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落后往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伴随的往往是一个群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愚昧和无知，上至皇帝，下至臣民。在晚晴引进西方技术，学习西方文化以强我国力，壮我国体的洋务运动中，最大的压力来源不止是高层的权力机构，更为严重的是普通士人和底层老百姓。
1866年秋,总理事务衙门大臣奕诉在与同文馆任英文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闲聊中,得知他很想开设一门如何使用和管理电报的课程,立即表示赞同。为了让官员们开阔眼界,奕诉还同意丁韪良将发报机带到总理衙门现场,指定时日,让大家一起来观看演示。不久,户部尚书董就学会了发电报,大学士文祥也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
丁韪良
见此情形,突诉决定在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于是在当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科举“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他们明确提出,学习西方是为了“雪耻”,拒绝学习西方才是真正的耻辱。
谁知奕诉的这一建议传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招来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率先公开发难的是山东监察御史张盛藻,次年三月他在上奏中对新馆招考正途人员,并对厚给禀饩、优与奖叙的做法表示不满。但由于张氏人微言轻,出言过激,当日就被朝廷驳斥。过了几日,大名鼎鼎的大学士倭仁也忍不住出来叫阵,针锋相对地与奕诉展开了论战。
倭仁,蒙古正红旗人,道光九年进士,晚清著名理学家。他历任编修、侍讲大理寺卿等职,同治元年被提升为工部尚书,充同治帝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时任文渊阁大学士,位高名重。
倭仁在奏折中一上来就摆明观点,认为立国之道在于尚礼仪而非权谋,根本之图在于人心而非技艺。他说:“天文算学不过是一种技艺,和人心、礼仪没有丝毫关系,从实用上也没有多大用处,而像奕诉那样让科甲正途人员拜夷人为师,不仅颠倒黑白,而且即使成才也不过是一个会算命看天象的术士,可是古往今来谁听说过仅靠这样的术士就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接着又振振有词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要说挽救世道,还要靠讲求程朱义理的读书人,至少这可以维持人心。如果科举正途人员低声下气地向外国人学习,岂不是意味着还没怎么着就先投降了吗?因此,建议朝廷立即停止开设天文算学馆。”倭仁是公认的理学大师,言辞更具煽动性,于是在士大夫间形成了一股反对学习“西学”的强劲力量。
奕诉也不示弱,再上一折,驳斥倭仁:“自同文馆设立之初,无论是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还是讲求机器制造之法,无论是教练洋枪队伍,还是派人出国考察,这种种的举措无不是用心良苦,无不是欲图自强。怎么能说学习外国就不是挽救大清于危亡呢?”“再说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西洋人之所以现在在中国肆无忌惮,横行霸道,不是突然的,而是他们十多年来处心积虑的结果,他们了解我们的语言文字,了解我们的虚实,甚至一举一动;相反,我们却对西洋人毫无了解,甚至空口谈道义,没有任何实质举措,还纷争不已。现在同文馆天文算学馆就是了解洋人的自强之方,难道有什么过错吗?”奕诉甚至在奏折中还将了倭仁一军,既然倭仁认为决不应设立天文算学馆,自必另有妙计,如果他确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他们自当追随倭仁之后,否则绝不苟同。
奕诉
倭仁当然不服,再次上折,依旧强调自强之道在于朝廷“用人”与行政”而且说中国早就有精通天文术数的学者。奕诉等人也再上折,进一步阐明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强调如果再这样苟且偷安,不思振作,后果将不堪设想。奕诉继续向倭仁发难:你不是认为中国早有精通天文算学、船坚炮利的人才,只是没有精心访求吗?于是建议朝廷下令让倭仁保荐数人,立即择地另设一馆,由他督办,看看他的效果如何?清廷还真接受了奕诉等人的请求,发布“上谕”,令倭仁照办。无奈之下,倭仁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可保举的人才,主动要求不必另行设馆。后来,清廷又故意命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想让他深入了解洋务,但倭仁坚辞不肯,不久,便称病告归。这场争论遂告结束。
就在奕诉与倭仁在朝中争论不休的时候,京城士大夫们的争论也闹得沸沸扬扬,各种各样的街谈巷议层出不穷。但大多都是讽刺向洋人学习的,比如有一副对联就说:“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还有人作对子贴在同文馆门前,如“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因此,在朝堂之上的争论中,以奕诉为首的洋务派虽然暂时取胜,但社会上保守力量的反对意见仍是主流。
鬼谷子
也正因为此,新馆考试之日,报名投考天文算学馆者98人,实到72人,而这些应考者不是老弱潦倒的书生,就是冲着总理衙门承诺发给的优厚薪水而来。由于初选考生质量不尽如人意,时过半年，1868年五月,奕诉等又在总理衙门大堂举行面试,发现录取30人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所以将经半年学习而毫无功效的20人立予撤退,留馆学习者仅有10人。
由此可见,当时即使学习西方也是步履维艰,并非一帆风顺,其阻力既来自庙堂的保守力量,同时也有普通士人和民众的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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