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
《借命而生》的故事极具传奇性，“俩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时，警察杜润东正为调动的事儿憋闷着”，这是小说的开头第一句，接下来我们看到，犯人许文革和姚斌彬逐渐赢得了杜润东的信任，他们瞅准机会终于从看守所逃走了，杜润东去追持枪的姚斌彬并将之逮捕归案，而许文革则逃了出去。姚斌彬被枪毙，杜润东也没能调回城里，此后四五年他一直在照顾姚斌彬的妈妈，也在追踪许文革的消息，他从偶尔的一张汇款单看到了许文革的蛛丝马迹，追踪到山西一家煤矿去，但是许文革极为狡猾，他几乎从杜润东的眼皮底下逃了出去。
“1989年春，许文革因盗窃被捕，并与同案犯姚斌彬策划、实施了越狱，后姚斌彬被抓获。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许文革长期在逃。2001年春，许文革归案。”但是归来的许文革已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归案是为了洗白，杜润东不想让他逃脱法网，但按照新刑法，“最后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杜润东内心不认可这一判决，一心想探究许文革发家的真相，在许文革出狱后对他进行盯梢，但是在跟踪的过程中，杜润东的内心也在悄然发生转变，最后在厂子被拆迁，许文革想自杀时，他竟然扑上去救下了他……
小说在一个极为宽广的社会背景上展开，从1985年到2008年，中国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置身于其中的每个中国人都在发生变化。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杜润东和许文革是两个小人物，他们被裹挟在时代巨变的洪流之中，命运起伏不定，当初踌躇满志一心想调到市里的杜润东，在时光的流逝中被耽搁在郊区派出所，而许文革由一个盗窃犯到一个逃犯，再到一个成功者，再到一个被排挤出市场的失意者，更具传奇色彩。
小说通过这两个人物及其复杂、变化的关系把握到了时代的变化，写出了小人物在巨变中的内心坚持与身不由己，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斑斓多彩的时代画卷。在写作中，石一枫借鉴侦探小说的模式但又突破了这一模式，小说中的悬念“是否能抓住逃犯”最初可以牵动读者，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时代的转变，这一悬念已转化为对二人命运的关注，由此侦探小说也转化为社会小说，更进一步，小说将对二人命运的关注转化为对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及丰富人性的探讨，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变迁中人心的复杂与单纯。
在故事层面之外，小说还涉及到了1985—2008年之间法律的变化，土地政策的变化、风俗与社会氛围的变化、城市化的进程等诸多层面，石一枫将之与故事的进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我们在故事中看到了时代，看到了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和《世间已无陈金芳》、《心灵外史》等作品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石一枫开始走出了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而直接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这是叙述上的一个重要转变，也代表了70后一代作家终于走出了“自我”，摆脱了个人视角的局限，开始以更加客观、更加宏观的视角把握时代，这是石一枫的一小步，也是70后作家的一大步。
相对于50后、60后作家的整体格局，70后、80后作家的一大不足是缺少宏大的视野，只会讲述个人的故事，对“自我”以外的人群与世界，既缺乏写作的兴趣，也缺乏写作的能力。石一枫从《世间已无陈金芳》开始，将自己的眼光转向更广大的底层人群，但是仍不能摆脱自我经验的局限，在小说中只能设置一个“我”作为中介，观察与描述世界，但是在《借命而生》中，石一枫将个人的视角隐藏起来，开始以第三人称叙述，但他的第三人称与一般作家只是讲一个故事不同，而是在故事中寄寓了他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石一枫讲述的故事，以及他在文体、人称等叙事上的探索，不仅在同代作家中具有先锋性，而且对“新时代文学”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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