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法国日托中心的。
故事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马尔博，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律师，也是巴黎第一区的副市长。
当时正值工业革命中期，各省的妇女纷纷涌入巴黎，从事裁缝或者在工厂工作。当时马尔博发出疑问，孩子的妈妈在工作，那么刚出生到两岁的孩子，由谁照顾呢？他查询了第一区的“贫困名单”，并采访了一些妈妈。
“在一个脏兮兮的后院的尽头，我大声叫住一位洗衣工杰拉德女士。她走了过来。她不想让我进入她家，因为脏得不能见人（这是她的原话）。在她的臂弯中，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还有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拉着她的手。”
马尔博发现，当杰拉德去上工时，她会把孩子们留给一个临时保姆。花费是每天70生丁，这占去她1/3的工资。这位临时保姆，是一个和杰拉德一样穷苦的女人。当杰拉德找到她时，她“正在工作，在一个破旧房间的地板上，照顾3个幼小的孩子”。
这还不是当时穷人家照看孩子最糟糕的情况。有些妈妈会将孩子单独锁在家，整整一天将孩子锁在床柱子边上。稍微大点儿的孩子，会在母亲工作时，帮助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许多非常年幼的婴儿依然住在乳母的家中，而其家中的环境甚至无法保证婴儿的人身安全。
马尔博脑中闪现出一个主意：日托中心日托中心（the crèche）！（在耶稣诞生的故事里，这个词的意思是耶稣降生的马槽。）
日托中心会全天照看穷人家刚出生到两岁之间的婴儿。资金将来自一些富有的赞助人，他们同时也能监督日托中心的运营。马尔博设想有一个朴实而又一尘不染的楼房，在这里，被称为护士的妇女们会照顾婴儿，同时对母亲们的健康和精神方面提供帮助。
妈妈们每天只需要付50生丁。还没有断奶的孩子，每天会被送到母亲身边两次去吃母乳。 马尔博的主意触动了许多人。很快日托中心委员会就成立起来，讨论实际运作问题，马尔博则负责寻求赞助。和其他出色的筹款人一样，他的呼吁既唤起了资助人的善心，又抓住了他们在投资方面的兴趣。
“这些孩子和你们同为市民，他们是你的亲人。他们家境贫穷、处境糟糕、非常脆弱，你们应该拯救他们。”他在1845年出版的日托中心手册中写道。
他还说：“如果你可以拯救一万个孩子的生命，请赶快伸出援手，因为一万个孩子共有两万只手，每只手都可以工作，而工作则能为国家创造财富。”
日托中心也旨在给妈妈们带来心灵上的平静，让她们可以“专注于工作而不感到内疚”。 在手册中，马尔博说明日托中心的开放时间是早上5点半到晚上8点半，覆盖大多数工人们每天的工作时间。
马尔博口中的从业妈妈，和今天的在职母亲没有什么区别：“她需要在早上5点前起床，给孩子穿好衣服，做一些家务，然后带着孩子冲到日托中心，再跑去工作。晚上8点，她匆忙下班，从日托中心领回孩子和一大堆脏尿布，到家后赶紧把孩子哄睡着，马不停蹄地洗尿布，这样明天就会晾干了。
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继续着，她把一切管理得多么井井有条啊！”
事实证明，马尔博的说服力十分强大。第一家日托中心，在巴黎的夏佑街一处捐赠的楼房里开始营业了。
两年以后，有13个日托中心陆续成立。尤其是在巴黎，日托中心越来越多。 “二战”后，法国政府将日托中心归于新成立的母婴保护中心管理，还成立了正式的学科，培养专业人才来照顾婴幼儿。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穷人变得不那么绝望了，贫穷人数也在慢慢减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妈妈开始工作，使得日托中心对于她们也变得颇具吸引力。日托中心的数量，在1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在1971年达到32000家。顿时，如果孩子无法进入日托中心，中产阶层的妈妈会伤心不已。这似乎开始变成职场妈妈的标签。
现如今日托中心的形式开始变得多样化，有“半天制日托中心”、允许家长参与的“家庭式日托中心”，以及为公司职员成立的“单位日托中心”。受弗朗索瓦兹·多尔托的“宝宝也是人”的思想所指导，照顾婴儿已经不仅仅是让宝宝不生病或者把孩子当作潜在的行为不良的小不点，后来的日托中心更多吸收了中产阶层的一些教育理念，比如“适应社会生活”和给孩子更多“启迪”。
涨姿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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