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力舟
西南政法大學世界與中國議程研究院副院長
另立山頭公開對抗老大
二戰中，蘇聯損失巨大，卻贏得了空前的國際威望，獲得新成立的聯合國的三個席位，還擁有了安理會的否決權。蘇聯紅軍也將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向西推進到多瑙河與易北河畔。到 1949 年，蘇聯國民經濟的恢復速度超出西方觀察家的最樂觀估計，蘇共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盟友中國共產黨奪得政權。這樣，一個包含了世界上疆域最為遼闊和人口最為眾多的兩大國在內的社會主義陣營橫空出世。美國著名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稱“中蘇集團”是自從成吉思汗以來世界上控制陸地面積最大的帝國。將社會主義國家的聯盟稱做帝國並不合適，但當時蘇聯及其盟友處於相當有利的地緣政治地位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然而，二戰結束時的美國也處於巔峰狀態，成為蘇聯問鼎世界老大的巨大障礙。美國本土未被戰火波及，經濟在慘遭破壞的世界上一枝獨秀，有著充足的財力扶植西歐國家和日本，從東西兩面遏制蘇聯勢力吞沒整個歐亞大陸。在新成立的聯合國，美國依靠其“後院”拉美國家的二十多票，一度控制了聯合國大會的多數席位，不斷通過譴責蘇聯的決議。美國還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兩個全球性經濟組織，讓美元成為事實上的世界貨幣。
按照美國最初的設想，希望蘇聯能在美國主導設計下的戰後國際體系中，當個馴順的老二，對此不惜在德黑蘭、雅爾塔等會上同意了蘇聯有權在東歐各國建立“對蘇聯友好”的政權，即承認蘇聯紅軍解放的區域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希望以此換取蘇聯承認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的主導地位。但蘇聯並不甘心只當全球老二，正如凱撒少年時代的一句名言“我寧可在這裡當老大，也不去羅馬當老二”，蘇聯採取了另立山頭的措施，從政治、軍事、經濟三方面建立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主義世界。
從政治上看，斯大林恢復了類似共產國際的組織——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帶領符合莫斯科定義的社會主義政黨——主張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工人黨，建立一個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際體系。各國的對內、對外政策，乃至黨內重要人事任免，都要有蘇聯老大點頭。
軍事上看，蘇聯先是與剛剛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簽訂雙邊條約，如1950 年的中蘇條約，後來又模仿北約，1955 年建立了“華沙條約組織”。
經濟上看，蘇聯迫使東歐國家不參與馬歇爾計劃，不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對東歐另搞了號稱“莫洛托夫計劃”的援助。這些國家以蘇聯為樣板，對內消滅僱傭勞動關係，對外限制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聯繫，從原有的國際體系中割裂出來。通過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發展國際分工，建立蘇聯為中心的國際經濟體系。
集團對抗的經驗不可複製
此前，美國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30 年代也曾在當老二的同時，做過西半球的區域性老二，但當時的美國並未在全球範圍內挑戰英國的霸權。蘇聯能夠在綜合國力遠遜於美國的情況而且與美國進行冷戰的情況下，成為亞歐大陸十多個國家的老大，有著一系列不可複製的歷史原因。
首先，蘇聯的陸軍實力天下第一，又很快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首先發射成功了人造衛星和洲際導彈。強大的軍事實力能夠保護主要盟國不受直接進攻，提供了安全。蘇聯的小兄弟們基本不用擔心和老大對著幹會引火燒身，這使得它們願意蘇聯尊奉為本集團的首領。
其次，蘇聯擁有幾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能源和礦產資源，它能夠低價向盟友提供這些能源和礦產，使得盟友能夠經受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制裁和封鎖。
第三，二戰後初期蘇聯具有強大的軟實力。蘇聯擊敗法西斯的功績贏得了全世界的尊敬。蘇聯的盟友大多是比較落後、國內社會矛盾相當尖銳的國家，蘇聯快速工業化的經驗和崇尚平等的社會氛圍，樹立了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嶄新的發展模式，在這些國家的民眾產生了吸引力。平心而論，蘇聯對東歐的控制並不完全是強加的。早在一戰之前，語言和種族與俄羅斯人接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就存在強烈的親俄情緒，將俄國看做“斯拉夫大哥”。二戰後，捷克等國的共產黨也在自由選舉中獲得了可觀的選票，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在蘇聯紅軍並未出動鎮壓反對派的情況下，就全面奪取了政權。蘇聯的軟實力也感染了東方。今天，50 歲以上的中國人，在 KTV 常常動情的演唱年輕時學會的蘇聯歌曲，“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曾是數億中國人真誠的信仰。
在可預見的未來，任何一個國家，包括中國，都不可能同時擁有這三項優勢，能夠號召一系列國家組成對抗全球老大的集團。
有了環繞本國的盟友集團，蘇聯在與美國在全球性事務的鬥爭中，顯得更有底氣了。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利克屢屢動用否決權，被戲稱為 “不先生”。蘇聯還為支持新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長期不出席安理會會議。20 世紀 50 年代初，在西方的新聞評論中，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被描繪為鐵板一塊、堅如磐石，幾乎是以一個聲音對外說話。相反，西方國家中活躍著同情蘇聯的力量。那個時代美國盛行的麥卡錫主義，其實就反映出美國統治精英對本國意識形態凝聚力的一種近乎病態的不自信，幾乎到了滿街抓“蘇特”、“共匪”的草木皆兵的程度。隨著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嚴重受挫，美國老百姓們也對本國軍事實力能否應對“共產主義國家”的挑戰感到不太自信了。一位資深的美國國際關係史專家對筆者談到，50 年代，他的母親生活在加利福利亞，曾經參與當地社區的巡防隊，任務就是整天拿著望遠鏡盯著太平洋看，有沒有蘇聯或中國的戰鬥機在天邊出現。
不久後，全世界的人就開始發現，貌似強大的蘇聯軍事機器，每次開火都是針對自己的盟友。蘇聯紅軍並非撲向資本主義陣營的洪水猛獸，倒像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收拾不聽話的小弟的冷酷大哥。
只對盟國開火
蘇聯在冷戰期間幾次直接出兵境外作戰，都是對付自己的盟國。1966 年 6月，勃列日涅夫在對莫斯科選民的講話中稱“我們將把蘇維埃國家武裝力量保持在現代軍事技術裝備的最高水平上，並且今後一直保持我們軍隊的優勢”。在陸基戰略核武器和陸軍常規力量方面上取得了對美國的優勢。20 世紀 60 到 80 年代，蘇聯的軍費開支始終佔國家財政支出的 1/3 左右。1966 年 1 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見軍事院校畢業生時說“蘇聯的先進武器可以迅速得使太不自量力的侵略者安靜下來”。然而，全世界看到的是，蘇聯一直在用武力迫使自己的盟國“安靜”。相反，美國在冷戰中從未對自己的盟國動兵，也沒有武力推翻盟國政權。
1956 年 10 月，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全會即將選舉哥穆爾卡出任第一書記的時候，赫魯曉夫率領一大群蘇聯黨政軍領導人飛抵華沙，蘇軍也開始調動。但是波蘭方面準備以武力抵抗蘇軍，赫魯曉夫最終放棄干涉。同年 11 月，蘇軍攻入布達佩斯，推翻打算脫離蘇聯集團的納吉政權，造成數萬人傷亡，蘇軍還將數萬匈牙利人掠往西伯利亞做苦役。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控制相當嚴密，連東歐國家最高領導人的任免都是在蘇聯的授意之下進行的，例如東德的昂納克取代烏布利希，就是勃列日涅夫直接干預的結果，蘇聯仍然使用武力對待其認為“出軌”的盟友。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掀起改革運動，改革中並沒有取消社會主義制度、退出華約組織的內容。但勃列日涅夫認為捷共的改革是“妄圖用企業的‘自由競爭’來代替計劃。他們妄想在共和國恢復‘資本市場’和‘勞動市場’”。蘇聯竟糾集華約五國出兵，扼殺了“布拉格之春”，將捷共領導人杜布切克等綁架到莫斯科，迫使其簽訂允許蘇軍留駐的條約。蘇聯的行動，遭到了中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的公開譴責，西方國家中影響巨大的法國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也表示反對，這一事件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事實上解體的標誌。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還直接阻礙了本國的經濟改革。鎮壓了“布拉格之春”之後，蘇聯開始了對“市場社會主義”的批判，將其界定為反社會主義，這使得蘇聯的改革只能是對原有體制在細枝末節上修修補補，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70 年代， 蘇聯對盟友的軍事行動達到高潮。1978 年，蘇聯支持越南進攻柬埔寨。 1979 年蘇聯出兵阿富汗之前，阿富汗並未敵視蘇聯，而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被蘇聯控制的國家。整個 70 年代，蘇聯外援佔阿富汗接受外援總數的70%。1973-1979 年阿富汗的四次政變，都與蘇聯插手有關。從 1979 到 1989年，先後有 150 萬蘇軍官兵在阿富汗作戰，蘇軍在阿亡 1.5 萬人， 傷 3.6 萬人。因為阿富汗缺乏基本的醫療衛生條件，因疾病導致的蘇軍非戰鬥減員竟高達41.6 萬人，阿富汗成為“蘇聯的越南”。蘇聯出兵阿富汗，引發國內外空前強烈的反對。薩哈羅夫在致勃列日涅夫的公開信中說“在蘇聯毀滅性的上層軍國主義化在加強”。1980 年 7 月，“女權運動”領袖達吉亞娜 瑪莫諾娃發起頗有影響的反戰簽名運動。同年 10 月，7900 名西方科學家宣佈中止同蘇聯的科學交流。
“有限主權論”流毒不淺
為了給對盟友的這些武裝干涉活動“正名”，20 世紀 60 年代末，蘇聯領導人連續拋出“社會主義大家庭論”、“有限主權論”、“國際責任論”和“國際專政論”。勃列日涅夫屢屢放話“我們不能、也永遠不會對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對世界上整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抱漠不關心的態度”，“當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國內的和國外的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試圖使這個國家的發展轉向復辟資本主義的時候 這就已經不僅是一個國家的人民的問題，而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共同的問題和關心的事情了”，這時就需要“向兄弟國家提供軍事援助以消除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1977 年蘇聯憲法自詡“蘇聯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和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組成部分，根據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發展和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和同志式互助，積極參加經濟一體化和社會主義國際分工”。
這種言論，必然引起世界各國的擔憂。按照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理論，蘇聯實力比美國弱，對其他國家威脅較小，其它國家應該更傾向於與蘇聯而不是美國結盟。不僅如此，美國出於冷戰需要，不斷扶植第三世界血腥的專制君主或軍人獨裁政權，一度名聲很臭。然而，在這樣有利的條件下，蘇聯並沒有能夠在新獨立的國家中廣泛發展新盟友，其中的原因很複雜，蘇聯對盟友的軍事行動和控制盟友的整套理論，可能是重要的因素。
那些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領導人，也不敢和蘇聯走得太近，害怕服從於蘇聯主導下的“社會主義分工”，甚至哪天“被專政”。第三世界親蘇的數十個政權，大多在謀求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的同時，盡力抵制蘇聯的影響，並不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埃及、伊拉克等重要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大量使用蘇聯援助或出售的武器，接收蘇聯軍事顧問的同時，在多次清洗本國親蘇勢力，原因恐怕就在於此。
現當代世界，主權國家仍然是國際關係主體。蘇聯的“有限主權”比美國的“人道主義干涉”更早的向國家主權發起挑戰，而其憑藉的思想武器，則是比“人權”的吸引力差得多的蘇聯式樣的社會主義，必然失敗得更快。這種“有限主權”和“國際責任”的思想，在蘇聯和俄羅斯知識界中一直存在影響。幾年前，竟然有俄羅斯左派學者對我說，在俄國有些人認為，1991 年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進行反共活動的時候，中國為什麼不盡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出兵莫斯科進行干預？ 我注視著他的眼睛看了一會兒，發現那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並不是在開玩笑。或許有些俄國人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有著真摯的感情，但這種不惜引起兩個核大國發生戰爭來拯救某種社會制度的信念，在國際關係中卻是極其幼稚的。我驚愕之餘，慶幸中國領導人早已吸取了蘇聯的教訓，明白革命是不能輸出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更不能用坦克送給外國。
中蘇分裂嚴重削弱蘇聯的國家地位
蘇聯的“有限主權論”可以暫時壓服領土和人口都遠遜於自身的大多數東歐國家，但南斯拉夫的鐵托和阿爾巴尼亞的霍查，這兩位在反抗納粹德國的游擊戰爭中贏得聲望、並非依靠蘇聯上臺的領袖，先後帶領自己的國家擺脫了蘇聯集團，蘇聯也對其毫無辦法。
冷戰期間對蘇聯國際地位損害最大的，就是蘇中同盟關係的破裂。
平心而論，在中蘇分裂的過程中，雙方都有責任，但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和國際交往經驗遠比新中國豐富的大國，應負更大的責任。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獨步東亞的大國，近代又曾經屢遭侵略和壓迫，俄國也多次出兵中國並奪取中國 150 多萬平方千米的國土。中國還是社會主義陣營中少數的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實現革命勝利的國家。這樣，中國非常珍視主權和獨立，希望完全自主的制定內外政策。
中國 1958 年炮擊金門，並未通知蘇聯。充滿革命民族主義情結的毛澤東，對於蘇聯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建議，看做有損中國主權和獨立自主的國家形象。蘇聯還建議派出攜帶導彈的蘇聯空軍大隊到福建，幫助解放軍奪取制空權。毛澤東明確回答：中國只要蘇聯的導彈，不要蘇聯的部隊。毛澤東後來多次斷言，同蘇聯關係的轉變發生於 1958 年，因為他們要控制中國。1960 年，中蘇開始公開論戰，同年 7 月，赫魯曉夫下令單方面中止協定，撤回蘇聯專家，希望以此迫使中國回到與蘇聯協調對外政策的軌道上來。結果適得其反，從不向外來壓力屈服的新中國領導人，開始公開的批評蘇聯的對內對外政策。
中國政府主導的對蘇聯的批評是全方位的。除了氣勢磅礴的“九評“之外，還有不少有趣的細節。例如，中國政府認為， 赫魯曉夫對外政策上既要與美國爭奪，又不敢真的硬碰硬，結果出現了 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這樣的事件，在全世界面前出醜。我父親當時是北京二中的高中生，他清楚地記得當時中國報紙曾發表漫畫，一位酷似肯尼迪的客人在餐廳裡大吃大喝，餐盤中則是飛機導彈，旁邊戰戰兢兢的侍者，酷似赫魯曉夫，不停地問，您滿意了嗎，還要點什麼？
1963 年，蘇聯在未通知中國的情況下，與美國英國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4 年 11 月，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酒後吐真言，要求周恩來、賀龍等中國領導人學習勃列日涅夫等人，搞掉毛澤東。1963 年起，蘇聯增加了在東部的駐軍，最後發展成中國 40 歲以上人們記憶猶新的“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地區陳兵百萬”。中蘇雙方都擔心對方發動突然襲擊。 在人口稀少、經濟落後的中亞和西伯利亞地區維持如此大規模的軍事力量，對蘇聯經濟的拖累可想而知。
中蘇分裂，極大削弱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全球的影響力。老大和老二互相指責對方是家庭的叛徒，讓一幫小兄弟們無所適從。社會主義陣營分裂為親蘇（大部分東歐國家）、親華（阿爾巴尼亞）、中立（ 朝鮮、越南）三種立場，南斯拉夫則自己拉起不結盟運動的大旗單幹。在野的各國共產黨也大多出現分裂，這種分裂往往延續至今，例如印度就有印度共產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和印度共產黨（毛主義）三大共產主義組織。迫於對蘇戰備的需要，中國也支持了一些第三世界的右翼保守政權，如伊朗的巴列維國王政府、扎伊爾（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蒙博託政權等。即使在支持共同的盟國之時，中國也要和蘇聯劃清界限，例如，周恩來和鄧小平 1966 年對越南領導人黎筍表示，你們將蘇聯的援助與中國的援助相提並論，這對我們是個侮辱。
70 年代後期，蘇聯支持越南擴張和向中國挑釁，只是加速了中國推行聯合美日抗蘇的“一條線”戰略。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初，蘇聯完全孤立，連莫斯科奧運會也遭到很多國家抵制。蘇聯似乎自己製造了一個從柏林到海參崴的反蘇包圍圈。
思想上繳槍一潰千里
蘇聯在對外政策上犯下了一系列錯誤，特別是沒能當好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導致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與蘇聯勢同水火，在全世界威信大跌。到 20 世紀70 年代後期蘇聯已經基本喪失了超越美國的希望，但是老二的地位，還是相當鞏固的。可悲的是，當蘇聯領袖們在對外政策方面，不再信仰國際階級鬥爭的時候，卻沒有轉向根據國家利益決策的現實主義，卻走上了認為人類社會利益自發和諧的原始的理想主義國際關係觀念，這種觀念曾流行於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西方，但因被認為與綏靖政策有關而早已名聲掃地。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蘇聯推行所謂的《改革與新思維》中的外交理論，其實就是西方國際關係學者理想主義學派鼓吹了數十年的“全人類利益一致論“，這些理論並沒有打動有著現實主義傳統的美國領導人，卻俘虜了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支持了東歐劇變，贊成了德國統一（英法當時都表示反對），甚至在1989 年羅馬尼亞發生武裝政變時公開支持反對派。但是他除了給自己贏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之外，並沒有換來西方對蘇聯的經濟援助和外交讓步。
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末代領導集團不明白，即使放棄了對讓西方資本家們睡不安穩的“最終消滅私有制”的號召，美國都不會允許俄國控制大半個歐亞大陸。 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早在 19 世紀後期，英國就在從土耳其、伊朗，經過阿富汗、中國，直到朝鮮的整個歐亞大陸上，聯絡各種勢力，對俄國的南下進行遏制，連當時的李鴻章都有所覺察。英文中甚至出現了一個新詞組“大博弈”（Great Game）來描述這種地緣政治競爭。1990 年，美國向蘇聯反覆承諾，北約不會東擴，這早已被此後的現實所擊碎。21 世紀初，北約東擴幾乎已達聖彼得堡的郊外。
總之，蘇聯擁有組成以本國為首的政治-軍事-經濟集團，向老大叫板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但沒有能夠當好集團的老大，希望全面控制盟友，甚至屢屢向自己的盟國發動進攻，最終卻使得集團分崩離析。最後，末代蘇聯領導人從一個極端轉到另一個極端，從對老大的全面對抗轉為徹底讓步，放棄了本集團殘存的幾個國家，卻沒能獲得老大的諒解，最終丟掉了老二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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