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8日17时55分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经济学的核心是配置稀缺资源。自然要素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而我们的知识将决定我们如何解决这些约束问题。今年，诺德豪斯和罗默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通过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和知识的互相联动，拓宽了经济学分析的范围。
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
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关于技术变化：罗默的研究显示了知识将如何成为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当年增长率在数十年间都能保持一定增长率的时候，“知识”这个要素将改变人们的生活。
过去的宏观经济研究强调了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并没有理论模拟经济决策和市场条件将如何决定新技术的创造。而罗默则通过展示经济力量如何支配公司在创新创造上的意愿，解决了这一问题。
罗默在1990年就发布了这一成果，成为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该理论既是概念性的又是实用的，因为它解释了同一种创新想法对不同商品的意义是不同的，并且将理念变为实践的过程，需要市场提供相对应的具体条件。罗默的理论有为促进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繁荣的法规和政策提供了大量新研究。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
关于气候变化：诺德豪斯的研究结果涉及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影响。上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越来越担心化石燃料的使用将会导致气候变暖，诺德豪斯正是在那时开始研究这一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首创了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即描述全局的定量模型经济与气候之间的相互作用。
该模型整合了理论和来自物理、化学和经济学的实证结果。诺德豪斯的模型如今已广泛传播并用于模拟经济和气候共同发展。它可以用于测试例如碳税等相关气候政策干预经济的后果。
罗默和诺德豪斯的贡献集中于方法论，他们的研究为经济学提供了日后研究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的因与果的基本视角。尽管这两位获奖者无法对问题给出确凿的答案，但他们的发现让我们离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另据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唯一一个不是根据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遗愿设立的奖项，而是瑞典国家银行在成立300周年之际，为纪念化学家诺贝尔而设立的奖项，全称为“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9年第一次颁奖以来，截至2017年，49届里共有79人获奖。平均年龄为67岁。最年轻的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年获奖时他51岁;最年长的得主是2007年获奖的里奥尼德·赫维茨，获奖时已90岁。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以表彰他们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在“发展和应用动态模式于经济过程分析”中的贡献。而简·丁伯根的弟弟尼可拉斯·丁伯根（Nikolaas Tinbergen）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尽管成功整合进了诺贝尔奖的评选体系里，但诺贝尔经济学奖争议辈出。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四名获奖人，皆曾经呼吁废除此奖。哈耶克领奖时表示，倘若当年征询他的意见，肯定不建议设奖。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构呼吁瑞典皇家科学院废除经济学奖。2001年，诺贝尔家族成员在《瑞典日报》上发表公开信，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认为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降低了诺贝尔奖的格调。
2018年诺贝尔奖只颁发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和平和经济学五个奖项，文学奖推迟颁发，替代方案为“计划于2019年颁发”。
日本人又荣获诺贝尔奖了
瑞典作为一个斯堪维纳半岛的北欧国家，对于大多数亚洲人来说，显得陌生。但是当你提到“诺贝尔”或“诺贝尔奖”，几乎无人不知。可以说，“诺贝尔奖”已经成了世界各地的人了解瑞典的一个窗口。
更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评选的是顶级的科学、文学成就与和平贡献，所以，围绕着评选，瑞典和挪威政府、皇家，还有参与评选的高校、科研机构、学者，一直处于这些领域的最前沿，与世界各地平行机构进行着密切的沟通。
截止2017年，美国有371名诺奖得主，人数位列世界第一，每百万人有1.139个获奖者。
同时，日本已经超过了德国、英国、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诺奖大户”。今年，来自美国的James P. Allison和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因发现抑制负向免疫调节的“新型癌症疗法”，荣获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
实际上，从2001到2018年这短短十几年间，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个诺奖。刚刚获奖的本庶佑，已经是第27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那么，作为近邻，日本有啥秘诀吗？这或许要从日本对待科研的态度说起了。
有报道称，1898年，日本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7%，到1910年左右，日本已经完全普及义务教育了。
提升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后，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还提出“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学研究。
后来，虽然遭遇经济停止时期，整个国家处于低迷状态，但日本在科技等领域的预算不降反升，从2005—2015年，日本这10年的科研经费，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明显高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2013年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投入高达3.8%，已经位列全球第一了。
在充足科研经费的保障下，日本科学家们的待遇也相当好。根据规定，学士院院士为150人，一旦成了其中会员，享受终身制待遇。除了自身大学教授、科研机构工作人员等职业收入外，这里的院士每年还会以“准公务员”的身份，领取固定工资和补助。
日本文部科学省曾经公布了2015年日本学士院财务报告，其中显示，共为院士们发放总工资高达3.3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00多万），差旅等补助经费4.3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633万）。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院士们不受经济的桎梏，日本各大企业纷纷拿出巨额资金，设立“朝日奖”“日本国际奖”“花王奖”等科学奖项，让科学家们源源不断地获得研究经费。除了这些收入以外，有的院士还担任了大学教授的职位，这一笔一笔的工资发下来，不得不说，令人艳羡啊。
另外，日本权威的“日本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曾做过的一项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的187种职业中，大学教师得分83.5分，职业威望仅次于并列第一的法官、律师，社会地位可见一斑。就连日元上，也是不印天皇，不印首相，印的全都是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这类人。
这样尊师重教的大环境，为日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日本大学更注重学生的研究能力培养，学风开明、自由，不唯某几所高校为尊，相反的是，每个学校都有独特的底蕴和优势。
这不，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Shuji Nakamura（中村修二），虽然读的是排名不咋滴的德岛大学，但完全没影响人家能力的发挥，带着对知识的敬畏与探索，照样走在了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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