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除夕夜里，我在北街遇见了娟。
我幼年读的小学——北街小学，它地震前的旧址正是在北街正中间。那时街道两侧大多都是文具店、小吃店和礼品店，学校正对面有一家好吃的米线店，现在不知道搬去了哪里。春节时分，我们在外的孩子都返回了家乡。我在这条街上走着，就遇见了娟，她是我在北街小学交的第一个朋友。
夜里天气冷，昏暗灯光映照着娟冻得微红的脸颊，看上去气色不错。头发随意挽在脑后，身形还是微胖，穿着浅桃红色的羽绒服和牛仔裤。她的模样跟二十年多前相比，没有太大变化，身边跟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我听我妈说过，后来她嫁到陕西（或是山西），生了个儿子。男孩穿着橙黄色的夹克，紫色高领毛衣，带着顶牛仔帽，专心致志的走路，像是在想事情，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我与娟已有十多年没有来往，一个字的联系也没有。
我读小学时因为经常请长假，其实在学校的时间总共也不过三年。与同学往来甚少，大部分都不记得了，但却对娟记忆很清晰。她是我第一个同桌，也是我们班第一个大队长。到学校的第一天，我俩便被老师安排坐在一起，顺理成章的成了好朋友。
我已经记不清后来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得知，家里一直帮忙的佣人，我们都叫小嬢的那个阿姨，她就是娟的母亲。小嬢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奶奶，帮忙做家务。弟弟出生了便专职带弟弟，后来弟弟长大，小嬢依旧留在家里做些杂活，做饭另有人负责的，其实她工作量并不大，也就洗洗抹抹。
但我奶奶是个非常挑剔的人，规矩森严，极其讲究。很多佣人她都看不顺眼，有一些也受不了她，都做不长久。唯独小嬢，一直做了十八年。
我奶奶有多讲究呢？在过去物资并不丰富的年代，饭桌上端来螃蟹和基围虾，别家的老人会对孩子说，“多吃点螃蟹。”而我奶奶却告诫我：“有外人在不要吃这些，剥壳麻烦，吃相不好”。所以我直到现在，都很少在别人面前吃虾蟹类需要剥壳，或弄得双手湿腻吃相狼狈的食物。
奶奶住的地方异常的干净整洁，卧室更是一尘不染到进去的人都会感到犹豫。可想而知，一般的佣人跟她在一起会有多大的心理压力。小嬢能坚持下来，还和奶奶相处的还算融洽，想来也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并且不多言多语。
那个年代在我们这种小城镇生活的孩子，都很单纯，没有职业和金钱的概念，更没有门第观念。我和娟的友谊从来没有因为她母亲在我家做佣人受过影响。有过一次小矛盾，互相往对方座椅吐了口水，娟很快告了状。几天后我跟着小嬢去她家玩，小嬢一边走一边询问起我这件事，我支支吾吾的承认了。她轻声对我说：“以后不要这样了，你俩要团结友好。”
她们家就在学校旁边，很近。有时放学后，我会跟着娟去她家里玩一会儿。到她家会先经过一条阴暗的走道，走道尽头是个非常局促的四合院，天井很小，光线不好。小小的院子边歪歪斜斜的堆了些盆栽，用废弃的搪瓷脸盆种着花草，还有一盆青郁的小葱。院子里的水龙头渗着水，地面总是湿的，有些地方长了层浅浅的青苔。
她家在院子右手边，一扇破旧的木门，门把上耷拉着一把老式的锁。进门迈开一步就是吃饭的地方，矮小的方桌和小板凳就是餐桌餐椅，吃饭得猫着腰。我也坐在那张小桌子前吃过饭，吃的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屋内光线很暗，所以门总得开着。风从外面吹进来，屋顶用电线挂起来的灯泡就会晃动，光影映射在漆皮脱落的墙面和床上挂着的白色蚊帐上轻轻摇曳，我觉得比我家有意思多了。
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年代久远。要我细数几件证明我俩友谊的事件，我还真说不上来，不过就是抄作业打掩护之类的事罢了。后来小学毕业，我俩进入不同的学校，我住校，她走读，很难再见面，彼此的联系开始减少。在那个还在流行书信的年代，逐渐衰减的联系是很难重拾的。我和娟都进入了全新的环境，就像当初我俩顺理成章成为朋友一样，我俩也顺理成章的不再联系了。
一直到我读大学，才又听到我妈转述小嬢讲起她的事情。娟与家人闹翻，非要跟一个“老男人”谈恋爱，好像书也不想读了。我没有参与她的青春期，实在不理解为什么当年全班最听话的大队长会变得如此叛逆。有过震惊，但没有想过再去联系她。
与此同时，小嬢一直在我家做事。要不是地震，她应该会做到老。如果小嬢没有家人，凭那么多年的情分，我想必然会如同电影《桃姐》一样，她的晚年生活，我家也是会过问的。
但她在我家的工作终止于2008年5月12日。
这一天和往常每一天一样，吃过午饭，小嬢陪着奶奶一起散步到菜市场买菜，为晚饭做准备。14点28分，她俩刚好走到有悬空阳台的楼下。那一刻整个城市突如其来的地动山摇，菜市场开始坍塌，她俩头顶的阳台落下来，将两个人都埋在了下面。
我当时人在重庆，再见到奶奶是5月13日傍晚。几经波折，一夜未眠的我终于回到了家乡。我至今完全回忆不起见到她那一刻的场景。她是被装在棺材里吗？我有没有看到她的脸？只有这个片段，我一点也记不起来。后来听过一次别人叙述发现奶奶尸体时的场景。姑姑远远看见她躺在一排尸体当中，瞬间崩溃，跌跌撞撞的爬过去，一直哭喊着“妈妈”。
至于小嬢，好像没人提起过。那时各家处理各家的后事，火葬场里人头攒动，地面尸体堆积如山，活人带着死人排队，焚化炉昼夜不眠的工作……灾难面前，死亡都失去了往日的仪式和尊严，谁还分得出多余的精力去记起别人呢？
直到地震后一两个月，我才又听到关于小嬢的消息。我妈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小嬢家里人找上门来，要求赔偿一笔钱。因为如果不陪奶奶去菜市场，她也不会死，我们应该赔偿。如果不给钱，那就打官司。我听后只问了一句，“是娟吗？”我妈回答：“不是，是她姨妈。但估计娟也是知道的。”我没有再问别的，后来家里安抚性的赔了一笔钱，没有他们要的那么多，这事也就了了。
至始至终，我和娟都没有再联系过。
这一次，我俩宿命般在曾经一同上学玩耍的街道相遇，不是别的任何一条街，而是北街。地震之后，这条承载我们童年往事的街道，早已面目全非，但人却没有多大变化，我一眼认出了她。我叫她的时候，她反应了两秒钟，之后恍然大悟的应了一句，“啊，你也回来了？”。我点点头，不知道说什么，望着孩子问，“小朋友几岁啦？”娟和男孩异口同声的回答我：“十一岁。”男孩的声音很冷静，有些老练。
我俩努力寒暄，却也说不出来更多的话来，毕竟我与她短暂交错的人生中横亘着逝去的生命和金钱的纠纷。我很想杜撰我或是她说出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来为结尾制造一些微妙。但真的没有。我俩甚至没有询问对方的生活，联系方式也未交换，便就告别了。至今我都不知道她在哪个城市生活，从事什么工作，她当初爱的那个人是不是男孩的父亲……
告别之后，我一个人在北街慢慢的走着。街道正中我曾经就读的创建于光绪年间的北街小学早已迁址，琳琅满目的文具店与礼品店也没了踪影。除夕的夜里，店铺全都大门紧闭，一片清冷。我一边走，一边无法抑制的想象起娟扑在小嬢尸身上痛哭的样子，应该就如同当年姑姑扑在奶奶尸身上痛哭的样子吧。
说到底，命与命，泪与泪，都是一样的。
奶奶的卧室
摄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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