”。
与此同时，因为喜欢泰戈尔和歌德，郭沫若和哲学上的泛神论思想接近了。泛神论是16至18世纪流行于西欧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有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等。泛神论否定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否定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认为神不在自然界之外，而是和自然界融合为一，神即自然，自然即神。歌德的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明显地表现了泛神论思想；泰戈尔的名作《吉檀迦利》也充满着对万物化一的泛神的歌颂。郭沫若则用自己所理解的泛神论思想来印证古印度哲学，并对中国古代老庄、孔子和王阳明哲学思想进行“再发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泛神论思想。
这种认识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直接的诱发催化作用：一方面“神即自然”的观念，使他反因袭、反传统、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找到了哲学依据。另一方面“物我之间”的境界，使他思绪飞腾，产生了郭沫若式的奇特想象，把宇宙万物拟人化、诗化，视之为生命的抒情对象，为创造囊括一切的形象体系扩展了广阔的思路。郭沫若当时认为诗人的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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