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yasa

因為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就屬於變態，而中國只是遵循了常態。

所謂神權壓倒王權，即並非普遍意義上的“政教合一”，而是“神權”領袖或組織凌駕於世俗君王之上的一種政治結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世紀早期的羅馬教宗對整個西歐封建君主的優勢地位。

事實上，世俗王權主導下的“政教合一”，才是人類古代文明的常態，比如古埃及的法老自稱神之子，甚至自命為神，統領祭司階層和武士階層；比如印加帝國的皇帝自稱為太陽，直視他會亮瞎眼。

再比如商朝王室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王是天帝的神族後裔，《史記·商本紀》和《史記·周本紀》類似的記載，始祖為帝嚳的次妃、元妃，又都天人感應而生子，實際上週的始祖神話也在強調自己是神族後裔，只是和商王不是一母。

強調始祖母親周嫄的帝嚳元妃，也就是正妻身份，也是為了貶低更早的商人始祖母親簡狄的地位，同時，將商周政權更替，賦予神之後裔家族內部更替的“神秘色彩”。

而周朝也一樣強調祭祀，到了秦漢大一統帝國建立，更是根據戰國時代發展出的“五德終始說”，賦予秦代周的“德運輪轉”的合法性，到了漢武帝時代，更是乾脆將德運輪轉前推到了“素王”孔子身上，造了一堆“神話”說孔子為漢帝劉氏受天命，並制儒學之法。

這些故事，本質上都是“政教合一”時代，國家宗教的合法性解釋，即“王”、“皇帝”是獨一無二的天子，天子又為什麼會“改姓”？

可以說，中國古代早期王朝的統治本身，就帶有著本土的宗教神權色彩，這種色彩的淡化，要到唐、宋之交，南北朝的正朔、德運爭論無比激烈，佛教、道教的全面成型，基本沖淡了本土原始“皇天后土”崇拜的群眾信仰基礎。

到了元、明、清，乾脆把祭天、祭社稷等等禮儀傳統同本土宗教信仰剝離，不談正朔、德運了。

這種情況，與西歐天主教統治是完全不同的，究其根本，即在於西歐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蠻族入侵的“黑暗時代”，實際上社會組織進入了一個空窗期，而天主教的組織形態可以填補這個空窗，形成了對社會各階層的束縛和管制。

而中國古代王朝自周制定型，就是一個沒有獨立祭司階層的軍事殖民組織，卜、祝、史都是作為輔助專業人員而存在的，類似於一種特殊身份的“工匠”，而非超乎於社會之上的宗教貴族。

自此之後，進入官僚帝國時代，對於宗教貴族、軍事貴族甚至文化貴族，都是排斥和壓制的，而社會組織的定型也完全由政治決定，即由世俗君主掌控，任何宗教，無論是本土薩滿方術發展而成的道教，還是舶來品的佛教、祆教、基督教，全部都只能在政治權力劃定的“圈裡”活動，出圈的舉動，一定會受到打擊，如歷史上的“三武滅佛”就是明證。

所以，在中國古代，強大的政治主導的社會根本就不存在宗教坐大的土壤，更遑論神權壓倒王權了。

劉三解

為什麼中國古代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神權一家獨大，乃至於壓過君權的時期呢？即使是梁武帝，佛教大好基友，把自己都給捐獻給寺院了，也沒有出現過教權一統天下的局面。

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個原因，中國的國土雖然廣闊，但民族成分比較單一，比如95%以上都是漢族人口，這樣比較容易管理，不易分裂。而分裂，則給宗教壯大勢力提供良機。第二，中國的地形比較平坦，雖然局部看溝壑很多，也有很多大江大河，但與歐洲比較，則屬於溫和的地貌。看看歐洲，地貌比中國複雜多了，地形呈現破裂狀。中國地形好，則容易造就大一統王朝。而在大一統的國家，君權都是非常強悍的，國家的體型越龐大，皇帝的力量越大，不像小國家，抵禦不了神權。第三個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或者說儒教在中國朝堂上具有意識形態的壟斷地位。

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學術界爭論很大，比如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前所長，任繼愈先生，他就認為儒家是一種特殊的宗教。任先生的弟子，儒學會會長，李申教授也認可這個結論。這個暫且不表。無可否認，儒家的力量很大，在中國2000年的思想史裡面，佔據了絕對優勢，因為儒家掌握了絕大多數的資源。即使是皇帝，也要拜孔子，因為孔子是萬世師表，只要你讀儒家經典，孔子就是你的老師，包括皇帝。通過科舉，儒家弟子牢牢把握了做官的資源，使得世俗的力量呈現壓倒性態勢。而神權不具備這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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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探索者

中國（準確的說應該是中華文明體系）應該是世界上唯一神權沒有壓倒王權的。那是因為中華文明的獨特性。所以西方有很多學者都百思不得其解，一個不信神的國家是如何實現統治穩定的。

在諸子百家時代，雖然百家爭鳴，但是沒有一家是講鬼神迷信的。各家提出的治國方略都是研究人性、研究規律的。都提出江山社稷、王權至上，中國提出的真命天子這個概念的目的，就是不讓任何力量有逾越王權的可能。

抱持著崇禮守法、尊王攘夷這個基本觀念，中華文明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與世界四大文明的其他三大文明完全不同。正因為中華文明不信鬼神，所以他的政治哲學更加世俗化，也更加重視天人合一、人定勝天這種以人為本的哲學觀。

在中國封建王朝長期的統治過程中，雖然有個別帝王階段性的重視某一宗教，但是也沒有允許宗教凌駕於政治之上。比如兩晉時期，佛教思想一度滲透政治，有凌駕王權的趨勢，最後王權開始反彈， 開始了滅佛的過程。明朝時期，嘉靖皇帝貌似避政修玄，閉門修道煉丹，但是隻限於他個人愛好，既沒有讓道教滲透進政治，還用他特殊的方式掌握朝政，維繫著王權的尊嚴。

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奇特的現象，就是因為中華文明獨特的對世界、宇宙認識的哲學視覺。比如傳承數千年的周易，他就從自己的認識角度描述了天、地、人的關係，宇宙的規律。甚至包括做人、治世的一些理念。周易的很多觀念被諸子百家研究、承襲，最後成了儒家學說的一部分。

實際上中國哲學與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哲學奉行天人合一，而西方哲學講究天人二分，哲學出發點上的根本不同造成了兩者治理國家、統治百姓的方式和制度上的巨大差異，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永遠是王權至上，神權一直沒有翻身的原因。因為身為人君者都以天子自居，而且也保持著這種基本哲學思維，既然身為天子，自己就是代天治世，那麼普世間一切魑魅魍魎、神佛魔道都應該在自己統治之下，而不是凌駕於自己之上。

謝金澎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相比於歐洲那些牛氣沖天的教皇和主教，中國從未出現可以和皇權對抗的神權領袖，更不要說和皇權鬥爭了。

原因用一句話解釋就是——中國沒有全民性宗教，也沒有全民宗教生長的土壤。

先秦時期，中國雖然將祭祀看的很重，卻沒有像同時代的猶太人一樣搞出一個宗教來，而是一種很原始的祭祀活動。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確定了中國神權的主體——天。

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應該說影響了之後兩千年的中國一切的政治文化思想。

秦始皇在玉璽上刻上了“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這八個大字，這就代表了那個時代對神權的基本看法——皇帝人間最大，那麼誰比皇帝大呢？天，天比皇帝大。

在基督教文明裡，至高無上的存在是上帝。在伊斯蘭教文明裡，至高無上的是真主，在亞伯拉罕宗教裡，真主和上帝都是同一個存在。但是最重要的是，真主也好上帝也好，在人間是有代言人的！

按照基督教的說法，上帝的兒子是耶穌。按照伊斯蘭教的說法，穆罕默德是先知，引導我們信奉真主。發展到後來，教皇成了上帝在人間的代言人，阿訇們成了伊斯蘭教的權威。這些教權神權在人間的代表，就構成了這些文明裡神權存在的基礎——神仙他老人家再厲害，也是要在人間有代言人的嘛。

而秦始皇就很聰明，他巧妙的把“天”的代言人變成了自己，皇帝就是天子，將周朝的天子名號完美的過度到了自己的身上，皇帝集人間皇權和老天的神權於一身，你們都消停了吧！

如果在封建時期有誰說自己也是老天的代言人，那麼他一定是活膩了。

到了漢武帝時期，事情又發生了變化。

簡單的說，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為老百姓規定了一個官方信仰——儒家思想。

這就徹底斷送了“國教”的可能性，要知道，基督教的全面發展，就是在羅馬帝國將其定為國教之後的。

儒家思想對統治者來說，簡直好的不得了。首先，他有成熟的思想理論體系，禮義廉恥忠孝悌信，思想完整度照宗教絲毫不差。但儒家思想不是宗教，他沒有神！孔子他老人家雖然在中國的地位比珠穆朗瑪峰還高，但中國人從來沒拿他當過神，他只是聖人而已。

最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固化了今後兩千年中國的官方思想，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在這之後，無論是佛教（或者喇嘛教）還是道教（全真教），在漢族知識分子裡，就倆字——異端。

事實上，中國並非沒有宗教流行的時候，統治者也並非從來沒尊崇過宗教。在歷史上，佛教就曾數次流行，南北朝時期，梁武帝蕭衍就是一個佛教徒，還曾經見過達摩老祖，對佛教極其推崇，以至整個南北朝時期佛教一直繁榮昌盛。到了隋唐，佛教也一度相當昌盛，天下處處都是禮佛之聲，到了唐憲宗時，皇帝甚至要親自迎接佛祖舍利子入長安。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國的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韓愈，寫下了著名的《諫迎佛骨表》，節選如下：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韓愈看到了唐憲宗推崇佛家，痛心疾首，用一句話來徹底否定了佛家思想的合法性——夷狄之人（印度傳來），不學習儒家思想，不拜祖宗，不知道儒家的君臣父子，禮義廉恥，所以斷斷不能推崇佛家。

韓愈說的話，得到了當時大臣們的一致認同，唐憲宗的禮佛行動只能恨恨作罷。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的大規模打擊佛教的運動——“三武滅佛”，孝武帝，武則天，唐武宗。三個皇帝打擊佛教的原因基本一致：佛家不事生產，卻擁有大量田地，讓大量的勞動力放棄生產投入到毫無意義的宗教活動中，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聖旨一下，天下的和尚都強制還俗，宗教在皇權面前不堪一擊。

實際上，中國的宗教不興盛絕非壞事，不要相信網上那些“中國人沒有信仰”的屁話。我們中國人不信神，信自己。我們來了大洪水，有大禹治水，不用祈求上帝給自己一個諾亞方舟。我們來了瘟疫，寫醫書煉草藥，而不是像歐洲教皇一樣去鞭打自己祈求上帝的原諒。我們兩千年前就敢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而不是像印度教教徒一樣認為高種姓的人天生就應該高於自己。中國人不信教，但我們懂得如何通過奮鬥為自己謀幸福，而不是信仰虛無縹緲的神，這是我們民族最偉大的民族精神！

小約翰

今天我來講一個西藏地方政權被神權威脅，君主憤而反抗的例子。

首先，你這個問題應該這麼說，“漢族政權為什麼沒有出現神權壓制王權的現象”。歷史上中國的政權不是隻有漢族人建立的，還有其他少數民族的政權。在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中，神權壓制王權或者說威脅到王權的例子並不少見。

松贊干布毫無疑問是西藏名片式的人物，他和吐蕃王朝是西藏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歷史。但可能很多人並不清楚，松贊干布並不是吐蕃國家的締造者，在其之前吐蕃還有32代贊普。

只不過吐蕃，從松贊干布開始一統西藏，才能真正稱其為“王朝”，而之前的，不過算是一個

首先有一點需要強調，現在雖然藏傳佛教在西藏居於當仁不讓的領導地位，但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裡，苯教曾有一段無比光輝榮耀的歲月。在整個吐蕃王國時期，掌控藏族精神領域的信仰恰恰是苯教而不是佛教。

有歷史記載可查的吐蕃第一代贊普——聶赤，便是被當時的苯教勢力扶上王座的（史稱“十二智苯”）。

因而，松贊干布之前的32代吐蕃贊普，每一位都拜苯教法師為護國上師，修建自己的苯教拜堂，而國內的大小政事都有苯教上師參與，出現了所謂“王辛同治”的現象。

止貢贊普也不例外，他繼位時也是一位苯教信徒，拜帕瓦財角為上師（辛布），並修建了薩利西倉為自己的宗教拜堂。

但教權的極度膨脹，已經到達了沒有“辛苯發話，王不敢降旨，大臣不敢議事；不唱辛苯歌舞，君臣不敢歌舞”

這就讓性格強悍的止貢贊普有點坐不住了，大臣樂贊協曾向他進諫：“頭上的帽子過大，會累得汗流浹背；美食吃得太多，也會引起反胃；聽任別人的蝨子爬到自己腿上，最後它會爬到你的頭頂。現在贊普與法師的權勢相當，如果一直這樣下去，到了贊普子孫之時，權力肯定將被苯教奪去。”

最後，他直言不諱的說道：“贊普如果不忍下令殺死法師們，就把他們驅逐到邊遠的地方去吧。”

止貢贊普也對教權的滔天權勢再難忍受，他將諸辛苯召來，說出了他的決定：“此地域，無法容納我的國政和你們的苯政，故將苯神、四苯門以及辛布格考鐵盤和角解布蘭察二人等留下來守護我。其餘諸辛苯要麼離開吐蕃地區，要麼在我的國度裡不許行苯之儀軌，你們可以自己選擇此兩路的任何一條！”

應該說止貢贊普驅逐苯教的手法還算溫和，他至少在雅礱地區保存了苯神和一定數量的苯教法師，可能他也考慮到民間對於苯教依舊有信仰需求。令他厭惡的，很有可能是那些盤踞上層的苯教法師們（苯辛）。

但已經長久品嚐權利甘美的苯教勢力不幹了，他們挑動聯盟內部另一個首領羅昂達孜，殺死了止貢贊普、放逐了他的妻兒。

持續了七年的止貢滅苯事件，以王權被顛覆告終。又過了十三年，經過艱險的努力，止貢贊普的兒子“佈德貢傑”復國成功，重新登上了贊普的王位。

初登王位的佈德貢傑贊普，馬上宣佈了自己對苯教的態度，他向主持父親葬禮的苯教法師深深鞠躬，並獻上美酒，說道：“父王雖憎恨苯教，而我卻要興苯。請你們繼續誦經，為去世的贊普送去安詳，為在世的贊普，祈求福澤永恆不滅。”

吐蕃王國的君權和教權在經過二十年的流血博弈後，再度因為互相需要而達成平衡。

首先，我們現在看到西藏神話中，止貢贊普因為祭祀中的誤會，起了個歹名（止貢的意思是“死於刀下”），導致他性情暴孽、行為乖張，喜歡和人單挑比武，最終死於比武的記述，都是為了掩蓋滅苯篡位而幻化描摹的。

一個簡單的證據就是，如果止貢贊普只是在比武中偶然失手被殺，他的妻子兒女有必要馬上逃走嗎？而且，一逃就是13年。

其次，止貢滅苯的失敗，給了吐蕃王室一個重要的教訓。讓他們清醒的認識到，西藏地區的社會生活沒有宗教參與是萬萬不行的。因而，佛教的引入其實是平衡苯教的一種政治手段。

最簡單的證據就是，之後吐蕃歷史上佛苯之間的絞殺，每次興佛抑苯都是贊普推動的（唯一例外是朗達瑪贊普滅佛），而每次興笨抑佛都是假大臣之手。（如果大家對西藏曆史上佛苯之間綿延數百年的絞殺有興趣，我們找個機會仔細講講）

再次，苯教經過了止貢事件後，也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約束反思和調整。

止貢贊普之後，苯教開始注重了典籍的系統性整理，逐漸剔除了一些早期原始崇拜神秘主義的內容，在葬俗儀軌等方面進行了規範。

因為苯教出現了這些改變，止貢滅苯也成了苯教歷史上，前弘期和中弘期的分界點，之前的苯教稱為“篤本”，而之後中弘期的苯教稱為“恰笨”。

最後，我們看待古代涉及宗教的問題，不能將其簡單看成信仰問題。古人科學知識的匱乏，導致對很多現象充滿畏懼，而宗教成了解釋未知的一種途徑。

所以很多時候，先民們恭順宗教來源於對未知的敬畏，這也算是人類對恐懼的一種本能。

我們在這裡探討宗教問題，都是以歷史作為視角的，首先要將所有歷史人物都先定義為“是一個人”。如果，您是一位信眾，認為某位宗教領袖是“行走在人間的神”，那我們就沒有討論問題的邏輯基礎了。

藏地讀行

神權壓制王權的事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出現過，但神權壓制王權沒有形成傳統，最終還是王權戰勝了神權，最後神權成為王權的玩物。

在原始宗教信仰下，神權的力量處於絕對優勢時期。重祭祀、重巫覡就是一種體現。新石器時代的一些古墓出土的特定玉器，比如玉琮，有的上面還畫有神面紋，就類似於一種通神的器物。這種神器往往在墓主身份高貴的墓裡出土，並且放在墓主人身上的重要位置。在新石器時代，一些原始部落的首領本身就是通神的祭司。

下圖三星堆博物館模擬殷商時期古蜀國祭祀的場景

殷商時期最重占卜，幾乎無事不問天意，神權的力量達到極高的程度。輔佐商湯的伊尹，曾放太甲於桐宮，就是一個神權壓制王權的例子。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伊尹的身份是“太上老師”，伊尹的身份是“格於皇天”，也就是皇天上帝與人間王者中間的代言人。伊尹有代理天命，代天傳言的職能。商王太甲被認為不賢，伊尹用天命的口吻訓誡，“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因為太甲不思悔改，代表神權的伊尹把代表王權的商王太甲放逐於桐宮。

神權和王權的鬥爭經歷了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神權由強到弱，王權由弱到強。西周的建立其實是王權真正誕生的開始。西周的王權本身就被神化，神權成了鞏固王權可利用的力量。《尚書*周書*召誥》裡有西周初年新邑（洛邑）建成，輔佐成王的召公與周公的對話，召公對周公說，“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這意思就是說，皇天上帝更改天命，不再授命於殷讓他統治天下，而是授命於周讓周王統治天下。從召公的話裡就能看出來，周代的王權是接受了上天之命的。既然如此諸侯就要受命於天子，天子為天下大宗，諸侯則為小宗。周代為了鞏固王權而建立了分封制和宗法制來確定統治順序，這是讓王權強大起來的有效辦法。

春秋禮崩樂壞，王權衰落，可神權也沒有再興起。秦統一六國，秦始皇統治時期的王權陡然直上，不再分封而以郡縣制作為王權專制的基礎。漢代在漢武帝時期採用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不只百家被罷黜，神權也沒出路了。從此儒家被捧上高位成為統治者利用的武器，封建時期的王權一直與儒家思想並行，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特殊之處，也是王權壓過了神權的一個重要原因。

最終，代表王權的君主其實不再需要神權，但有時候也自稱“釋主皇帝”以神化自己，卻似同兒戲。

沅汰

之前“靜Yes”寫過一篇相關文章，現整合補充如下：

簡單說來，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神權壓制王權的現象，一是由於中華大地王權的形成遠遠超前於宗教的發展；二是由於宗教的固有缺陷始終無法超越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