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2018年7月8日在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我按照7分钟为限做个发言。这个单元讨论主题的意义非常鲜明，中央现在对于金融工作的指导精神，特别强调的就是金融怎样落实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它自身的本质要求。实体经济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又需要对应中央所说的高质量发展、升级的发展。在这个方面，我谈的基本思路，是探讨一下金融作为供给，怎样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融资需求。这个融资需求，我观察可以用一个“多样化的需求”来表现它的特征，言下之意，供给怎样服务于这种需求，也必须多样化。在这个思路上，还要结合我们如何适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经济的发展已进入信息革命时代，中国的发展正在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要求是要升级，而这个升级体现的高质量要靠什么呢？中央指导方针是说，要抓住矛盾主要方面即供给侧，在供给侧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结构优化，这个大思路和它里面的逻辑连接，是相当清晰的。
按照这样一个视角，我想首先说一下目标导向。金融应该非常坚定地按照最高决策层现在点名明它的出发点、宗旨和归宿，明确金融必须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中的高质量发展和升级换代发展。邓小平当年所说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强调了金融的重要意义、前沿性质，实际生活中怎么贯彻这种理解呢？我愿意把它比喻为：金融是经济的心血管系统，说它是核心，指的就是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中心地位和不可或缺的它那种带有核心意义的作用。但是这个心血管系统，一定是要服务于整个生命机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这是这个心血管系统的出发点和它的归宿。所以，这是目标导向。这在学理上也非常清楚。
接着就得讨论问题导向，现在出的问题是什么？中央对于整个中国的发展有一个非常清晰认识的提炼：我们现在碰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入这个巨型，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其逻辑对应到我们金融：如果在问题导向来说，可以讲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多样化的融资需求所碰到的金融应供给方面的不平衡带出的不充分的制约。不充分，在理论上讲永远存在，任何一个供给对于需求的动态中的适应都至多是相对充分，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充分是不平衡带出来的，而不平衡是结构问题。问题导向之下，我们观察一下中国金融体系的结构问题是什么？这种不平衡可指出：第一，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显然不平衡，我们还很难设想简单地去接近像美国这样直接金融占绝大比重的局面，但是我们直接金融的比重现在太低了，从现代经济的一些可以观察到的共性要求来说，我国直接金融的比重显然应该提高。
还有第二，直接金融中间虽然股市出了这么多的问题，但是具体观察，我的看法是，中国直接金融里的股市和债市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平衡，中国现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债的发育程度非常低。在我们现在已经形成的债市上，大量的是政府背景的所谓市政债，融资平台形成的变相、隐性地为地方政府战略服务的公司债，而不是货真价实的企业债。
第三，间接金融方面，又有一个说了多年的不平衡，就是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融资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而大量的中以下的小微企业，就是苦苦得不到应有的融资支持，一边说中国现在已经不缺钱，大量的金主手上有钱，但是说了这么多年，很难看到我们的大银行、大的金融机构真正能够可持续地去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这都是不平衡的问题。
回到我前面提炼的关键词，多样化的需求为什么不能够在我们的供给这一方面形成能够服务于它的供给体系呢？这个供给体系当然就应该多样化，我在研究里形成的基本看法，就是这边多样化需求是要无缝连接全覆盖的，而在供给侧，由于种种原因，它就是不能无缝连接，就是不能够对应产生多样化的供给体系。
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第一，我们得承认存在着过度垄断。所谓过度垄断，言下之意就是要素流动遭遇过多的壁垒的阻隔。实话实说，前些年我在一些讨论场合听到咱们金融界的一些人士，包括央行、也包括一些大的银行金融机构的重要人士，发表意见的时候对这个说法是不服气的，那时候说我们已经有了全国一千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现在更多了），天天在那里竞争，还说我们垄断？不服气。我讨论中我说，我承认金融它必然带有一定的垄断特征，所有的金融主体要讲资质，要发牌照的，于是就是有一个准入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地按照完全竞争的那个意义去理解它，但是我强调的是“过度垄断”，现在看到的竞争是不是还没有消除过度垄断？我认为这相对容易认定，如果从城市区域来说，我们财科所楼下的北京银行有一个很大的营业厅，我在那个营业厅里出入已经十多年，始终碰到的问题是你进去以后排队，要排到三十几号，排到二十几号算是今天的运气比较好。这种短缺经济在中国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中，于很多领域中已经排除掉了，为什么在金融服务领域它却迟迟不能改变？最关键问题是“迟迟”二字。在它出现一段时间的短缺特征以后，本来应该有要素流入去弥补这个不平衡的问题，把那个卖方市场校正到相对平衡的市场，为什么迟迟不能改变？当然，老百姓的需求在上升，我们的供给也在提升，动态中发生供不应求可以理解，但是供给迟迟追不上需求，一定是碰到了要素流动里的某种不良的阻碍因素，这些不良的阻碍因素我称为这便是一种对于“过度垄断”的印证。农村区域、小微企业、创新企业领域，情况更是这样，这么多年来迟迟不改总是短缺，这大家也都认账。还有另外一个印证，我看到统计资料，美国上市公司和中国上市公司最高盈利水平前十位的排列，美国的第一位是什么公司？不是金融街的银行，第一位是高科技的微软，第二位才是银行。中国前十位，清一色全是银行。如把不同行业的利润率排位来看，美国的第一位是高科技，第二位是银行和金融业，整条曲线的形态是一个比较平滑的下降过程——各个行业利润率是不平衡的，但是它是在一个曲线上滑下来的。中国不行，中国各个行业排在一起，第一位的银行鹤立鸡群，非常高，第二位一下掉下来非常低，其他行业都是更低的。这种利润率的悬殊情况，也说明要素流动不足。所以，我是要论证这个多样化不足、供给迟迟不能进入多样化状态的第一个问题，是过度垄断，对比我们应认账，正视要素流动受到了不应有的过高壁垒的阻隔。第二，就是我认为对整个金融体系而言你得承认，除了商业性金融之外，还必须发展健康的、可持续的政策性金融，但多年来发展不是不顺。换句话说，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化，在守市场之正之后，还必须出我们中国特色下整个供给体系之奇，这个“奇”里面的政策性金融命题早就确立，但是迟迟不能很好地解决它的优化方案问题。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已经探讨多年的以财政为后盾的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现在还在强调和继续探讨的产业引导基金，以及PPP，对应的是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经济增长点上的特定支持，因为它们无一不带有浓厚的政策色彩，这个政策支持的体系它怎么样能够健康可持续，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该做总结了。总结一下我的认识框架，就是我们现在金融的供给碰到了多样化不足这一非常明显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光讲是认识问题，光讲我们的政策设计与调整的问题，一定要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问题。这个制度建设问题是金融多样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要使金融机构多样化、使金融机构的产品多样化，使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都能在战略层面上形成它们之间的协调配套，形成多样化供给机制，让政策性金融可以克服它必然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就是双轨运行的设租寻租如何抑止）而可持续健康发展。这样一来，合在一起的这个无缝连接的金融供给体系，才能够支持中国的实体经济里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有效市场加上有为而有限的政府的这种组合之下，实现守正出奇的中国特色之下的创新升级，得到实体经济应有的高质量升级发展。这是我的基本看法，谢谢！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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