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農村是大集體時期。每到上工時間，隊長敲響了村子裡老槐樹上的銅鐘，村民都集聚在老槐樹下，聽從隊長的分工，然後大夥就按照隊長的安排去幹活。村民從不操心每天該幹什麼，只有隊長一人頭天夜晚謀劃好，第二天再安排好工作。隊長儼然就是村裡的皇上，有著極高的威望。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著貧窮但安詳的日子。少數有手藝的人年前向隊長提出申請，繳納一定的副業費，然後按照人均出工時日數參加隊裡的分紅。每年秋季分紅是按照村裡的總人口數，加上一年上工的日數進行預算與決散，再把決算的結果張榜公佈，公平而又公正，大有按稱分金銀的派勢。因為除了按人頭結算外，相當一部分分紅是依據每個家庭出工的多少來決定的。所以那時人們幾乎都不缺工，全村所有那女老幼一年到頭就呆在家裡，大家在一起和睦相處，團團圓圓。
進入八十年代，包工到戶，人們每戶有了自己的責任田，時間觀念不那麼強了，種好種壞直接影響著自己一年的收益。人們的責任心更強了，紛紛使出渾身解數，力爭把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種好，也可以顯示自己種田地的技術與水平。空閒的時間也是各顯神通，經營著各自的手藝，掙些外快零花錢。至於下田地勞作就是各自為陣了，可以根據莊稼的長勢靈活安排時間與需要的工作，時間倒是清閒多了，手頭也漸漸寬裕起來。這時的人們依然按照傳統觀念上守著家業，不怎麼外出。村裡依舊滿員滿額地生活在一起。村裡老槐樹下成了人們交流經驗或閒聊的處所，樹上的那口銅鐘除了有臨時會議或村班子改組偶爾響一下外，基本失去原有的功能了。
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人們的觀念開始改變，年輕人再也在家呆不住了，紛紛去大城市打工或經營，一個個賺的盆滿缽滿。村裡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出現了新的名詞：留守老人、留守兒童。手機就是與家人聯絡的最佳方式，打個電話，視視頻，心裡也十分安定。不過農忙是時候也有回來幹幾天農活的，畢竟中國是一個守土的民族，田地是絕不能荒蕪的，那樣會被人恥笑。不過也出現了新的現象，村子裡的樓房越來越多越來越漂亮，道路也越來越寬闊越來越乾淨，還有公共廁所，固定的垃圾池，配上四野田園風光，日子過得十分有滋有味，人們首先是不差錢了，順著路子直奔小康。當然也出現一些問題，比如除節假日外村裡安靜的出奇，就是俗話說的扔根棍子都打不到人，夜晚除了路燈外村裡窗戶很少有亮著的。孩子們讀完小學或幼兒園大多都食宿學習在學校，老人也被腰包鼓囊囊的新貴接到城裡去享受城市公園文化了。村裡倒是一片寂靜。春節時分，各種牌子的車輛停泊都成問題，短暫地熱鬧幾天又恢復了沉寂。怎麼去評判這些現象，或許是見仁見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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