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王全桂，是個心直性耿，缺少涵養、說實話、認死理的人。但她為人豪爽，見義勇為，膽子大，主意正，女人男性；她頭腦靈活，說話一針見血，單刀直入從不轉彎抹角，經常使對方目瞪口呆而又無地自容。
例一：文革前團裡演出任務較多，我和她經常東奔西走。普通硬座人多，有時我們就坐硬臥。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旅客就是不自覺，頭朝裡腳朝外那麼躺著，再把鞋襪脫掉—— 一雙臭腳探出來，那味道“哎呀”難聞極了！大多數的旅客不願得罪人，心中反感嘴上不說（我就是這樣的人）。可是，這總事遇上我老伴可就不同了。有一次，就遇上了這樣的事。但見她毫不猶豫的拍著臥鋪，對那人斥責：“哎，我說，沒你這麼幹的！”那人翻身坐起問：“怎麼了？”王全桂指著他的腳說：“你這倆腳臭得燻死人，你跑車上散味兒來了？”那人也知趣，馬上調了個頭又躺下了。
我怪她多事，要碰上個脾氣不好的咋辦？她說：“他脾氣大怎麼了，還敢打我呀？真要那樣，我就把全車的發動起來評評理！”
例二：我老伴的親表弟趙先生。在“文革”時期我們流亡到長春的時候，對我一家及其冷漠，生怕受了我這個“反革命”的牽連，對我一雙子女也“哼哼唧唧”的，連一點兒親戚味都沒有。王全桂背後哭道“趙是個忘恩負義的白眼狼！”後來我們把這門親戚就淡忘了。時間到了1987年，我被落實政策後重返舞臺名聲大噪。單說一天早晨，我剛要去電臺錄書，聽到有人敲門，門一開多年未見的表弟趙某從外邊進來了，手中提著禮物，還親切的與我們打招呼：“姐姐、姐夫，我看你們來了。”我老伴一見，厲聲喝道：“滾！快給我滾出去，我家不交白眼狼！”趙某想要解釋一番，我妻卻不依不饒：“廢話少說，快走！快！”我覺得不過意，想叫他坐下。老伴見狀勃然大怒，弄得都很尷尬。她的性格我太瞭解了，一輩子說一不二。趙某何嘗不瞭解？沒辦法把禮物放到桌上，粗脖子紅臉的走了。老伴拎著禮物一陣風似的追上表弟，硬把東西仍在了門外。
例三：老伴年輕時有個好友叫邢鳳雲。邢有兩個孩子，家庭生活窘迫。邢的愛人是鞍山市評劇團的燈光師，“三反五反”時因犯貪汙罪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這真好比雪上加霜！我老伴是個熱心腸，見不得這個。經常賙濟邢家錢和物品，還給孩子買吃的。我們閒聊時每當談到邢家的遭遇，她都珠淚連連。她忙裡抽閒陪著邢鳳雲到“月明山”監獄去看邢的愛人。唉！叫人意料不到的是兩年後邢鳳雲突然死在家中！她的女兒到我家裡報喪。
聞訊不亞於晴天霹靂，我和老伴跑著到的邢家，王全桂撫屍大哭。喪事是街道上幫助操辦的，家中只剩下兩個苦命的孩子。老伴同我商議，要把倆孩子接到我家來住，以便照料，這一善舉我當然支持 。幾天後，兩個孩子住到我家裡，從此一日三餐，梳洗護理成了老伴生活的一部分。
後來街道幹部來家動員我老伴：街道上已聯繫好了孤兒院......。我老伴捨不得，倆孩子也哭，但沒辦法，政府出面了，只好支持照辦。
直到邢的愛人出獄，此間我老伴還到孤兒院給孩子送物品。回來介紹說“倆孩子很好，衣服、用品都是統一的，以後光送點吃的就可以了。”這件事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很難。我老伴是名普通婦女，能如此扶困濟危，為朋友兩肋插刀，實在是不多見的。
例四：上世紀的1987年我應邀到內蒙呼和浩特寫書,準備出版“童林傳”，我老伴隨行。我們坐的那趟車需在京換乘。當年北京站人滿為患，擠了半天我們也沒買上去呼市的票。怎麼辦？我急得要命！也是她靈機一動說：“別急，我試試去。”說罷，她擠出人群，我仍坐在提包上發愁。過了一會兒，我的老伴興沖沖的回來了，身後還跟著一位身著鐵路服裝的女人，該女人細高挑兒，五官清秀 。老伴介紹道：“這位是北京站的副站長小鄔同志，她可以幫咱解決火車票。”我與鄔站長握了握手，寒暄。此時，美女副站長招呼兩個工作人員過來幫我們把東西拎到二樓站長值班室。
鄔站長熱情的給我們倒著水說：“ 歡迎單老師來我們北京站換乘。方才師母全對我說了，沒票是吧？好辦，我已派人找列車長去了。”
我客氣了幾句。另外一位女負責人笑著問我：“到內蒙錄書啊？”我不便解釋，點頭說是。
一會兒，開往呼和浩特車的列車長來了。鄔副站長向他交待後，那位列車長說：“沒問題。”又說：“離開車還有五十分鐘，那就請單老和師母到車上去吧。於是我們告別了鄔副站長，在列車長的幫助下，登上了去呼和浩特的列車！瞧，一道難題就這麼迎刃而解了。
當然了，我老伴最大的特點就是個“自來熟”，到北京站值班室“自報家門”，趕上鄔站長還是我的忠實聽眾。
老伴把一生全都奉獻給了我、一雙子女及親人們。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俗稱“張羅”命。“文革”先後對她來說更是災難重重。我被揪鬥，她也未能倖免，家被“造反派”抄了數次洗劫一空。她帶著孩子東躲西藏，周旋於城裡城外......，此中之苦難以言表。
1970年2月我被“定性”後遣送下鄉。按說她要堅持不走，也沒人綁架是可以的。可她非要與我一起，說：“那個地方太苦了，你一個人去罰苦役，又不會做飯，不得累死呀！我起碼能給你做飯，說什麼也不能分開，生生死死得在一塊兒！”到農村後，她除了持家外，就堅持上訪。拿著我寫的材料回鞍山、上省城到處申訴，從不氣餒！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被落實了政策昭雪平反，重操舊業，我家又回到鞍山，一場生死大關就這樣“熬”過去了。從此，我的家步步高昇、人財兩旺，過上了人人羨慕的好日子。然而，沒幾年老伴的身體每況愈下，不久就垮下來了。吃藥、打針、跑醫院成了家常便飯。有時一病就是幾個月臥床不起，愈演愈烈！她自己說：“我一身全是病，打開肚子看看心、肝、脾......沒一件是好的。
1992年3月28日下午她突然摔倒，人事不省，幸好我在家。見勢不妙馬上給子女們打電話，很快孩子們就回來了，把她送進鐵東區中醫院。經主治大夫搶救，她慢慢的甦醒了，按大夫的要求住院觀察。在此之前，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所以我和家人並沒想得那麼嚴重。後經市急救中心專家會診確定，老伴的心臟和腦子都有病灶。突然摔倒是腦出血所致，問題不容忽視！我和女兒、女婿、兒子、兒媳編排班輪流在病房守護。醫院救死扶傷，也盡了最大的努力，無奈治病治不了命，1992年5月6號凌晨，她終於停止了呼吸......！
數月後，我兒子在“千秋公墓”給他媽買了塊墓地，下葬那天獨我沒去，一個人在家心情異常低落。我環顧四周空曠寂寥，再看她常用的水杯，和她常坐的地方，音容笑貌猶在眼前......。怎麼，這人就沒了呢？不相信事實！趁著家中沒人我掩面痛哭，子女在場我不好意思，這回我哭了個夠，“發洩”完了也痛快多了。
我妻王全桂的一生是普普通通的一生，平凡的一生，為我服務的一生！在我還不會說書的時候，是她養著我，供給著我的家庭，又是她的慧眼及督促，把我逼上了“評書之路”，為了我們這個家，為了子女及子孫後輩當牛做馬，呼出了最後一口氣！我們倆相伴三十八年，她的突然離去真叫我肝膽破碎，萬念俱灰。
每當清明、她的生日、祭日我和孩子都會祭祀。我心裡常說的一句話就是：王全桂命苦哇！沒過上幾年好日子，倘若能活到今天她得多幸福多快樂啊！
別了，老妻！你安息吧！
閱讀更多 一娛一樂一八卦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