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雲雷
《借命而生》的故事極具傳奇性，“倆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時，警察杜潤東正為調動的事兒憋悶著”，這是小說的開頭第一句，接下來我們看到，犯人許文革和姚斌彬逐漸贏得了杜潤東的信任，他們瞅準機會終於從看守所逃走了，杜潤東去追持槍的姚斌彬並將之逮捕歸案，而許文革則逃了出去。姚斌彬被槍斃，杜潤東也沒能調回城裡，此後四五年他一直在照顧姚斌彬的媽媽，也在追蹤許文革的消息，他從偶爾的一張匯款單看到了許文革的蛛絲馬跡，追蹤到山西一家煤礦去，但是許文革極為狡猾，他幾乎從杜潤東的眼皮底下逃了出去。
“1989年春，許文革因盜竊被捕，並與同案犯姚斌彬策劃、實施了越獄，後姚斌彬被抓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許文革長期在逃。2001年春，許文革歸案。”但是歸來的許文革已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他歸案是為了洗白，杜潤東不想讓他逃脫法網，但按照新刑法，“最後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杜潤東內心不認可這一判決，一心想探究許文革發家的真相，在許文革出獄後對他進行盯梢，但是在跟蹤的過程中，杜潤東的內心也在悄然發生轉變，最後在廠子被拆遷，許文革想自殺時，他竟然撲上去救下了他……
小說在一個極為寬廣的社會背景上展開，從1985年到2008年，中國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置身於其中的每個中國人都在發生變化。小說的兩個主人公杜潤東和許文革是兩個小人物，他們被裹挾在時代鉅變的洪流之中，命運起伏不定，當初躊躇滿志一心想調到市裡的杜潤東，在時光的流逝中被耽擱在郊區派出所，而許文革由一個盜竊犯到一個逃犯，再到一個成功者，再到一個被排擠出市場的失意者，更具傳奇色彩。
小說通過這兩個人物及其複雜、變化的關係把握到了時代的變化，寫出了小人物在鉅變中的內心堅持與身不由己，讓我們看到了一幅斑斕多彩的時代畫卷。在寫作中，石一楓借鑑偵探小說的模式但又突破了這一模式，小說中的懸念“是否能抓住逃犯”最初可以牽動讀者，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與時代的轉變，這一懸念已轉化為對二人命運的關注，由此偵探小說也轉化為社會小說，更進一步，小說將對二人命運的關注轉化為對他們之間的複雜關係及豐富人性的探討，讓我們看到了時代變遷中人心的複雜與單純。
在故事層面之外，小說還涉及到了1985—2008年之間法律的變化，土地政策的變化、風俗與社會氛圍的變化、城市化的進程等諸多層面，石一楓將之與故事的進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讓我們在故事中看到了時代，看到了中國。
值得注意的是，和《世間已無陳金芳》、《心靈外史》等作品不同的是，在這部小說中，石一楓開始走出了第一人稱“我”的敘述視角，而直接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敘事，這是敘述上的一個重要轉變，也代表了70後一代作家終於走出了“自我”，擺脫了個人視角的侷限，開始以更加客觀、更加宏觀的視角把握時代，這是石一楓的一小步，也是70後作家的一大步。
相對於50後、60後作家的整體格局，70後、80後作家的一大不足是缺少宏大的視野，只會講述個人的故事，對“自我”以外的人群與世界，既缺乏寫作的興趣，也缺乏寫作的能力。石一楓從《世間已無陳金芳》開始，將自己的眼光轉向更廣大的底層人群，但是仍不能擺脫自我經驗的侷限，在小說中只能設置一個“我”作為中介，觀察與描述世界，但是在《借命而生》中，石一楓將個人的視角隱藏起來，開始以第三人稱敘述，但他的第三人稱與一般作家只是講一個故事不同，而是在故事中寄寓了他對時代重大問題的關注與思考。石一楓講述的故事，以及他在文體、人稱等敘事上的探索，不僅在同代作家中具有先鋒性，而且對“新時代文學”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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