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導報記者 孫羅南
“在引入外部股東或者民營股東進行混改的同時，更關鍵的在於突破，國資監管的制度做一些突破，才能真正發揮混改的作用。當然，還包括建立現代企業職業經理人制度，這是逐步完善的一個過程，國企改革未來有很大空間。”在近期舉行的山東省屬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資本對接會上，深圳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深創投”）總裁孫東昇表示。
市場化運作
結合自己所親歷的國企混改經歷，孫東昇在濟南分享了一些經驗。
談到混改，孫東昇說，深創投成立之初，深圳市委、市政府給了一個非常市場化的政策，當時給了三句話“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按經濟規律辦事；向國際慣例靠攏”。還有“立足深圳，面向全國”“不塞項目、不塞人”，是完全市場化運作，深創投在這樣的經營理念下獲得了發展。
深創投是深圳市政府1999年出資並引導社會資本出資設立的，專業從事創業投資，目前註冊資本42億元，管理各類基金總規模約2947.1億元。
在發展過程中，深創投曾引入了新的股東，“通過引進3個民營股東，我們想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善法人治理結構，這可能是通過混改之後達到的訴求，當然不是簡單地講現代企業制度，還包括治理結構。”孫東昇說。
他表示，雖然3個民營股東持股比例沒有達到很高，第二大股東持股17%左右，但是把兩個副董事長席位留給兩個民營股東。“有了這個基礎，引入市場化的運營機制。”
根據深創投官網，截至今年8月底，其投資企業數量、投資企業上市數量均位居國內創投行業第一位，已投資項目910個，累計投資金額約392億元，其中140家投資企業分別在全球16個資本市場上市。
多方面突破
孫東昇主要談到了深創投的發展過程中在決策機制、退出機制、激勵政策等方面的突破。
“投資以什麼價格來投資，是要評估的，但是做創投不是評估出來的，是按市盈率，如果是早期項目，沒有利潤，完全是談判的結果，那這樣的定價依據怎麼來？那要通過國資監管的制度。那麼，在這個時點上，深圳市國資委就說，就按行業規律去辦，不用評估。”孫東昇說。
此外，深圳市國資委和深創投在投資決策權限上進行了劃定。孫東昇說，我們採用分級決策。現在1億元以內的投資，我們集團投委會就可以決策，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5%的項目報股東會，“在投資上突破了一些投資監管的困難。”
除了靈活的決策機制，在深創投起步之時，在激勵約束上也做了很大突破。
“現在國內股權投資行業，私募基金行業很熱，薪酬是國企很難想象的，你怎麼樣留住人才？”孫東昇說，深創投早期成立的時候，給了“8+2”的激勵政策，每年利潤總額的8%作為全體員工年度獎，然後2%就給小團隊———具體做了哪個項目，淨收益2%獎勵這個小團隊，“這個8+2，我們研究了十幾年。”
不過，到2016年時，“8+2”的機制也相對落後。按照國際慣例，私募基金行業實行的是收取基金規模2%的管理費，如果基金賺了錢，再收20%的收益分成。深創投“8+2”的機制，相對於20%來講，還是有差距。
深創投對薪酬激勵再度進行了調整。孫東昇說，後來深創投將“8+2”改成“10+4”，“全體員工獎金從8個點又加了兩個點，小團隊翻了一番。10個點是淨利潤，深創投去年的淨利潤是14億元，這一塊我們全體員工就是1.4億元。這樣的薪酬激勵機制的突破，區別於其他國企，深圳市國資委還是做了突破。”
在激勵的同時還有約束。“我們團隊每年投資數十個項目，我們高管每個項目要至少跟投1萬元，一年下來自己掏錢就要數十萬元，把員工的利益和集團的利益捆綁在一起，作為一個約束機制。當然，項目虧了之後要罰2%，獎勵則是4%。”孫東昇說。
他同時強調，對投資失敗的寬容。“做創投的，大家基本都在講成功案例。我們講，非道德因素導致的失敗，界定為中性，不予追究。”
引入商業化基金
此外還有項目退出上的突破。孫東昇說，“退出也是國資監管要求非常高的，招拍掛這個形式是必須的。上市募集的股權是在公開市場，對於非上市股權的退出，大批的通過股權轉讓、併購方式，那些價格都是談判出來的。那麼，怎麼規避掛牌的問題？深圳市國資委做了兩個突破。”
他說，第一，在投資的時候我們是有保底的。“退出要回購，我們約定回購的利率。如果是在投資的時候，有這個協議約定，那就可以不用招拍掛了，按投資協議約定退出就可以。”
另外是整體併購，“整體賣給別人了，大股東都賣了，我們以同樣的價格去賣，那樣也沒有必要招拍掛。”孫東昇說，所以，這兩個情況下可以規避招拍掛。但是其他的還是必須走招拍掛的程序。
在孫東昇看來，在引入外部股東或者民營股東進行混改的同時，更關鍵的在於突破，國資監管的制度做一些突破。當然，還包括建立現代企業職業經理人制度。
“現在進行混改可能也面臨一些困難。”孫東昇認為，“怎麼樣給民營企業家信心，怎麼樣參與國企混改，需要政府拿出真心、誠心來關心。第二，拿出優質資產，引進市場化機制，這樣才更有吸引力。第三，引入一些商業化基金，類金融機構的基金也是可以參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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