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值《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出臺兩週年之際，信而富創始人、CEO王徵宇博士與肖鋼（證監會原主席），周延禮（原保監會副主席），張承惠（國研中心金融所原所長）等在全國政協機關報《人民政協報》上一同建言獻策，政協報用了6000字的篇幅專門介紹信而富、王博的普惠金融理念！以下為原文：
文/崔呂萍 刊登於人民政協報2018-08-24期06版
人物名片
信而富創始人、CEO王徵宇博士
核心提示
▲普惠金融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短期、消費類的金融需求，它要求小額快速，最大的成本是時間，利率水平反而成了次要敏感點。
▲我們說，徵信與誠信不在一個維度。誠信要求的不僅是他欠債還錢，同時還要求他是一個好人。
▲業界有一種說法——小額貸款發達的地方，國民經濟一般都不發達；而國民經濟充分發達的地方，小額貸款都不發達。
▲反觀我國，在推動普惠金融的同時，針對互聯網金融行業存在的問題，相比“一刀切”和白名單，我們其實更期待負面清單。否則，白名單就有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背書”。
王徵宇認為，以互聯網為載體推動普惠金融要過三關：一是平臺自身必須具備持續創新能力，二是敢於預判市場行情，率先調整投資者預期，三是培養借款者信用習慣，放棄短期利益。他同時表示，普惠金融的實現同樣需要合適的溫度和環境，相比層出不窮的白名單，負面清單對行業發展而言，或更具指導意義。
1.
“普”是階段性目標，“惠”是利率市場化後的終極願景
時至今日，國際上仍有很多研究者對於“惠”這個概念存在爭議，主要集中在利率水平上，趨於一致的看法是，大家不要給利率設立門檻，只要有人願意以金融機構提出的成本享受金融服務，他就可以馬上享受到，背後的邏輯是利率水平完全市場化，一些人認為，完全的市場化之下，高利率是沒有生命力的。
普惠金融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短期、消費類的金融需求，它要求小額快速，最大的成本是時間，利率水平反而成了次要敏感點。
筆者：普惠金融在中國的實踐在過去幾年取得一定成績，但時至今日，有些內容或許還應細化。在您看來，我國的普惠之路應該如何走？
王徵宇：
普惠是個中文詞彙，而普惠金融這個理念最早由聯合國提出，其英文原文為“InclusiveFinance”。單從字面來看，這個詞彙的意思是能有效、全方位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其實更多強調了“普”的概念。
中文將這個詞彙譯作普惠金融，這個“普”與聯合國所提倡的概念一致，通過普及，讓很多原本無法獲得金融服務的人得償所願，同樣，通過普及，讓金融機構背後的資本結構更加堅實，換句話說，就是讓金融機構的股東受益；而談到“惠”，這是我們對金融服務的終極願景，其實也強調了金融服務的社會責任，是商業層次之上的追求。
談到普惠金融，你可能馬上就想到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尤努斯，他在孟加拉國靠著平均每筆幾美元的信用貸款，做了大量普惠金融方面的實踐。但時至今日，國際上仍有很多研究者對於“惠”這個概念存在爭議，主要集中在利率水平上，趨於一致的看法是，大家不要給利率設立門檻，只要有人願意以金融機構提出的成本來享受金融服務，他就可以馬上享受到，背後的邏輯是利率水平完全市場化，一些人認為，完全的市場化之下，高利率是沒有生命力的。但如果一邊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另一邊又壓抑了服務成本的競價，一個問題就有可能產生，那就是高利貸的存在，而這種存在往往會繞過監管秘密滋生。
討論完利率話題，我們可以聊聊在普惠領域金融機構服務能力的問題。如果是國有企業或者房地產商有金融需求，傳統金融機構的服務能力一定是一流的，因為這些機構一直以它們作為明確的目標客戶，服務能力毋庸置疑。但如果是剛剛進城的務工人員，比如保安、餐廳服務員或者快遞小哥，這些人常常有小額資金週轉的需要，面對這類數量龐大的金融需求者，傳統金融機構做這樣的事，是否在行？如果不在行，誰該來補短板，我認為應該是互聯網金融平臺。過去幾年，我們欣喜地看到，很多小額資金需求的確得到來自互聯網金融平臺的滿足，現在，我們也可以來總結一下普惠金融在我國實踐過程中的一些思路。
按照聯合國的概念，普惠金融服務的對應額度是每筆200美元；而尤努斯在孟加拉國的嘗試，對應額度每筆也就幾美元。我們從中可以總結出一些規律：比如，普惠金融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短期、消費類的金融需求，它要求小額快速，最大的成本是時間，利率水平反而成了次要敏感點。以信而富消費貸為例，低至500元起步，可以做到快速響應，為那些缺少金融服務的消費者提供普惠式的金融服務，幫助更多的消費者改善和優化他們的消費需求，也幫助那些有迫切需求的普通民眾，享受普惠金融的服務。我們經常舉這樣一個例子，有兩個人借錢，第一個人按10%以下的年化利率借100萬元買房，算上時間成本和費用，他可能要在將來的某一天還銀行200萬元；第二個人借100元消費，利息很高，達到100%，而還款也是200元。看起來都是借款人的代價翻了一倍，但實際上借款人所承受的實際成本有重大的區別。
還有個例子，是出租車與飛機頭等艙的價格之比。從上海到北京的飛機頭等艙價格大概3000元，行程1000公里，每公里大約3元；在上海，你乘坐出租車，起步價是14元，如果你只坐兩公里就下車了，一公里是7元。但你絕不會就此說，單位里程下的運費，出租車比飛機頭等艙要貴。引申的意思是，如果所有借貸利率都換算成本化，這樣的成本與你現實中的感受是否一致？利率的絕對值和百分比是兩回事，當額度大到一定程度時，百分比很重要，而當額度小到一定程度時，絕對值更重要。
2.
徵信數據庫還可以做到更大，誠信建設是更高維度的要求
我國徵信系統其實有很強的威懾力，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徵信水平。但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有大量勞動人群，沒有信用卡，沒向銀行貸過款，雖然他們有勞動能力，但銀行無法根據既有徵信記錄為其提供服務。
筆者：“普”的理論是大門敞開，但門開得太大，壞人也能進來，我們應該如何更有效地確保金融安全？在數字普惠金融的概念中，大數據是個關鍵詞。您如何看待這個話題？
王徵宇：
我長期學習、工作、生活在國外，2000年左右回國。當時中國人民銀行正在討論如何建設徵信系統，我在一次人民銀行組織的座談會上說，大家都認為美國有比較好的徵信環境，所以沒有“老賴”敢欠賬。但我並不認為美國所謂的誠信文化已經超過了中國。美國華爾街有很多人幹著商業欺詐的勾當，但如果你去查他們在銀行系統的徵信記錄，恐怕沒有一個汙點。美國有個臭名昭著的詐騙者叫麥道夫，他是“龐氏騙局”的創造者，被判入獄150年，但他的徵信記錄非常好，他為了借到更多錢，必須要按時歸還銀行信用卡，沒有汙點，但他就是個騙子。所以我們說，徵信與誠信不在一個維度。誠信要求的不僅是他欠債還錢，同時還要求他是一個好人。
當前，我們要建立社會信用體系，而徵信記錄其實是誠信系統中的一個關鍵部分，怎麼做？有人說，互聯網金融平臺的創設，相當一部分業務是給傳統銀行業務分擔了風險，因為很多人到平臺上借錢，是為了還信用卡，信用卡不還，徵信記錄會受影響，未來做什麼事情會受到限制，人們覺得不能不還。而從互聯網金融平臺借到的錢，在一些人眼中，如果遇到突發情況，比如企業經營不下去了，或者這個平臺本身就不規範，收取了超過規定的利率，那麼這個錢是可以不還的。
這個問題恰恰說明，我國徵信系統其實有很強的威懾力，所有身在其中的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徵信水平。但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有大量勞動人群，沒有信用卡，沒向銀行貸過款，雖然他們有勞動能力，但銀行無法根據既有徵信記錄為其提供服務，對於這些人而言，普惠金融應該以什麼形式提供服務？
我個人認為，當前我們可以做的，是擴大央行徵信系統的覆蓋面，允許那些已經從事相關業務的互聯網金融平臺向這一系統報送材料，同時從央行查詢、獲取數據。再比如近期成立的百行徵信，未來，希望有更多企業能夠向這一徵信平臺報送數據，同時查詢數據，對於去報送數據的企業，我想不應該設限，可參考的數據多了，數據相互印證之下，欺騙會大幅減少，也可以避免一些人在多個平臺借錢，平臺之間相互不通氣的問題。
3.
互聯網金融做普惠必修課：技術持續創新和風險釋放
小額貸款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但作為創新者，很多互聯網金融平臺其實是缺乏技術創新能力的，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平臺還無法尋求一個暢通的風險分散和釋放的渠道。因此，我個人認為，互聯網金融業要健康發展，我們有三方面工作要做：第一，繼續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第二，持續創新。第三，打造風險分散、轉移和釋放的渠道。
筆者：普惠金融也好，數字普惠金融也好，其實本質上都是小額、短期的貸款。您剛才提到美國、孟加拉國的案例，從您的所見所想來看，我們應該如何從別國經驗中總結出發展普惠金融的經驗能繞過一些已知的誤區？
王徵宇：
業界有一種說法———小額貸款發達的地方，國民經濟一般都不發達；而國民經濟充分發達的地方，小額貸款都不發達。你會發現，聯合國每次開小額貸款方面的會議都不會將會址選在發達國家。
發達國家不需要小貸公司，為什麼？原因在於小額貸款的業務模式在發達國家已經被銀行取代了，它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利率已經實現了市場化。相比之下，如果一個地區銀行的定價受到嚴格控制，他們做小微貸款業務的積極性，或許會受到限制。解決這個問題，最簡單的辦法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但我們同時發現，互聯網金融業做小額貸款服務，在全球範圍內能尋到根源的創始者，卻恰恰是在發達國家，比如英國和美國，這是個很值得研究的現象。說到底，小貸公司是用自己的錢來發放貸款，要獲得發展，它必須做到以低於銀行貸款的成本，收取高於銀行的費率，成本要低，收費要高，賺出差價，才能存活。互聯網金融平臺拼的不是差價，而是技術，它必須掌握真正而且領先的金融科技，並且不斷挑戰自我，以創新為己任。信而富考慮到我國徵信體系覆蓋不足、存在大量用戶缺少信貸歷史記錄的情況，創新性地研發了依託大數據分析技術的預測篩選（PST）和自動決策（ADT）系統。如今，已幫助大量未被傳統金融體系覆蓋的人群建立個人信用歷史和個人檔案，直接實踐普惠金融的理想。
需要注意的是，互聯網金融平臺必須是信息中介，它不是一個放貸人，不應該承受信貸風險，在平臺已經履行完成作為信息中介的職責的情況下，出現問題之後，平臺是免責的，平臺創立者和投資者必須清楚地明白這一點。
回到中國，今天，小額貸款有著巨大的市場需求，但作為創新者，很多互聯網金融平臺其實是缺乏技術創新能力的，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平臺還無法尋求一個暢通的風險分散和釋放的渠道。因此，我個人認為，互聯網金融業要健康發展，我們有三方面工作要做：第一，繼續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第二，持續創新。第三，打造風險分散、轉移和釋放的渠道。
筆者：在風險分散、轉移的這個話題上，有人曾經提出由保險公司、擔保公司、資產處置公司介入互聯網金融業。您認為這條路是否行得通？
王徵宇：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保險公司所保的，往往是小概率事件。比如我開車開得很不錯，從一開始到現在，很多年來出車禍的次數不到5次，保險公司願意讓我投保，但信用卡的風險損失率大概是2%~3%，我們從來沒聽說過哪家保險公司為信用卡損失率做保。如果是互聯網金融平臺，損失率假定高於信用卡，定到5%，試想，保險公司明知道這個風險實際存在，是否願意做保？即便我們每年都交相應的保費，但在保險公司看來，做這樣的業務得不償失。從投保者的角度來說，與其每個貸款項目都拿出一筆錢來投保，不如哪個出現問題，就處置哪個就行了。長期來看，剛性兌付反而阻礙了風險釋放，不具備可持續性。
筆者：在您看來，搞普惠金融是否是個掙快錢的路子？
王徵宇：
這裡不是個掙快錢的地方，因為我們拼的是技術創新，這本身就很“燒錢”。但的確有人掙到了快錢，說明什麼？我認為只能說明需求太過旺盛，定價區間是否合理已經成為次要考慮的內容，這是有可能的。另外，供應太過稀少，在一個有限的供應下，奇貨可居。要解決這一問題，還是要推動利率市場化，不再以一些硬性的數據標準去規範這個市場的行為，而是讓市場在充分競爭中，把實體企業和個人的融資成本降到一個合適的位置。
筆者：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其實很旺盛，但我們也發現，一些互聯網金融平臺在資產端的獲客成本，對自身盈利水平產生了影響。一邊是旺盛的需求，另一邊是平臺為了提升客戶黏性不斷“燒錢”，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王徵宇：
坦率地講，信而富截至目前還沒有盈利，原因是我們沒有在借款者身上謀取暴利，還在花錢幫助他們打造信用記錄。
談獲客成本，我很有體會。
獲客成本從哪裡來？我們舉個美國的例子，美國的獲客成本，要從徵信局拿客戶數據做篩選開始算起，一條數據大概要0.3-0.5美元左右，這些數據被打印出來裝在一個信封裡，貼上郵票寄出去，成本大概要2美元。我在美國從事這項工作時，大概每發出200封信，能收到一封回覆，響應率是0.5%，那麼我獲得一個客戶的成本就是400美元。但你不可能讓這個客戶在第一次借款時就交給你400美元的費用，沒有一種商業模式是這樣的，所以你會優化服務、創新模式，讓這個客戶在平臺上多次借款，使用次數多了，手續費是固定的，差不多1-2年才可能收回獲客成本。
在中國，我們也在做這樣的嘗試，按照普惠的邏輯，我們不斷改善客戶體驗，以此獲得他們更多的使用次數。而且，針對一些特定客戶，比如年輕客戶，我是持續投入成本來維護的，為的就是將其培養成為成熟的客戶，併為其在我們的平臺上建立起人生第一筆信用記錄。在我看來，這是一件對平臺、對客戶都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4.
筆者：在我的提問之外，您是否還有希望與讀者分享的觀點？
王徵宇：
一是有關風險釋放的話題。據我瞭解，監管部門一直在思考推出風險釋放機制，但互聯網金融平臺本身就是信息中介，不該積累風險。如果能夠預測到市場會有波動，對於平臺來講，風險釋放最好的途徑是主動調低市場預期。不能在已經看到風險的情況下，依舊盲目推動撮合項目，即便這會讓投資者的資金出現閒置，但我們有責任說明實際情況，要敢於“吃螃蟹”，同時做好輿論引導。
二是對於民間借貸風險的處置，國際上有過幾個比較經典的案例。
一個是本世紀發生在韓國的信用卡事件，當時韓國信用卡公司大規模發放信用卡，很多人以申請到的新信用卡額度還舊賬，監管部門為了防控風險，採取“一刀切”策略，要求所有已經擁有信用卡的人不得申請新卡，這一做法觸發了長達十年的信用卡行業危機。
另一個案例發生在日本，其民間借貸費率一度高企，監管機構同樣採取“一刀切”策略，要求其費率不能超過一個數值，結果日本民間借貸一蹶不振。英國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一刀切”政策讓整個行業陷入低迷。
當然也有反例，那就是在投資者本金出現虧損之際，另一些國家選擇對債權風險進行登記，其餘由市場去運作，最終獲得了令投資者和市場都滿意的結果。
反觀我國，在推動普惠金融的同時，針對互聯網金融行業存在的問題，相比“一刀切”和白名單，我們其實更期待負面清單。否則，白名單就有可能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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