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發於《中國青年報》（2013年11月8日 第02版），原題為《德育從教學生做好公民開始》
作者：魏勇，北京十一學校歷史特級教師
我所理解的德育應能讓學生成為具有愛國精神、守法精神，具有健全人格的、有用的、讓人滿意的社會大家庭中的一員，成為積極進取的中國公民，並具備對世界開放的胸懷。我所理解的愛國包括熱愛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譬如，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歷史、我們的藝術、我們的善良風俗等等。
事實上，一個人只有生活在他所熟悉的語言、熟悉的交往方式、熟悉的風俗習慣中，他才容易感到愜意和滿足，這種水乳交融的感覺是任何物質金錢購買不到的。正因為如此，許多移民國外的華人、黑人、猶太人、拉丁人才要建立自己的社區，儘可能多地選擇與“自己人”打交道。這不是狹隘而是自我對文化身份的相互識別與認同，延伸出來就是一種樸素的愛國主義。
愛國教育是歷史課天然的組成部分。就文化和身份的認同而言，孩子們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我是誰？我為什麼會這樣？這就使得歷史課要儘可能從孩子現實的體驗出發，在現實和過去之間搭建起橋樑。
比如，學習科舉制時，我們首先從孩子報課外輔導班說起，從新東方在國外上市說起，對比國外的情況，討論中國家庭對讀書學習的重視程度為什麼遠勝於國外？這種狀況是不是好事？講宗法制度時，我們先從春運這一世界獨一無二的人口大遷徙現象說起，講到中國人的鮮明特點之一，就是特別重視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上的親情和倫理，為什麼我們具有這樣的行為方式呢？根源在哪裡？很自然地我們就把西周開始確立的宗法制度聯繫起來了。
講中國古代小農經濟時，我們先播放了BBC製作的紀錄片《中國人要來了》的片段，片段裡有外國人對中國人的評價，其中一個一致的評價是“中國人很勤勞”，為什麼中國人很勤勞？這就要追溯到古代中國人的生存方式——農耕，遊牧民族用畜牧的方式只能養活一個人的土地，到了中國人手裡卻要養活20個人，只有精耕細作才可能做得到。當我們出示了北魏時期中國農業的單產量就已經超過歐洲10倍以上的史料時，學生們震驚了，對我們的祖先油然而生敬意。
我想，這就是愛國主義教育，一種建立在真實歷史基礎上的愛國主義教育。
當然，德育不僅僅有愛國教育，還應該有守法的教育。守法的基礎是契約精神和規則意識，孩子們只有從小就養成遵守契約和規則的習慣，成年以後的法制觀念才能水到渠成。契約精神往往是我們欠缺的，對成功的渴望，對權力的嚮往，常常壓倒了本應成為道德底線的契約精神。在課堂上，在聊天中，在文章裡，我多次在學生身上體察到了社會投射在他們身上的功利主義。可喜的是，學生身上有無窮多的可能性，只要我們的德育工作到位，契約精神就有可能壓倒功利主義。
前不久，我跟學生討論李鴻章。他們並沒有簡單地認為李鴻章是賣國賊，但對李鴻章殺降的態度意見不一。在鎮壓太平天國時，李鴻章在蘇州誘降了3萬太平軍將士，然後出爾反爾殺掉了他們。對此，不少同學認為：“李鴻章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投降者倘若真降，那麼，他們投降後的忠心值得懷疑；倘若假降，便對今後埋下了隱患。倘若不殺，將來豈不是更麻煩？”
討論中，契約精神與現實利益的衝突再次成為討論的焦點，即現實中的利益究竟大到什麼程度時，放棄對契約的遵守是可以接受的呢？幾經討論，一位同學的看法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他認為：“若是人人都過河拆橋，那麼人與人之間怎麼合作？一切合作都只能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一次爾虞我詐，可能換來永遠的勾心鬥角，還有誰能過安穩的日子？”
最後，我談了自己的看法：“古人說，行大事，不拘小節。政治家是否一定要言出必行呢？我看未必，林肯為了讓國會通過廢除黑人奴隸的法案，也曾欺騙國會，大家可以看一看《林肯》這部電影。但是，這並不等於政治家做人可以沒有底線。什麼是底線？就是自己跟良心締結的契約，這是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突破的標準，否則，就不是底線。沒有底線的人是可怕的，沒有底線的社會是絕望的。”
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崇尚“好人”的民族，深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自我完善文化的影響，還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古老訓條，這些都很容易被借用來為我們遠離社會理想，逃避公民責任，構建自我安慰的精神巢穴。人們因此更願意以獨善的“好人”自居，而怯於以兼濟的好公民自勵。
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我們未來是什麼樣子取決於今天我們給他們什麼樣的教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而以培養負責任的好公民為目標的德育，我相信換來的是理性和諧的未來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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