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赴藏慰问演出
《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支歌由姚筱舟作词、朱践耳谱曲、才旦卓玛演唱。
姚筱舟是陕西省铜川矿务局《铜川矿工报》的一位老编辑，军人出身。1949年，他16岁在家乡江西省铅山县中学读书，后参加人民解放军，成为第二野战军某师政治部的战士。1951年冬，赴抗美援朝朝鲜战场。归来后转业到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当采矿技术工。他边当技术工，边用“蕉萍”笔名写赞扬矿工的小文章。
当时煤矿设施还很落后，冬天竖井口结冰，用明火烤。1957年1月8日，这天他生病在家休息。但在班的工人引燃竖井中的木柱，酿成14名井下矿工死亡惨剧。大家都十分悲痛，姚筱舟是技术员，当年8月受到“撤职下放，管制劳动”处分。他成为井下采煤工。他经历了危险，两次都是党员矿工救了他。他对党、对工人无比感激。他记录下许多矿工编的顺口溜和歌谣。他认识到“煤矿工人是最可爱的人，他们把脏、苦、累留给自己，把光、热、笑贡献给人民”。他有了写诗的冲动。
歌唱表演艺术家才旦卓玛
1958年初春夜，姚筱舟在煤油灯下写了三首小诗，其中包括《唱支山歌给党听》。他写《唱支山歌给党听》时，用“鞭子”这个词，他为难了个把钟头。初稿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他觉得不理想。心烦意乱中，他翻阅一本小人书，看到一个地主拿着鞭子抽打几个长工，他觉得用“鞭子”形容旧社会的残暴和苦难比“三座大山”更形象化。他马上提笔把那句改成“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夺过鞭子揍敌人！”
写好后，他用“蕉萍”笔名，把三首小诗投寄给《陕西文艺》。《陕西文艺》很快发表在“诗传单”栏内。此诗后又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在《新民歌三百首》中。
雷锋看到姚筱舟的诗，觉得这诗写出了自己心里话，就把这诗记到日记里，并做了两处改动：“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党号召他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们闹革命”。
朱践耳是我国最杰出的作曲家，安徽泾县人。1922年10月18日生于天津，在上海长大，中学时代曾自学钢琴、作曲，少年时学习音乐，原名朱荣交，深受聂耳的影响，改名为朱践耳。他说：“聂耳如果没有死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他没走完的路，向聂耳学习，为人民大众创造优美动听的音乐。”
1945 年他加入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建国后在上海、北京等电影制片厂任作曲。1955年赴苏联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作曲。
1963年《雷锋日记》出版。他从《雷锋日记》中看到《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给它谱了曲，标题是《雷锋之歌》；他不知道作者是谁！他注：歌词节录自《雷锋日记》。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
1963年7月，姚筱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他很激动，没想到自己的一首诗竟成为极动人的歌曲。他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雷锋日记》的歌词是摘抄他所发表的一首诗的前八句。中国音协的《歌曲》要转载《雷锋之歌》，征求朱践耳的意见，朱践耳就将姚筱舟写给他的信转寄给中国音协。
中国音协了解了此事，发表时用诗的第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作标题。词作者署名“蕉萍”，作曲者朱践耳。
当时，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一天清晨，她在去教室的林阴路上，听到喇叭里正在播放歌唱家任桂珍主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才旦卓玛流下了眼泪。
当时才旦卓玛汉语还说不利落。她跑到主课老师王品素那里哽咽地说：“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
王品素给才旦卓玛找到了曲谱，听她演唱，一字一句地给她纠正汉语歌词，纠正她的发音和咬字。
在音乐学院月度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一唱惊人。朱践耳听才旦卓玛演唱后，提出让才旦卓玛唱这首歌参加1964年举行的“上海之春”音乐会。电台把录制的歌曲播放出去后，才旦卓玛便和这首歌一起家喻户晓。才旦卓玛说：“最早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原唱不是我，是我从别人那里‘抢’来的。”
1997年5月9日，朱践耳、姚筱舟、才旦卓玛一起参加了第十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晚上8点的开幕式上姚筱舟第一次见到作曲家朱践耳和才旦卓玛。他们三人热烈拥抱，紧紧地握手。
（本文选自《音乐与生活》2015年第4期，作者李友唐。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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