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抛砖引玉先做个发言，努力把时间掌握好，简要说一下对于我们这个单元讨论的主题，就是“大健康与养老制度再造”来对应新时代的要求，自己的一些思考。这也是聚焦于十九大报告里已经提出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紧密相关地来讨论我们怎样以制度和机制的优化来推进大健康和养老。
从原理上来讲，只要人存在，人的需要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原生动力，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所要对应的是尽可能提供出有效的供给。这个美好生活需要，现在是十九大中央表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前半句，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所碰到的是后半句由“不平衡”带出来的“不充分”的矛盾制约。现在实际生活中间，中国的社会成员“老百姓”，在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的升级，紧密联系着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大健康与养老。具体观察下来，非常明显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解决温饱、小康，进一步发展，还有享受等等需求不断升级过程中间，越来越看重的是要健康长寿，要享受生活。所有的追求，都是后面的零，前面那个自己身体健康、身心的健康，是一。老百姓这个意识越来越明确，形成社会方面公众需求的一个潮涌式的升级。也有很多现在看到的科技发展、社会生活的改进，使老百姓这种愿望越来越可能得到更好的实现，因为从具体统计来看，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可期待的社保说上的“人均余命”是越拉越长的，我们本土上最主要的一线城市的人均预期寿命，看到和世界最高、最发达的水平，差距已并不太大。这客观上进一步激活了老百姓在这方面的需求——更强烈的关于健康的需求，在具体生活中间构造了大家越来越认同的“康养”概念，要健康，要养老，要以更长的生命存在来享受生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今天探讨的，我认为就是供给侧这个供给体系，怎么适应需求，怎么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望，使之变成现实。
最简单地说，在这些年，我在一直思考，这个供给体系和莫干山当年讨论的“双轨制“这个概念，有不解之缘。我认为大健康它一定是一个双轨运行的供给体系。实际生活中已有学者认为应该把“双轨制”这个概念彻底抛弃，中国不能再有双轨制——这个如对应于当年莫干山讨论的价格双轨制，有一定道理，但在另外一些领域里不可能。比如说中国的住房制度，可以预见的未来历史时期内，注定是保障轨和市场轨的双轨运行；中国的金融按照我的研究，我也认为一定要在战略层面上掌握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所要形成的协调配套体系，要长期双轨运行。在康养这个概念上，我认为它有一个保障轨是看得很清楚的，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称为竞争轨，则是更多地需依靠市场起作用的。
最简单地说，健康对应的是“防病和治病“，当然可再加上更综合的身和心都要和谐。首先，康泰的物质基础是防病、治病。在具体社会生活中，有4个视角上，供给都是不可缺少的。第一个是整个社会普遍的卫生防疫，再一个是要对社会成员托底的医疗保障，第三个是更广义的医疗服务——这个医疗服务还得多样化，它当然要包括能够对应于托底需要的那部分，但是还要有中端的、高端的，全社会各种各样的医疗服务，是个多样化的全方位的医疗概念。第四个，还要有支持这种医疗防疫所有体系运行的各种药品、各种各样的设备、器材、用具的生产和供应。这4个视角，至少都不可缺少。前两个主要是保障轨的问题；卫生防疫是政府一定要牵头按照公共产品定位来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出来的，以后所有的新生婴儿，按照最合理的方式，都应该有跟义务教育一样的疫苗的接种，这不光是对个人负责，是对整个社会群体负责。在医疗保障方面它也是有别于市场运行机制的，是在实际生活中间对应于公共产品概念的社会政策托底的事项。这个保障轨后面的医疗服务，它这个竞争的特点，就一下子更鲜明化起来了。当然，实际生活中医疗保障跟医疗服务不是截然分开的，供给的主体往往看起来就是一个医院、卫生院，但是实际在操作中，它又有必须有在执行环节掌握的一些界限，比如大家知道的，哪些药品是纳入社保清单的，哪些是不纳入社保清单的，那个界限可以划得非常可丁可卯。
这样两个轨道的运行，现在对我们挑战性的任务，就是整个供给体系里，它的复杂性是带有非常现实需要的结构优化任务的，是要把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同时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是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所对应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必须不断动态优化去处理好的现实案例。
我过去在讨论中，提出了四句话4点要领，我认为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深化认识的；关于整个这个供给体系，第一句话，它要有健康和适度的市场化。不要以为我们看到了保障轨，就以为可以用这个保障轨全覆盖大健康供给体系了，而把市场扔到一边——我觉得这几年讨论里，似乎很容易在获得叫好声的时候，把这种观念极端化。有的学者，海外归来的学者，也是挺有影响的名校学者，认为整个医疗系统就是不能跟市场对接，你不要讨论什么市场在里面的作用，这是不对的。健康和适度的市场化，直观看起来，是整个医疗服务它表现出来，必然是要跟市场兼容和对接的。这里面要讨论的，是什么叫健康的市场化，什么叫适度的市场化，如果一味推到极端的产业化，很容易走过头，使市场化应有的量度走过头。我们所要寻求的健康的市场化，具体怎么掌握，实际生活中还要做更积极的探索。客观地讲，全世界都还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国外反复探讨的“医改”，实际上就是在琢磨这个又要跟市场对接又要有限度的具体机制问题。
第二句话，我认为应该需要有尽可能控制在合理限度内的官场化。因为实话实说，任何国家，包括人们所推崇、大家一般认为在医疗平等方面做得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它们的高端领导人，也一定会有特供的医疗服务，这是不言自明的。美国的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有那么多不惜工本的保障措施，当然也有不惜工本的医疗服务措施。在中国，我们这个医疗领域里的官场化，过去确实得承认是过度的，包括我们体制内的一些高官退下来以后，专门说到整个中国医疗资源里的大头，是服务于金字塔上的那部分少数人，这种情况在这些年已经有了很多的改进，但实际生活中仍然不能说做得就令人满意了。比如前几年还听说有上行下效，你上面设高干病房，人家到了乡镇的卫生院，也设高干病房。有人就问你们乡镇里哪些是高干？回答这是相对概念（人家还懂点辩证法），我们这里靠上的，就是我们乡里的高干，就特殊处理。这就把官场化的东西过于扩大了。
第三句话，是具有内生机制的专业化。这和前面所说的活力、市场作用的发挥，一定有内在的关系。如果没有充分的、必要的激励，怎么会设想这些医疗服务人员有内生的一种机制，追求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现在中国得承认跟美国比，跟日本比，我们总体的医疗服务水平就是低端。大家现在听了以后闻之色变的癌症，按我现在看到的资料，中国本土的水平跟美国比至少相差十几年。我们知道有原来在位的部级领导同志，在中国认为注定没希望了，下决心到美国去治，就救回来了，现在回来后在国内参加一些论坛、研讨活动，发言还显得很有生气，把他救回来的是美国的治癌技术。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得考虑，不能永远落后，必须有一种内生的机制，让大家有自觉的动力，提高我们的医术，提高我们服务护理的水平。
第四句话，一定要对接政府采购和PPP等等的制度创新。特别是多样化的医疗服务，在我们养老这个概念之下，已有现在多层次的中高端以上的养老机制在发展，一些养老机构、养老园区、养老特色小镇建设，需要更积极地和已经看到的一些市场机制创新结合起来。我理解，PPP这样的创新，是可以使养老养生园区和养老小镇的开发在实际生活中的机制，跨越我们原来已经形成的，值得肯定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思路——政府和市场划清边界各行其道（那个进步意义一段时间里是要正面肯定的），但现在是螺旋式上升到在这样的公共工程和准公共工程建设领域里，政府和企业可以运用合作伙伴的方式一起来做事，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绩效提升。这样的一篇大文章，就是整个供给体系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结构优化和机制提升的制度建设，来适应大健康养老制度再造这个客观需要。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贾康介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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