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时倒不紧不慢地说：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了，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如鲠在喉，不得不吐。当然，目前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让红军松口气，这种愿望是好的，看起来也是上策，但能行吗？华夫同志，你可知道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整整20万啊！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在等我们。这个口袋我反正不去钻，谁要自投罗网，请便！
版画《长征》
本文摘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庆春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11.1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宣告了“左”倾中央“进攻路线”的破产。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性质为政治局常委会——笔者注），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即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在确定长征人员名单时，开始是没有毛泽东的，周恩来、张闻天等为此据理力争。周恩来向博古、李德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已经在红军中有很高威信，丢下他，在党内和红军内是通不过的，势必影响军队的士气。王存福：《毛泽东差点与长征无缘》，《档案时空》（史料版），2006（7）。张闻天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政府机关进行转移，连主席都丢下了，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对实现这次大转移也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只得勉强同意毛泽东参加长征，但对有关长征的重大转移没有发言权。
四十多年后，当时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的伍修权曾回忆说：
如果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卢弘：《红军长征前夜的内部斗争》，《书摘》2006年10月1日。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当时，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上部署的兵力并不强。1934年10月21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部队到信丰县古陂杨坊宿营时，贺子珍从休养连前来看望毛泽东，讲起瑞金县男女老少相送时紧紧拉着红军的手，不停地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毛泽东听后说：“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11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因患疟疾发高烧。毛泽东把自己的担架让给他使用，安慰他说：“同志们抬你走是要累一些，但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11月中旬，他们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当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彭德怀自述》，第1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对此建议，博古、李德拒绝接受，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里是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在激战中，毛泽东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了，但红军自身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所以，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然而，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做声。于此，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了，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刘伯承回忆录》，第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当时，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继续率领红军向湘鄂川黔之交的地方前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1943年12月16日。
毛泽东对王稼祥说，你知道，蒋介石早已在那里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呢！所以，我们不能当傻瓜，硬钻人家布置好的口袋，我们为什么不能另辟生路呢？根据我军得到的情报和我从敌人的报纸上获悉，在我们前面，有国民党的薛岳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何健部，严密封锁着我军前进的去路。你知道我们前面的敌人有多少吗？总共20万。如果我们北上就敌，正中蒋介石下怀，以我军约3万的疲惫困厄之师，去对付7倍于我的以逸待劳的劲旅，会有好结果吗？不全军覆灭才怪呢！
王稼祥也叹了口气，轻轻地摇了摇头。毛泽东见王稼祥已完全被自己的分析说动了，便继续说：“老王啊！不从实际出发，和敌人硬打硬拼，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啦！去年10月，咱们开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在敌人的碉堡群里苦苦挣扎了一年，牺牲了多少同志，流了多少血，最后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了个大搬家，到了现在这种地步。”王稼祥听后也生气地说：“真是乱弹琴，完全是李德的瞎指挥。老毛，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真不得了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老王，我已得到可靠情报，贵州方向的敌人不多，也没有什么堡垒工事，我们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还来得及。我看必须开一次会来决定我们的进军方向，这可是关系红军的生死存亡啊！”听了他对形势的一番分析，王稼祥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便说：“老毛，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支持你。另外，我还可以找其他一些政治局的同志谈一谈，我相信，政治局内一定还会有同志支持你的意见的。”唐春元、黄先健编著：《毛泽东的说服与攻心之道》，第14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做了周恩来和朱德的工作，他们也都赞成毛泽东的看法，并同意在通道召开一次军事会议。
1934年12月12日，红军到达湖南省通道县后，在通道城关镇“恭城书院”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
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说：“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主要是议议红军的去向问题，请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心里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这时，李德急不可待并十分有把握地说：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张闻天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了看坐在自己不远处的毛泽东一眼，好像在催促他讲似的。王稼祥也在担架上欠起身来，目光透过近视眼镜，也在注视着毛泽东。毛泽东知道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在等待着自己发言，他缓缓站起身，看了一下李德，成竹在胸地说：顾问先生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向那个方向前进果然是那么容易吗？翻译伍修权把毛泽东的话照样翻译出来，李德听了翻译后，本来就脾气比较暴躁的他，把手中的烟蒂往地下一丢，面红耳赤地吼道：“毛泽东同志，不去那里创建苏区，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和原定计划？”周恩来马上起来打圆场，用一种平和的口气说：“华夫同志，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泽东同志，你还是将你的话说完。”
毛泽东这时倒不紧不慢地说：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了，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如鲠在喉，不得不吐。当然，目前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让红军松口气，这种愿望是好的，看起来也是上策，但能行吗？华夫同志，你可知道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整整20万啊！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在等我们。这个口袋我反正不去钻，谁要自投罗网，请便！吴江雄主编：《毛泽东预言》，第161页，北京，红旗出版社，2000。
这时候，毛泽东把与当时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三人团”相左的意见，开诚布公地讲了出来。接着，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了：“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当前必须改变战略方向，要因势利导，寻找有利于我生存环境。”张闻天也说：“泽东同志刚才讲的是事实，我想他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应该认真考虑。”朱德也接着说：“红军目前处境艰难，必须慎重行事，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分析得有道理。”
这时，周恩来看着李德，说：“华夫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李德一脸不高兴，大声说：“不按原定方案办，你们的意见是准备到哪里去？”
毛泽东轻轻地一笑，说：到哪里去？我还是那句老话，到敌人防御力量最差的地方去。目前的贵州是敌人兵力最少且又是蒋介石忽视的地方，红军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毛泽东这一有理有据的分析，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认同。博古也不得不同意了。于是，通道会议改变了原定向湘西前进的计划，决定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24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红军主力西进，在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军事顾问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
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军委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1934年12月12日。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周恩来批评了李德。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的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了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44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毫无疑问，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使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权。
1935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他的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5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1月7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9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于是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经过遵义会议，又摆脱了张国焘胁迫中央南下后，红军长征到达俄界并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俄界会议后，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离开俄界，又挥师北上了。红军向甘南进军，必须经过腊子口。腊子口后的腊子山，横空出世，山顶积着白雪，山脉纵横。当时，敌三个团的兵力扼守着口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如此天险又配以重兵，所以就构成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一个严重阻碍。因此，毛泽东决定攻打天险腊子口。
9月15日黄昏，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通知，要他们在三日之内夺取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的敌人。9月16日，彭德怀接到毛泽东、聂荣臻和林彪联名发来的电报，说是要消灭腊子口之守敌。随后，一军团的几个主要指挥员赶往二师，同师及四团领导研究如何攻打腊子口的部署。
四团在奔往腊子口的路上，以强行军速度赶路，还打了两次遭遇战。身经百战、屡战屡胜的红四团，以两面出击，即以翻山迂回和正面强攻向敌发起进攻。鉴于战斗事关重大，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都在战斗打响前亲临前沿指挥所察看地形，作具体部署。在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下，终于在9月17日凌晨将敌军击溃，红军占领了天险腊子口。
毛泽东随着滚滚铁流般的红军队伍穿过了腊子口，来到了大剌山。这是岷山山脉向北延伸的最后一座高山，也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雪山。连日来，毛泽东的心情甚好。他吃着这一带回民烙的锅盔(烧饼)赞不绝口。现在，他又登上了山顶。他回首遥看千里岷山，只见白雪皑皑，重峦叠嶂；俯首前看，却见无边田野，黄绿相间，丰收在即。他想起近一年前，红军离开瑞金，跨过于都河时，也是秋收时节，心中颇多感慨。
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来，指挥红军千里转战，这期间，战胜了来自敌人的、大自然的、党内的无数艰难险阻，现在终于越过了岷山，把蒋介石企图将红军困死于雪山草地的幻想彻底击碎了，长征胜利在即，真可谓柳暗花明了。这种久已不见的喜悦、开朗的心情化作一股诗情，使他在越过岷山不久便写下了一首著名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79~38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随后，红军来到了哈达铺。毛泽东住在一家中药铺子里。部队在哈达铺进行了休整，整编为3个纵队，共8000多人。9月22日，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当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走进会场时，顿时响起热烈掌声。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毛泽东首先说：
自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文显堂：《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第320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接着，毛泽东又详尽、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虽然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还有三十多万人。毛泽东强调说：国民党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因此，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他还幽默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蒋建农、郑广谨著：《长征中的毛泽东》，第36章“确定长征的目的地”，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随后，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到陕北去。他号召大家：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线阵地!《杨成武回忆录》（上册），第27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广大指战员异常激奋，特别是第一次听到陕北有块苏区，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自从在哈达铺了解到陕北苏区的一些情况后，毛泽东就找贾拓夫谈情况。贾拓夫原在陕北工作，1934年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他作为陕北的代表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就留在中央苏区工作了。长征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从哈达铺北上后，毛泽东每天行军都把贾拓夫带着一路谈，向他了解陕北红军、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情况，获得了对陕北苏区比较具体的信息。
9月28日，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战略方针。会议根据国民党报上提供的材料和贾拓夫所说的情况，决定迅速赶往陕北苏区，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37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榜罗镇会议确定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决定。
10月2日，陕甘支队离开通渭，向西兰公路前进。10月4日，跨越西兰公路北进。这时，蒋介石获悉陕甘支队系红一、三军团组成，并由毛泽东率领的消息，他暴躁恼怒，哀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急令毛炳文、马鸿宾部和东北军在隆德、平凉、固原一线严密堵截，紧追不舍，以削弱和歼灭红军。
红军继续前进，一鼓作气攀登上六盘山顶，冲破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毛泽东健步来到六盘山上，感慨万千，哼成了《六盘山》的光辉词章：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诗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充满了革命豪迈情与乐观精神。而后来的历史进程也正如这首词所昭示的那样，只要掌握住“长缨”，必定能缚住“苍龙”，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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