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不发达的时代，我们主要通过报纸和电视上的新闻来了解世界。而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获取新闻的渠道越来越多，每天我们可以各种新闻APP和新闻网站上浏览新闻。可是新闻的质量却并没有随着新闻媒体的增多而提高，反而我们愈发感到很多新闻都是不可信的。
为什么新闻越来越不可信了呢？其实并不是因为假新闻越来越多了，而是因为我们对新闻的期待越来越高了。我们视新闻为“社会的良心”，我们希望新闻要全面、客观、公正、真实，我们要求新闻不仅要报道现实，还要揭露真相，甚至还要改变社会。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对新闻本性的误解。
“新闻和真相根本就是两回事，且我们必须对两者做出明确的区分。新闻的作用是就某一事件向公众发出信号，而真相的作用则是将隐藏的事实置于聚光灯下，在不同的事实之间建立联系，并营造一幅可令人对其做出反应的现实图景。只有在各种社会条件呈现为可感可触形态的情况下，真相和新闻才会协调一致，共同服膺于那些范围极其狭隘的人类共同利益。”
美国著名政论家、新闻记者、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是这样理解新闻和真相的区别的。李普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他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他是美国传播学界的先驱之一，他的著作《舆论》更是被誉为“现代新闻业的奠基之作”。几十年前，李普曼就在书中分析了新闻的天性，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新闻不可信的原因。
全世界所有的记者，就算全天24小时马不停蹄地工作，也不可能见证世界上每一件事的发生。记者的人数也并不那么多，而且没有一位记者可以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记者不是千里眼，他们没有能随时随地洞察世事的水晶球，也不具备心灵感应的超能力。
报纸从来不会对每个人给予同等的关注，而通常只盯着某些特殊的场所，如警局、验尸所、县政府、市政厅、白宫、参议院、众议院等等。对于这些场所，报纸要么直接派记者盯着，要么与其他报纸联合起来共同雇专人盯着，因为这些地方容易爆出大新闻。这些场所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旦出现反常的举动，或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事件发生，都会成为大新闻。
如果一个事件具备了成为新闻报道对象的基本条件，那么在报道中还是可以存在足够的空间供不同的观点彼此交流与碰撞的。在记者群体中，总有一些优秀的人比其他同行更善于发现新闻。例如，好记者在看到一栋建筑摇摇欲坠的时候便已构思好新闻怎么写，而不会等到它轰然倒塌之后再去动脑子。
通常情况下，只有在某个引人瞩目的地点发生了一个具有特定形态的事件时，记者才会将其写进新闻报道。其中最具新闻潜力的场所，就是那些个体事务与公共权威相交叉的地方。法律才不会管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正是在这样一些地方，婚姻、出生、死亡、契约、失败、抵达、出发、案件、骚乱、疫情和灾难等事件才会成为新闻并广为人知。
因此，新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面折射社会环境的镜子，而是对某些引人注意的情况加以记录的报告。新闻不会告诉你种子是如何在土壤中培育的，却会将其破土而出的那个瞬间呈现给你。
此外，新闻还会转述其他人对土壤中的种子的评论，甚至预测其可能不会在人们期待的那个时间发芽。也就是说，一件事越是能够被明确察觉、客观描述、准确测量和恰当命名，便越可能成为新闻。
新闻只关注那些引人注意的显著动向 ，而新闻媒体迫于方方面面的压力通常只能固守这一规律。这是因为：
第一，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具有刻板印象色彩的状况对媒体来说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
第二，有能力对自己的直接经验范围之外的事务做出精准观察的优秀记者是可遇不可求的；
第三，即使最优秀的记者也不可能拥有足够的版面空间去系统地阐述反常的观点并令读者接受；
第四，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读者是其“衣食父母”，要让读者对自己保持兴趣以及避免以不合时宜的报道方式去冒犯他们，是关乎自己生死存亡的事。
当重大事件发生时，所有这些现实问题都会摆在编辑面前，令其左右为难，于是他们最终往往会做出风险最小的选择，即只对毫无争议的事实进行报道，并且竭尽全力令报道的内容迎合读者的口味 。
因此，读者们从报纸等新闻媒体上看到的一切新闻，都是一系列精心选择的结果；报纸必须决定哪些内容可以被报道、在报道这些内容的时候应采取什么立场、每篇报道应当占据多大的版面空间，以及报道应该有哪些侧重点。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标准，存在的只有惯例。
现在的新闻之所以不可信，一大原因在于信息源不可靠。新闻媒体负有依据信息源的可靠程度来决定将话说到何种火候的责任——若信息源不那么可靠，则写新闻的时候就要三思而后行。
例如，如果说新闻仅凭从某个极不可靠的信息源处获得的报告便得出“某人去世”的结论，那么纵使它将这则消息反复登六遍，也不能洗脱自身犯下的错误。正确的报道方法应该是“从某处传来的消息称某人已去世”，而非简单地说“某人去世了”。
正是由于缺乏对信息源的可靠性予以验证的科学机制，新闻业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解释。
对于新闻业来说，的确存在着屈指可数的一些特定的事务是无须杰出才能或专门训练便可顺利对其进行报道的。至于对其他事务的报道，则完全取决于记者本人的裁量和斟酌；一旦其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领域，那么一切固定的标准便会烟消云散。
在心理学领域，并不存在如医学、工程学或法学领域的那种具有权威性的法则可以在记者从新闻迈向真相的模糊边界的过程中对其加以指引。甚至，不但对记者的心智加以指引的法则不存在，就连规范读者与出版商的判断的法则也不存在。一个人对于真相的看法只能代表他本人而已。
一个人对自己的弱点了解得越透彻，便越可能坦率地承认，既然世上根本就没有对真相进行检验的客观标准，那么他自己的观点其实主要就是由自己心中既存的刻板印象建构出来的，这一建构的过程完全服膺于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利益。他很清楚，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主观的。
记者受到多方面的束缚。对记者的控制主要来源于他的老板和读者 ，这种控制并非偏见对真相的控制，而是一种被呈现为更真实的观点对另一种被呈现为不那么真实的观点的控制。
例如，某位权威人士曾声称工会的存在将摧毁美国的体制，而另一位权威人士则表示工会是人权组织。两者之间，你支持谁？你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愿意”相信谁，而非谁说的是“真相”。
平息上述争端，或将其简化为可以被报道的形态，并非一个记者有能力完成的任务。不过对于记者来说，下面这个工作却是其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去做的：
第一，对读者讲清楚，人的观点其实是建立在天然具有不确定性的真相之上的；第二，通过批评和鼓动的方式，推动社会科学去各类社会事实进行有益的规范化处理；第三，呼吁建立更为透明的社会制度。换言之，新闻媒体完全可以努力去扩大可被报道的真相的范畴。
尽管新闻应该尽可能地去扩大可被报道的真相，但我们还是不能将新闻等同于真相。事实上，新闻无法肩负起捍卫民主公正的重担，亦不能自发提供民主主义所想象的那种浑然天成的真相 。如果我们一心期待新闻媒体能够提供这种真相，那显然就犯了方向性错误。
我们误解了新闻的先天局限性以及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忍耐力、公德心和各方面的能力。我们错误地认为，这个世界上始终存在着某种毫无利益诉求的真相，而我们尚未能从自己的品味出发、通过实实在在的分析将其发掘出来。
总的来说，新闻就像是探照灯射出来的一道躁动不安的光柱，一个接一个地照亮原本藏匿在暗夜中的事物。但是人不可能仅凭这么一道光柱就对整个世界了然于胸。新闻只是新闻，俗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新闻也是一样的道理，
尽信新闻不如无新闻。本文观点资料来自
《舆论》
《舆论》
作 者：（美）沃尔特·李普曼
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经典之作，
自1922年出版以来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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