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麗拿，上海音樂學院小提琴教師，全國三八紅旗手標兵。這位從指間飛出《梁祝》的小提琴演奏家，50多年呵護培育出無數只“蝴蝶”，從琴房裡飛出，飛向國際舞臺，飛向世界藝壇，在世界頂級舞臺上振翅飛翔。她的名字也與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始終閃耀在中國音樂舞臺上，這是她永不謝幕的傾情演出。
因為我是《梁祝》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大家都以為我在文藝單位，其實大學畢業我就留校當了老師，到現在已有56年教齡。
1962年，我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當時已是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成功首演後的第三年。我是分配改學小提琴的。自己還是大學生時，最苦惱的就是當時小提琴在國內不太受歡迎，演出沒有人鼓掌，很痛苦。為了讓中國人聽懂、喜歡、熱愛小提琴，我們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學派實驗小組”，希望能夠讓小提琴講中國話。後來，我們就有了《梁祝》這個作品。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協奏曲《梁祝》成功首演。此後50多年間，《梁祝》的琴聲傳遍世界各地。周總理在上海舉行重要國務活動時，總會請我為外賓演奏《梁祝》。因為《梁祝》，使東方風韻、中國元素飛進了世界音樂殿堂，成為中西音樂結合的典範，成為讓西方樂器開口說中國話的“中樂西奏第一曲”。
畢業時，留校當了老師。那個時候我很苦惱，因為我只會拉琴，不會教琴。我要學做老師。
要教好小提琴，並不容易。一定要很深入地研究，掌握教學規律及特點，還要跟得上世界潮流，熟悉國際上各個演奏家的風格。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條件，要根據學生的情況因材施教。你會拉，還得找得準關鍵才會教。
音樂學院的教學跟普通學校不同。我們是一對一上課。從附小到大學畢業，一個學生就是16年。這16年間，我們就像他們的第二父母一樣，伴隨他們從少年懵懂到青春期談戀愛。到後來孩子能獨立學習了，就是我非常高興的時候。
曾奪得第四十九屆帕格尼尼國際小提琴比賽第一名的黃蒙拉，就是讀附小六年級時來投師的。我還記得，最開始黃蒙拉的音不準，每次到我家來，一練五六個小時，一個音一個音糾音準，後來他的音準一輩子都不用我操心了。黃蒙拉在意大利參賽，我正在美國卡內基音樂廳舉行小提琴獨奏音樂會，記掛著學生，就給黃蒙拉打電話，“你不愛洗衣服，現在沒有乾淨衣服換了吧？”電話裡，黃蒙拉不好意思地笑了，“對呀，俞老師怎麼知道？”
同樣屢獲國際大獎的王之炅，2000年在芬蘭參加比賽時不小心燙傷了手指。為了不讓傷口再碰水，我為王之炅洗頭、洗衣服、做飯，幾乎當起了保姆。2003年，我膝蓋積水嚴重，還堅持全程陪同王之炅赴意大利，因為我的學生是代表中國參賽的。
這些年來，我們培養的學生有十多人在國際比賽中獲得第一名，填補了我國在國際小提琴賽事中的多項空白。
後來因為搬家住得離學校遠了，年近60的我考了駕照買了車。
為避開早高峰，我一般都是早晨5點多起床，保證6點半到學校開始準備工作，7點半或8點就可以上課。學生都知道，我永遠是在教室裡等著他們的。我是非常準時的，他們也就不敢遲到。
50多年來，我堅持每天在教室授課十多個小時，辛勞寂寞而平凡。每次，我都帶幾天的飯菜放在小冰箱裡，因為不能每天趕來趕去，晚上常常就睡辦公室。每天唯一的休息就是拿出飯盒到微波爐裡熱一熱，一邊吃飯一邊上課。學生們說我：你根本就只是為了活命而吃飯！
一個好老師，一定要全心全意地為學生，不能半心半意，更不能三心二意，要“像父母一樣為他們奉獻一切”。我70歲告別舞臺，那正是我演奏狀態非常好的時候。擔心將來精力難以兼顧，我還是告別了自己眷戀的舞臺，集中精力專心教學。對每個學生，我都安排一個專門的記錄本，幾十年來，記錄本已塞滿整整一個文件櫃。
在我的眼裡，上課永遠排在第一位。為了不耽誤上課，我曾在暑假裡抽出五天時間開了三次刀，聲帶做了手術講不出話，就舉卡片提醒學生。琴房裡，一張張卡片，寫著“弓速”“分段”“調性”“音準”……甚至還有一張寫著“帥！”住院了，我惦記的依然是學生，安排學生到醫院拉琴。寒暑假堅持給學生們上課。我跟學生們說，不是你們要上課，是我要你們上課。我不收費。
我記不清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現在我已進入老年。一輩子，一把琴，四根弦，一撥又一撥學生，歲月染白青絲……我要一輩子教下去，學生是我生命的延續，是教育讓我擁有了永遠的青春。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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