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曆史上無數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對於我國人口分佈狀況的形成有著巨大影響，它在客觀上大大促進了我國多民族的融合和經濟文化的交流，從遷移的原因來看主要有政治需要、戰亂逃難和經濟謀生三種。
一、政治需要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後，建都咸陽，為把關中發展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政治中心，“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估計人口總數在70萬以上。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為了戌邊和開發新區，派大將蒙恬率30萬大軍，奪取了河套廣大地區，在河套建城設縣，遷徙內地人民到那裡，發展生產，加強邊防。同年，秦朝派軍隊征服了珠江流域的百越族。秦朝政府在那裡設置桂林、南海、象郡，派官進行治理，還遷徙50萬中原人民到那些地區，與百越族雜居。
西漢初期，為了“實關中”，劉邦繼續由關東向關中大規模移民，總數不下30萬人。西漢中期隨著對匈奴戰爭的節節勝利，武帝組織了向西北邊疆的大規模移民，總數70餘萬人。此外，漢武帝還派人到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在四川、貴州、雲南等地建立郡縣，加強內地同西南的聯繫。
為了接受漢族的先進文化，加強對黃河流域的控制，494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從而使大量的人口從內蒙古西部和山西北部遷到河南一帶。
從16世紀開始，一些歐洲殖民者相繼來到我國東南沿海地區，進行侵略活動。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在我國廣東澳門的居住權。1557年以後，他們在澳門私自擴展土地，建築炮臺，設立官署，開始了對澳門的長期佔據。在鴉片戰爭中，英國強迫清政府割佔香港，這樣大量的外國人口遷移到我國居住。
明末清初，漠西蒙古中的土爾扈特人西遷到伏爾加河下游遊牧，因不堪沙俄的控制和壓迫，於1771年在首領渥巴錫領導下，發動武裝起義，歷盡艱辛，長途跋涉，終於迴歸祖國西北。
二、戰亂逃難
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為躲避戰亂，大批北方居民遷居江南，帶來了先進的耕作技術，吳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山越和漢族一起，共同開發江南。
西晉末年，許多北方人為逃避戰禍遷往南方。317年逃到江南的官僚、貴族、大地主，聯合江南大地主建立了東晉。這一人口遷移過程一直持續到南朝，北方農民的南遷，為南方增加了勞動力，也帶來了比較進步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他們同南方勞動人民共同開發了江南地區。
五代十國時，許鄉中原人民流落到江南，增加了那裡的勞動力，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
北宋末年，由於戰亂，北方居民為逃避災難，大批人口南下，進一步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
建國前，由於軍閥混戰、日本侵略、美蔣壓迫，許多人為逃避戰亂，背井離鄉，出現了“闖關東”（河北、山東向東北遷移人口）、“走西口”（山西向內蒙古、甘肅向新疆遷移人口）、“下江南”（四川向雲南貴州遷移人口）等習慣性人口遷移特點。從19世紀初到建國前的五十年間由關內遷到東北的人口就有3000萬左右。
三、經濟謀生
東漢初年，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南匈奴遷到河套和陝西、山西北部一帶，同漢族人民交錯居住地一起，共同生活，彼此融合，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西晉時期，西部和北部邊境地區，生活著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他們原是我國北部和西部廣大地區的遊牧民族，自東漢開始陸續內遷，至西晉初年，內遷的匈奴、鮮卑、羯等族共有幾十萬人，氐族和羌族有50多萬人，他們居住在今甘肅、陝西、山西、以至河北、遼寧長城以南的廣大地區。
唐朝以來，有不少信仰伊斯蘭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我國一些地區定居，元朝時候，又有大批遷入中國，他們同漢、蒙、畏兀兒等族長期雜居相處，互通婚姻，逐漸融合，開始形成新的民族——回族。唐朝末年，契丹族（原住遼河上游）勢力不斷擴大，許多中原人民來到契丹境內，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契丹族迅速強盛，後來建立了遼國。
元朝統一以後，許多漢族人民來到邊疆地區，為那裡的開發作出了貢獻，邊疆各族包括蒙古族大批遷入中原和江南，同漢族等雜居相處。
從唐朝開始，我國就有很多人到南洋（東南亞）一帶謀生。鄭和下西洋以後，更多的中國人去到南洋，他們帶去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知識，積極投入南洋的開發和建設，華僑的辛勤勞動，促進了南洋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建國後的我國人口遷移可分為自發的和有組織的兩種方式，逐漸形成了黃河下游、長江下游、四川省和湖南省四個主要遷出地區。黑龍江省由近百年來的人口遷入最大省，近年來變為最大的人口遷出省。原來遷入很多的青海、西藏、新疆等西部省區也變為遷出省區。近年來人口向西遷移的主要是蘇、浙等東南各省的能工巧匠和個體商販。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人口遷入城鎮的“農轉非”，務工經商的“下海潮”和“打工潮”已成為我國目前人口遷移的主要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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