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浩亮
北京明残城墙的东南角楼 马浩亮/摄
暮春时节，北京崇文门的明城墙遗址公园，绿萼、宫粉、碧桃、海棠，次第盛开，如雪如胭脂。历经近代以来租界、战乱、铁路、基建的轮番洗礼，绵延四十公里的北京城墙早已不复存在。崇文门至东便门角楼一段是目前仅存的两段残城墙中最长的一段。桃红柳绿掩映之中，高高耸立的东南角楼，注视着城市的喧嚣与繁华，目送着一列列从北京站驶出的火车消失在远方。历经六百年风雨洗刷的青砖，默默诉说着古都的沧桑变化。
北京是一座千年古都，早在金、元两代就是首都，但当时的金中都、元大都城垣与后来的北京城不尽相同。奠定明、清两代北京城轮廓的是明成祖朱棣。
朱棣（1360-1424）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十岁时受封燕王，二十岁就藩王府所在地北平，镇守明朝的北大门。朱元璋去世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于1402年即帝位，年号永乐。当时北元蒙古残余势力是明朝的头号心腹大患，为了巩固边防，朱棣决定“天子守国门”，即位后即开始准备迁都。永乐元年，诏以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从永乐四年起，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营建北京宫殿。
下令修建北京城的明成祖朱棣
永乐十七年（1419），开始修造北京城墙。至永乐十九年（1421），一切工程告竣。当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改北京顺天府为新的京师，完成迁都。此后至今的六百年间，除了民国中后期的22年时间外，北京一直是中国首都。
九门八点一口钟
崇文门的前身与元大都的文明门有关，但明清北京城与元大都城垣并不一致。明军灭元后，鉴于元大都北半城人口稀少、土地空旷，将其废弃，北城墙从现今的健德门、安贞门一线移到而今北京北二环德胜门、安定门一线。南城墙也同时南移。元代的文明门在今天北京东单一带，新修建的城墙向南平移了0.8公里，也就是今日崇文门所在地，起初仍沿用文明门之名。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重修并加筑瓮城，改名崇文门，寓意崇尚文德之意。与之东西对称的顺承门则改名为宣武门。元代文明门的别称“哈德门”“海岱门”，也被崇文门继承。崇文门西距正阳门约3公里。其城楼面阔5间，约39.1米宽，通进深24.3米，重楼重檐歇山顶城楼。
提起北京的城门，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指的是北京内城、外城、皇城三重各有九、七、四座城门。其中内城九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中，其他八座门都悬挂着“点”，唯有崇文门悬挂的是钟。所谓“点”，原本是一种打击乐器，实际上就是云牌，用铜铸成，呈祥云状，到时辰击打出声，因此与钟一样具有了报时功能，故而俗话将时间叫作“钟点”。老北京关城门时要敲三遍“点”，提醒行人赶快进出城。敲第一遍后关上一扇城门，第二遍另一扇再关上一半，敲第三遍后只留一点门缝。
崇文门外曾是商业区中心的火神庙/马浩亮摄
其他八个城门都是打“点”，惟独崇文门却是敲钟。崇文门瓮城左首镇海寺内有一座镇海铁龟。相传当年刘伯温建北京城时，修到崇文门，城楼下正好是一个大海眼，上面趴着一只巨鼋。若其翻身，海水就会淹没京城。因此趁巨鼋睡觉时把城楼修在鼋背上把它压住。巨鼋醒来后问刘伯温：何时才能翻身？刘伯温说：当听到打“点”的声音就可以了。巨鼋一想，每天关城都要打“点”，很快可以翻身，就不再问。而刘伯温悄悄命人将崇文门的“点”换成了一口钟，关城门时只敲钟不打“点”，结果巨鼋就永无翻身之日了。这其实只是一个传说。永乐初年修建北京时，刘伯温已经去世几十年了。
民国初年蒋芷侪在《都门识小录》中认为，崇文门鸣钟启闭，可能是因为清朝入关初期摄政王多尔衮常由此门出入。至于“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他记载：“闻昔年某相揽权纳贿，寓崇文门内，民疾恶之，造为此谣，以鼋喻某相，以门喻朝政，以点鸣喻典刑，意谓此等权贪，非自罹法纲，不能去位也。”百姓以老鳖比喻贪官，恨其盘踞不走，表达不满。
不过崇文门的镇海铁龟却的确与水有关，北京城有“四水为镇”之说，即西北德胜门右之鸡狮潭（即积水潭）、东北地安门左之后海、西南宣武门西之太平湖、东南崇文门右之泡子河。以镇海铁龟祈愿风平浪静，太平安澜。
天下第一税关
崇文门还有一项特殊职能。北京的前三门之中，正阳门是举行重大礼仪时才能使用的“龙门”，宣武门因为城外是刽子手的地盘——菜市口，被称为“鬼门关”，而崇文门却是财源滚滚的“聚宝盆”，它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官场和反贪史上的一个“坐标”。
在明清两代，崇文门税关“缺美腴甲于天下”，意思是天下第一的肥差。无论官民，携带财货进京，都要走崇文门，并视货值缴税。被称为清代第一贪官的和珅，身兼几十项职务，其中就包括一个“崇文门税关正监督”。
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朝廷令顺天府委派官员在崇文门宣课分司监收商税，这是崇文门税关的兴起。孝宗弘治元年（1488），宣课分司升格为宣课司，并改为由中央差御史、主事各一员监收税款，实际是将其从京城地方政府部门收归中央政府管辖。弘治六年（1493），崇文门税关升格为统管北京九门商税征收事宜的总衙门，“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并改由皇室直接派员收取商税，甚至不必御史巡查。衙门设在现崇文门外花市上三条西口。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撤销，前后共445年。
清末从正阳门往东远眺，远处城楼为崇文门。
明代之所以把税收机关设在崇文门，与当时的漕运有关。元代，郭守敬主持设计并修建了通惠河，通过大运河北上的江南大小船只可由通州驶入通惠河，经文明门东边的大通桥下，直抵终点积水潭。朱棣定都北京以后，通惠河码头从积水潭迁到大通桥下，而临近的崇文门，便成为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和官商等进出京城的重要关口，也随之成为征收各种商税的最佳场所。北京城乃天子脚下，四方商贾辐辏，南北百货云集，铺户鳞次栉比，进京官民、往来商旅络绎不绝。因此，崇文门税关成为全国最大的税关，每年征收的税额居全国各税关之首。
和珅的“摇钱树”
到了清朝，崇文门税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由皇帝指派王、公、贝勒、六部满员尚书、侍郎、各旗都统等担任，一年满轮替，不可连任，但可以隔年再任。这说明，崇文门税关监督都由一二品大员兼任，并且只能是皇帝亲信等满洲贵族，汉族官僚无份参与。但监督只在到任时来署视事一次，日常事务由其奏派之总办委员负责处理，另可不经奏请自行委派帮办委员。除了京师九门，其余设在卢沟桥、东坝、海甸等的税口，也归崇文门税关领导。
重要货物都必须走崇文门缴税，否则视为“走私”。清末满族学者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写道：“京师三月有黄花鱼，即石首鱼。初次到京时，由崇文门监督照例呈进，否则为私货。虽有挟带而来者，不敢卖也。”“十月间，冬笋、银鱼之初到京者，由崇文门监督照例呈进，与三月黄花鱼同。”崇文门成为京城珍稀菜蔬鱼鲜的风向标。
由于崇文门税关巨大的“油水”，从其建立之初就成为大小官僚的摇钱树和提款机。早在建立之初，明孝宗弘治元年，御史陈瑶就上奏说：崇文门监税官“以掊克为能，非国体”。税关衙役依仗权势，百般刁难纠缠，刻薄盘查，在规定税则之外肆意额外加收，或者千方百计找借口压榨通关商旅钱财。稍有不从，即以漏税之名罚没货物或加倍重罚。商贾为了少惹麻烦，大多忍气吞声，缴纳“买路钱”。
清代的陋规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清末学者震钧在其笔记《天咫偶闻》中记载，起初在《户部税则》中规定，行李不在纳税之列。然而外吏入都，往往有绫绸缎布等需要纳税之物。但关吏有时也不便过于盘诘。于是索要小费，不再检查。久而久之，不论行李中有无货物，一律需要缴纳“私钱”，甚至定额曰某箱银两若干。时间一长，“收者纳者，视为固然”。而且关吏为了创收，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有挂锤、顶秤等名堂，百斤作百四五十斤。货物重量数量增加，征税自然也就多了。而多余的钱也都进入了关吏私囊。关吏为了自保，又逐级孝敬委员、监督，共同分肥。
即使是按正常程序课税时，由于人员众多，手续繁多，盘问细琐，必须排队等候，以至延误时日。一般小商贩为了省事，就根据自己货物多少，把税款提前插在帽沿上，走到关口，关吏取下银钱，立即放行。其速度不亚于现在的ETC通道。康熙年间翰林查嗣瑮（著名诗人查慎行之弟）曾有诗曰：“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
崇文门至正阳门城墙下行驶的火车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作者崇彝曾做过崇文税关的帮办委员，他自述：“余充崇文门税关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监督岁入数万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当时一品大员的法定年俸银只有180两，而崇文门税关的一个帮办的年收入就有四五千两银子。其上监督的“油水”更不言自明。
因此清代时有人戏称“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和珅曾多次担任崇文门税关正监督，他的管家刘全被抄家时家财多达20万两银子，当中与其帮办崇文门税务有莫大关系。慈禧太后当国时对弟弟桂祥（同时也是光绪皇帝的国丈、隆裕皇后的生父）管束甚严，生活并不宽裕。及至光绪、慈禧同时驾崩后，隆裕升格为太后，袁世凯为了笼络皇室，保荐桂祥为崇文门税关监督。仅任职一年，桂祥便将府邸翻建一新，并得意地说 “后半辈子总算不用愁了。”
和珅曾任崇文门税关正监督
崇文门的税项之中，酒税是最大宗之一。北京内城九门各有不同用途，如西直门走水车，阜成门走煤车，而崇文门则是向内城运酒的专用通道，被称为“酒门”。当时规定城内不许开烧锅，凡外来酒类皆由官方指定的酒商出售，在崇文门指定了十八家，统一收售，统一纳税。酒是大宗消费品，且税额很重，税利极丰。一些酿酒小作坊，为了躲避高税，多赚些钱，不惜铤而走险，在夜间胸前挂着装满酒的猪尿泡，躲过巡城士兵的耳目，偷偷爬过城墙。大多数是城内城外有人相互配合。但城墙高大，失手坠墙摔伤摔残乃至摔死者，屡见不鲜。
庆亲王“清廉”有方
崇文门税关由于向来系皇帝亲自委派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直接领衔惯例，故而派头极大，关吏趾高气昂，专横跋扈。对于进京朝贡的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应试举子以及奉诏进京述职引见的官僚，也常常借故勒索。
乾隆年间的陆耀，由户部郎中、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一直升迁至山东布政使（主管一省民政，相当于省长），是堂堂二品大员。陆耀为官刚正不阿，时人称赞他“清节自励”。清朝陈康祺《郎潜纪闻》载：陆耀一次入京陛见，崇文门关吏所索过奢，陆耀实在拿不出来，一怒之下，将所带行李衣物都寄放在了城外，两手空空携带一名仆人进城。他对关吏说：“我有身耳，何税为。”其身上一无所有，关吏自然也不好再征税。陆耀进城后，从同乡朋友处借铺盖被褥，办完公事后归还，再空手出城。二品大员遭遇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可想而知。
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贪渎成性，较和珅有过之而无不及。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奕劻生辰，山东巡抚杨士骧献金佛十尊，尊各高三尺。吉林将军达桂献玉鱼一具，周身鳞甲，皆金钢宝石装饰，过崇文门为监督搜得，估税应纳银三万，物之贵重可知。”仅缴税就达三万两银子，则礼物本身之价值连城毋庸赘言。对于这些礼物，奕劻一一笑纳。而商部主事龚心铭是个小小京官，只凑了五百两银子去拜见奕劻之子载振。载振嫌钱太少，于是“遂劾罢之以沽直名”，也就是主动向“纪委”检举揭发有人向自己行贿，以显示自己清正廉洁。这正应了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入侵，由洋人控制的近代海关开始形成，中国的关税主权不断丧失。崇文门税关也逐渐衰落。不过，民国成立后，崇文门税关仍是北洋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大总统的年薪和津贴都是从崇文门关税中支出。崇文门税关直接隶属于财政部，先后改称北京商税征收总局、京师税务监督公署、监督京师税务公署、北平税务监督公署。
1890年崇文门以西的城墙、护城河
1900年崇文门至东南角楼段城墙
1930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电令，永远废止位于内地的五外常关。通商口岸五十里内归海关管理者为“五内常关”，五十里外不归海关管理者为“五外常关”。北平税务监督公署也被撤销，至此，历经445年的崇文门税关划上了句号。
“假花”繁荣的真“花市”
由于税关的关系，明清崇文门是京城最为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崇文门外的花市，更是百货杂陈，山货海味、古玩玉器、绸布鞋帽、酒楼饭馆、曲艺评书等等，一应俱全。西花市大街火神庙，正名火德真君庙。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修，每月逢四举行庙会，热闹非常。《天咫偶闻》记载：花市 “每月逢四日有市，日用及农器为多。其北四条胡同，则皆闺阁装饰所需，翠羽明珰，假花义髻之属，累累肆间”。
《燕京岁时记》载：“崇文门外迤东，自正月起，凡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市。所谓花市者，乃妇女插戴之纸花，非时花也。花有通草、绫绢、绰枝、摔头之类，颇能混真。”这种绢花就是头饰花，是北京地方传统手工艺品之一，也称“京花儿”，起源于明朝崇文门外的神木厂大街。花市大街，就是因生产和销售“京花儿”而得名。制作绢花的主要材料是真丝织物，也有少量的棉织品，还有染料、铁丝、淀粉等。绢花制作包括选料、上浆、染色、窝瓣、烘干、定型、粘花、组枝等工序，做工精细，造型优美，足以乱真。
崇文门花市文化街上保留的昔日商铺名单。 马浩亮/摄
彼时妇女以头花为主要装饰，不同年龄、不同身份讲究佩戴不同的头花。如出嫁的新娘，讲究“排头”，即用绒绢花朵“喜”字排满头顶。给亲友贺喜、拜寿的妇女，为讨吉利，烘托气氛，都要戴两三朵绒蝠“喜”字。老太太的发髻上要插一朵小红石榴花。小姑娘抓髻上有围花，辫子上有飞花。姹紫嫣红，千姿百态。
花市一直是假花生产销售的中心，各家商铺大都是前店后厂，前有门市售卖，后设作坊制造。东花市一带，北从小市口两侧，南到上下锅腔、上下唐刀胡同等处，几乎家家都从事这种假花行业。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1940年代。花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假花交易只在午前集市，地址限于羊市口以东，即东花市。从清晨到午前，卖花者便将插满五彩缤纷的绫绢绒花的花匣摊在板凳上，展销叫卖。为运输携带方便，避免途中损坏，采购商大都购买半成品，运回去再分类组装加工整花出售。
据清代《旧都文物略》记载：“光绪间有金姓者制纸质盆花及瓶花精巧无匹，人呼为花儿金，至今此业尚无出金姓右者。”2008年6月，北京绢花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崇文宣武”的神奇预言
崇文门、宣武门，分别位于正阳门东西，其名字被认为最能代表千年古都的历史积淀。2010年北京区划改革撤销崇文区、宣武区，曾引发广泛的惋惜。元代及明初这两座城门分别叫文明门、顺承门，明代正统年间重修时改名为崇文、宣武。蹊跷的是，两个名字却成为预言明清两代国运的“邪恶ID”。
夏仁虎是清末举人，做过多任京官，进入民国担任过北洋政府代理财政总长、国务院秘书长。他也是著名女作家、《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的公公。翁媳两代对北京有不同视角的省视与眷恋。他曾在《旧京琐记》中慨叹：“按明绪亡于崇祯，易相五十余，卒不获一良弼，其祸实肇于文。清社亡于宣统，练兵二十四镇，终不得一干城，其败实由于武。若有先机焉。”
这段对崇文宣武的另类解读颇有道理。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位三十多年，换宰相如走马灯，但官僚集团朋比为奸，贪蠹成风，政治崩坏，直至亡国。清末编练新军，却造就了北洋军阀，袁世凯、段祺瑞崛起，最后武将们在武昌前线联名通电，逼迫隆裕太后和宣统帝下诏退位。故此，夏仁虎总结为“崇祯败于文臣，宣统亡于武将”，恰恰暗合了崇文、宣武之名。
“国中之国”的便门
明清时期，非常重视对北京城墙的保护和修葺，城墙上不得增开豁口，城楼、箭楼、雉堞、墙面砖体如有破损、塌陷等，都要及时进行修补。直至1900年，北京城池仍保持完整。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与英、法、美、德各国签订《天津条约》。各国可派公使常驻北京，东交民巷耸立起一座座异域风格的小洋楼。1900年，义和团杀入北京城，纵火焚毁正阳门箭楼，攻打东交民巷。随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英军首先攻克外城，在天坛架起大炮轰击崇文门箭楼。慈禧回銮后下令修复了正阳门，但倾毁的崇文门箭楼后来一直未能修复，直到1920年被拆除。
1901年，清政府与英、美、日、德、俄等国签订《辛丑条约》，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第七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由行防守。”使馆区南界起自内城南城墙根，北到东长安街，西至东交民巷西口（户部街），东起崇文门西至正阳门箭楼东侧，整个使馆地界约1.3平方公里，是原来使馆区面积的20倍。使馆区围以高墙，南墙利用北京内城南城垣，东、西、北三面建6米高的界墙，墙上砌有雉堞和射击孔，建造炮台。
崇文门至东南角楼段残城墙 马浩亮/摄
此前，英国人1897年在城外修建了马家堡火车站，1900年在外城永定门城门西侧城墙开豁口把铁路引到天坛。但当时的天坛火车站非常简陋，且处在外城，距离内城东郊民巷还是有一段距离。1901年《辛丑条约》之后，英国人规划将铁路引到正阳门，以便使馆人员在战乱时乘车撤至天津。这次建造中，从外城东南角人烟稀少的地段通过，一直绕到内城东南角楼，铁轨向西拐，跨过护城河，延城墙平行铺设直接通往崇文门瓮城。于是，拆除崇文门瓮城闸楼，在瓮城东西两侧开洞，铁路穿过瓮城，一直到达终点正阳门瓮城东侧。英国人还在崇文门设立铁道道口栏杆，设专人管理，避免行人干扰火车运行。崇文门瓮城券洞打通后，几百年来作为皇权象征的北京内城城墙从此不再完整。
受东交民巷使馆区影响,毗邻使馆区的崇文门大街首先出现经营舶来品的洋式商店和西餐馆等,形成使馆区之外一条最早的近代商业街。教会在崇文门内建立了卫理公会亚斯立堂、汇文学校、同仁医院等。崇文门外还建立了普仁医院，这本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建立的军医院，后来叫过北平市立第四医院、北京市第四医院，2000年恢复普仁医院之名。到1920年代末,从崇文门、东单、王府井到东华门大街一带,洋行、商场、舞厅、旅馆林立,成为北京的新市中心。1925年5月1日，建起4路无轨电车崇文门总站，从崇文门通往东单、宣武门等地。
抗战期间，北平沦陷。日军甚至一度直接接管崇文门一带城墙，驻扎附近福源线店。崇文门城楼每天都有日军士兵站岗，检查来往行人。日伪军警还逼迫崇文门附近商铺每家都缴纳20块钱购买收音机（当时一块钱可以买两斗米）收听“东亚共荣、王道乐土”的宣传，每个月还得交3块钱的收听费。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崇文门的日本兵再没有上街巡逻。
“花百崇菜”与最后的残城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区先划分为12个区，后合并成9个区。1952年9月，第七区更名为崇文区。后第九区东半部以及前门区（原第六区）东半部等陆续划归崇文区。崇文区是北京市最小的一个市辖区。2010年，国务院批复撤销北京市崇文区，并入东城区。崇文区成为历史。
建国后，政府认为北京城墙妨碍交通、不利于城市规划，因此决定将其彻底拆除。1950年，崇文门瓮城被拆除；随着1965年地铁二号线的建设，1968年，崇文门城楼最终也被拆除。崇文门至内城东南角楼及内城东南角楼以北一段城墙，因1950年代末修北京站时，依城墙临时搭建了一批工棚，后来成为仓库和住房，并陆续增建了一批房舍，将城墙包裹其中，无意间令这段城墙得以保留。而内城东南角楼没拆，是怕拆除时影响北京站进出列车，所以也得以幸存。到1979年下令停止拆除残余城墙并保护遗留城门时，北京城墙遗存只有内城东南角楼至崇文门一段，以及复兴门南城墙残余了。
崇文门附近的一些地标，也在市场大潮下伤感谢幕。曾经的崇外大街1号，是建于1976年的崇文门菜市场。“崇菜”是京城著名的四大菜市之一，不仅经营鸡、鸭、鱼、肉、蛋、菜、果等生鲜商品，还有宫颐府、稻香村、六必居、天福号、月盛斋等老字号在此经营。“崇菜”还承担着外宾购物接待点、政府采购指定点的任务。由于临近北京站，不少外地游客及列车司乘人员也在上车之前到“崇菜”采购北京土特产，俨然一大景点。2010年5月16日，“崇菜”关张。如今，原址已经耸立起现代化的商业大厦。
“崇菜”管吃，“花百”管穿。俗称“花百”的花市百货商场，曾是崇文门附近的老百姓买床单被套、衣服鞋帽、针头线脑等日用百货的地方。1994年12月，被金伦大厦取代。而后随着新世界、国瑞城的一一登场，金伦也早已风光不再，如今改为搜秀商城。
残留的城墙，后来由政府投入数千万保护改造。2003年9月，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一期工程竣工，对外开放。这次修复工程，按照保留现状、恢复原貌、维修险情、加固残状、适当复建的做法，使城墙恢复为连续的整体，从崇文门旧址连接至东南角楼。城墙外侧使用的青砖，全部来自各界捐赠，基本是当年拆除城墙留存的墙砖。斑驳凝重的砖石，勾勒出参差起伏的天际线，默然延续着历史，供人们凭吊、追忆、思索。
閱讀更多 東方文化雜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