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據賈康先生2018年7月8日在青島中國財富論壇上的發言整理）
我按照7分鐘為限做個發言。這個單元討論主題的意義非常鮮明，中央現在對於金融工作的指導精神，特別強調的就是金融怎樣落實為實體經濟服務這一它自身的本質要求。實體經濟的發展在現實生活中，又需要對應中央所說的高質量發展、升級的發展。在這個方面，我談的基本思路，是探討一下金融作為供給，怎樣服務實體經濟發展中的融資需求。這個融資需求，我觀察可以用一個“多樣化的需求”來表現它的特徵，言下之意，供給怎樣服務於這種需求，也必須多樣化。在這個思路上，還要結合我們如何適應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經濟的發展已進入信息革命時代，中國的發展正在進入強起來的新時代，要求是要升級，而這個升級體現的高質量要靠什麼呢？中央指導方針是說，要抓住矛盾主要方面即供給側，在供給側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結構優化，這個大思路和它裡面的邏輯連接，是相當清晰的。
按照這樣一個視角，我想首先說一下目標導向。金融應該非常堅定地按照最高決策層現在點名明它的出發點、宗旨和歸宿，明確金融必須是服務於實體經濟發展中的高質量發展和升級換代發展。鄧小平當年所說的“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強調了金融的重要意義、前沿性質，實際生活中怎麼貫徹這種理解呢？我願意把它比喻為：金融是經濟的心血管系統，說它是核心，指的就是這個心血管系統的中心地位和不可或缺的它那種帶有核心意義的作用。但是這個心血管系統，一定是要服務於整個生命機體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這是這個心血管系統的出發點和它的歸宿。所以，這是目標導向。這在學理上也非常清楚。
接著就得討論問題導向，現在出的問題是什麼？中央對於整個中國的發展有一個非常清晰認識的提煉：我們現在碰到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進入這個巨型，我認為完全可以把其邏輯對應到我們金融：如果在問題導向來說，可以講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就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多樣化的融資需求所碰到的金融應供給方面的不平衡帶出的不充分的制約。不充分，在理論上講永遠存在，任何一個供給對於需求的動態中的適應都至多是相對充分，現在關鍵的問題在於，不充分是不平衡帶出來的，而不平衡是結構問題。問題導向之下，我們觀察一下中國金融體系的結構問題是什麼？這種不平衡可指出：第一，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顯然不平衡，我們還很難設想簡單地去接近像美國這樣直接金融佔絕大比重的局面，但是我們直接金融的比重現在太低了，從現代經濟的一些可以觀察到的共性要求來說，我國直接金融的比重顯然應該提高。
還有第二，直接金融中間雖然股市出了這麼多的問題，但是具體觀察，我的看法是，中國直接金融裡的股市和債市之間仍然存在著不平衡，中國現在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債的發育程度非常低。在我們現在已經形成的債市上，大量的是政府背景的所謂市政債，融資平臺形成的變相、隱性地為地方政府戰略服務的公司債，而不是貨真價實的企業債。
第三，間接金融方面，又有一個說了多年的不平衡，就是大型企業、國有企業融資比較容易得到滿足，而大量的中以下的小微企業，就是苦苦得不到應有的融資支持，一邊說中國現在已經不缺錢，大量的金主手上有錢，但是說了這麼多年，很難看到我們的大銀行、大的金融機構真正能夠可持續地去支持小微企業的發展，這都是不平衡的問題。
回到我前面提煉的關鍵詞，多樣化的需求為什麼不能夠在我們的供給這一方面形成能夠服務於它的供給體系呢？這個供給體系當然就應該多樣化，我在研究裡形成的基本看法，就是這邊多樣化需求是要無縫連接全覆蓋的，而在供給側，由於種種原因，它就是不能無縫連接，就是不能夠對應產生多樣化的供給體系。
這裡面最主要的原因，第一，我們得承認存在著過度壟斷。所謂過度壟斷，言下之意就是要素流動遭遇過多的壁壘的阻隔。實話實說，前些年我在一些討論場合聽到咱們金融界的一些人士，包括央行、也包括一些大的銀行金融機構的重要人士，發表意見的時候對這個說法是不服氣的，那時候說我們已經有了全國一千多家銀行和金融機構（現在更多了），天天在那裡競爭，還說我們壟斷？不服氣。我討論中我說，我承認金融它必然帶有一定的壟斷特徵，所有的金融主體要講資質，要發牌照的，於是就是有一個准入的問題，就不能簡單地按照完全競爭的那個意義去理解它，但是我強調的是“過度壟斷”，現在看到的競爭是不是還沒有消除過度壟斷？我認為這相對容易認定，如果從城市區域來說，我們財科所樓下的北京銀行有一個很大的營業廳，我在那個營業廳裡出入已經十多年，始終碰到的問題是你進去以後排隊，要排到三十幾號，排到二十幾號算是今天的運氣比較好。這種短缺經濟在中國市場化的發展過程中，於很多領域中已經排除掉了，為什麼在金融服務領域它卻遲遲不能改變？最關鍵問題是“遲遲”二字。在它出現一段時間的短缺特徵以後，本來應該有要素流入去彌補這個不平衡的問題，把那個賣方市場校正到相對平衡的市場，為什麼遲遲不能改變？當然，老百姓的需求在上升，我們的供給也在提升，動態中發生供不應求可以理解，但是供給遲遲追不上需求，一定是碰到了要素流動裡的某種不良的阻礙因素，這些不良的阻礙因素我稱為這便是一種對於“過度壟斷”的印證。農村區域、小微企業、創新企業領域，情況更是這樣，這麼多年來遲遲不改總是短缺，這大家也都認賬。還有另外一個印證，我看到統計資料，美國上市公司和中國上市公司最高盈利水平前十位的排列，美國的第一位是什麼公司？不是金融街的銀行，第一位是高科技的微軟，第二位才是銀行。中國前十位，清一色全是銀行。如把不同行業的利潤率排位來看，美國的第一位是高科技，第二位是銀行和金融業，整條曲線的形態是一個比較平滑的下降過程——各個行業利潤率是不平衡的，但是它是在一個曲線上滑下來的。中國不行，中國各個行業排在一起，第一位的銀行鶴立雞群，非常高，第二位一下掉下來非常低，其他行業都是更低的。這種利潤率的懸殊情況，也說明要素流動不足。所以，我是要論證這個多樣化不足、供給遲遲不能進入多樣化狀態的第一個問題，是過度壟斷，對比我們應認賬，正視要素流動受到了不應有的過高壁壘的阻隔。第二，就是我認為對整個金融體系而言你得承認，除了商業性金融之外，還必須發展健康的、可持續的政策性金融，但多年來發展不是不順。換句話說，中國守正出奇的現代化，在守市場之正之後，還必須出我們中國特色下整個供給體系之奇，這個“奇”裡面的政策性金融命題早就確立，但是遲遲不能很好地解決它的優化方案問題。這方面我們必須承認，已經探討多年的以財政為後盾的貼息、政策性信用擔保，現在還在強調和繼續探討的產業引導基金，以及PPP，對應的是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綠色金融、經濟增長點上的特定支持，因為它們無一不帶有濃厚的政策色彩，這個政策支持的體系它怎麼樣能夠健康可持續，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該做總結了。總結一下我的認識框架，就是我們現在金融的供給碰到了多樣化不足這一非常明顯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不能光講是認識問題，光講我們的政策設計與調整的問題，一定要涉及整個金融體系的制度建設問題。這個制度建設問題是金融多樣化改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的問題，要使金融機構多樣化、使金融機構的產品多樣化，使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都能在戰略層面上形成它們之間的協調配套，形成多樣化供給機制，讓政策性金融可以克服它必然面臨的挑戰性問題（就是雙軌運行的設租尋租如何抑止）而可持續健康發展。這樣一來，合在一起的這個無縫連接的金融供給體系，才能夠支持中國的實體經濟裡的各個組成部分，在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有效市場加上有為而有限的政府的這種組合之下，實現守正出奇的中國特色之下的創新升級，得到實體經濟應有的高質量升級發展。這是我的基本看法，謝謝！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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