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名字均為化名，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一個女人開始下墜。
她長長的黑髮紮成馬尾，脖子上披著黑紅相間的圍巾，她正在從四樓的陽臺墜下，穿過11月霓虹燈閃爍的夜晚。
下面等著她的是40路，這是皇后區法拉盛一條環境粗陋的商業街。四周是中餐廳、狹促的店面，以及通往私下交易地點的昏暗樓梯間。為生活打拼的人、無所事事的人和路人，都沒注意頭頂正在發生的事情。
距離一家餐廳閃爍的聖誕樹幾英尺開外，人行道即將為這名女子的下墜畫上句點，但在此之前，想像一下她的墜落突然暫停——她的身體停留在半空。哪怕只有片刻。
她在法拉盛的地下按摩院打工，她在那裡的名字叫西西。38歲的她顯得很年輕，跟一個年齡是她兩倍大的男人維持著有名無實的婚姻；想成為美國公民，希望卻越來越渺茫；喜歡喝喜力、紅牛，還喜歡吃凱辛娜大道一家哥倫比亞餐廳的烤雞。在競爭者看來，她的地盤意識很強，而且工作很拼。
這是感恩節後的週六，西西住在一棟破舊建築的頂樓公寓，為此她向“老闆”付了一大筆錢。她從市場買了不少吃的回來。她嘗試給在中國的弟弟打電話，但他睡覺了。她一直在跟朋友和客戶打電話，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一支由10名警察組成的掃黃行動隊盯上了。
她下樓站在門口，這是工作需要。沒過一會兒，她就帶著一名男子回到樓上——那是一名便衣警察；她手中緊緊抓住的手機給臉打上了一層光。在公寓裡發生的尷尬對話，使得那名便衣相信西西違反了法律，而西西也明白了對方是警察。她把他推出去，關上了門，雖然已無必要。根據經驗，她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會來更多的警察。穿過那棟佈滿灰塵的門廳，走過破舊的猩紅色地毯，爬上50級瓷磚臺階。經過一箇中文標牌，上面寫著這裡沒有駕校，你找錯了地方。然後，就到了她家門口。
手銬。被匆忙帶上警車。羞辱。再一次的羞辱。
從門旁邊的監視器上，西西看到警察上樓。她開始踱步，桌子上一隻舉起爪子祈求好運的招財貓注視著她。
現在，他們正在砸門，大聲喊著“警察！開門！”。西西衝到公寓朝北的陽臺上，那裡能看到樓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全景。日日夜夜，晴天或雨雪天，這條街是她和搶生意的姐妹們衝著路過的男人唱響哀歌的地方：按摩嗎？按摩嗎？
在欄高只有2英尺（約合60釐米）的狹小陽臺上，放著一把掃帚、一個桶和一個藍色小凳子。她踩了上去——然後開始墜落，跌向樓下四分之一紐約英里(New York mile)、堅硬的紐約40路。
四分之一英里。在那裡，普通話比英語好用，匆匆一瞥勝過語言。在那裡，性就在渾濁水箱裡的魚蟹旁邊進行交易。在那裡，烏煙瘴氣的住所由地方勢力控制，租給地下按摩院，警察不時進行掃蕩，移民女子一次次被捕，這座城裡沒多少人注意到這些。
重力佔據上風。
臥底警察的工作完成了，他走出大樓右轉——就在那一刻，那名剛剛向他提出用親密換取金錢的女子擊中路面，落在他的腳邊。一個以“西西”為名混跡在40路的女子，她的真名其實叫宋揚。
在腦海中的谷歌地圖上，從這條小街拉回，進入一個面積為178平方英里（約合461平方公里）龐大、忙碌區域：林蔭大道和馬路、公寓大樓和獨棟房屋、兩座機場、一個大聯盟棒球場、世界博覽會的殘跡——它南北兩邊被大海、河流和海灣包圍。
作為一個友善與對立兼而有之的矛盾之地，皇后區既是那位美國總統的出生地——他當選的原因部分是因為一個反移民平臺——也是230萬人的家，其中近半數人口都是在外國出生的。這裡的人們使用數以百計的各種語言，皇后區恐怕是全球最具語言多樣性的地方了。
每一天，從位於皇后區東南部的肯尼迪國際機場降落的班機上下來的乘客中，有許多是加入這一區隱姓埋名、充滿志向的移民。他們切菜、洗碗、清潔廁所、修剪草坪、開出租車。
一些人最後操起了皮肉生意。在南牙買加的一家機場汽車旅館為皮條客賺錢。在可樂娜羅斯福大街昏暗骯髒的大樓裡等待下一個客人。或者，像宋揚一樣，在11月一個寒冷的夜晚站在法拉盛的街頭，用可愛的暱稱隱藏身份，招呼著男人，在影子經濟中扮演著自己的角色，通過她支付的高昂房租使其他人獲利。
“我聽說她是頭牌：年輕、漂亮，而且服務很棒，”旅行社職員、社區倡導者朱立創(Michael Chu)說，他就在40路她家對面上班。“人們排著隊等她。”
多年來，法拉盛一直源源不絕地提供著捲入地下性經濟的移民。全國各地對非法按摩生意的突擊行動屢見不鮮，往往被捕的女性都有一個法拉盛的地址。
這些按摩院定期消失又再出現，破壞了警方打擊行動，這些行動往往是在接到附近居民的投訴後進行的。這個行業的不透明也增加了人們的困惑。一些按摩院擁有合法的州執照；一些合法按摩院中存在女按摩師私下用肉體換取金錢；還有一些是非法運營、沒有執照的，這些地方根本對緩解脖子痠痛沒有興趣。
這些女性在情感上受到老闆操控，對自己的所做作為感到羞愧，不敢信任他人，鮮少對警方，甚至是自己的律師坦白自身情況。她們可能是為了養活在中國的家人，或是為了還偷渡欠的債，又或是為了不想做餐館一類的辛苦工作，而選擇了這種賺錢更多的方式。無論情況如何，警察表示，她們一致保持沉默，這種做法進一步導致執法部門調查這些運營者敲詐勒索、販運人口案件的努力變得複雜起來。
但社會越來越瞭解商業性交易經濟中存在的複雜情況和不平等，包括往往將被剝削者作為打擊目標的刑事司法體系——這些人通常是移民婦女和跨性別群體成員，而很少讓客人和人販子負責。
2017年初，紐約警察局長詹姆斯·奧尼爾(James O'Neill)在一個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他將把自己手下刑事案部門的調查方向轉至解決賣淫和性交易問題。其中將包括旨在改變他所說的“執法思維模式”的培訓。
“我們已經將大部分的重點從賣淫女性身上轉移，並且開始更多著重於販賣她們的皮條客，和購買性服務的嫖客，”他說。“和所有犯罪一樣，我們不能只是用逮捕來解決這個問題。”
自建立這種新“思維模式”以來，警方仍在繼續努力增加對經營者展開刑事調查。不過，紐約市賣淫被捕人數去年下降超過20%，同時被抓的嫖客人數出現激增。
然而，曼哈頓下城警察總部態度的轉變卻未必能越過東河，造福一名移民。現在她側躺著，不能說話、抬頭盯著試圖在救護車到來前安撫她的便衣警察。她的鮮血在自己經常工作的人行道上流成一灘，旁邊只有一個菸蒂。
宋揚將於次日早上死去，令一個關係緊密的家庭支離破碎，他們永遠也不會接受警方對事發過程的說法。她的死亡也反映著整頓性產業似乎異常棘手的本質，為鬼祟卻普遍存在的非法按摩生意帶來他們不想要的關注。
在皇后區的史詩中，40路的這一段只是一個瀝青連字符。但在它短短的空間中，存在著層層世界。
爸爸，我要去，我要去。
我想去幹活，小女孩這麼對父母說。我想去採人參。她生來就是個能幹的人，他們的宋揚。
她和弟弟與父母一起住在中國東北遼寧省一個偏遠的村子裡，一家人在村委會分配的地裡種植作物。母親石玉梅回憶道，收割家裡種下的人參時，小宋揚尤其能幹。“她爸爸越是誇她，她就幹得更起勁。”
她的父親宋喜貴用推土機從附近河裡推出建築用沙子出售，最終生意還算成功，到了1990年代，這家人已經用一個現代磚砌宅子取代了原來的茅草屋，新宅子有兩個炕，即床下有爐子，可以在嚴冬中加熱石床板進行供暖的床鋪。宋揚經常要負責跑回家為爐子點火、切菜和照料弟弟。
隨著年齡漸長，她開始沿著蜿蜒曲折的河邊收集迷人的蝴蝶標本，小心翼翼地保存下它們脆弱易損、五彩斑斕的樣子。當朋友們來家裡過夜打打鬧鬧時，都會對她一本子的蝴蝶標本感到驚歎，挨個問她能不能給自己一個。
蝴蝶成了宋揚的禮物。
19歲那年，她搬到了家鄉以南2200英里外的塞班島，那是美國自由邦北马里亞納群島中的最大島。在那裡，她成為了在血汗工廠當苦力的數以千計中國年輕女性中的一員。她們生產的衣服帶有讓人免除負罪感的“美國製造”標籤。宋揚與其他五名女性住在一間宿舍裡，她睡在下鋪，用一塊絲質布窗簾作床單，用家庭照片裝飾著自己小小的一方天地。
塞班服裝行業的規模在2000年代早期開始縮減，宋揚於是離開了這個行業，成為了島上的一名服務生。她嫁給了一個名叫周章的美國公民，這個離過婚、有孩子的男人深諳世事，在紐約的餐館業摸爬滾打多年。他年紀要大得多——67歲，她27歲——因此她的家人過了長時間才接納他。
2006年，這對夫婦在塞班開了一家小小的越南餐廳，生意很好，於是他們又開了第二家有150張桌的店。他負責廚房，她則負責大堂。“她吸引了不少友好的顧客，”她丈夫回憶道。
她的弟弟宋海高中畢業後也和她一樣去了塞班，最終和朋友一起開了一家指甲花紋身店。當他們的母親前去探望時，她站在女兒備貨充足的餐廳吧檯旁拍了照，笑容中透著驕傲。
“我們特別有成就感，”宋海用普通話說。
但一場災難性地震和海嘯2011年襲擊日本，導致前往塞班島一股主要遊客來源中斷，也斷了宋揚和宋海的財路。幾家餐廳被賣掉了，紋身店也關了。
2013年3月，她弟弟的婚禮照片捕捉下了宋揚與家人最後度過的一段快樂時光。此時的她回到了家，與一對新人合照。此時的她與越來越大的家族一起在餐廳吃飯。此時的她在這裡。
一個月後，宋揚成為每天從中國直飛肯尼迪機場的成百上千人中的一個。像以前的許多人一樣，她徑直去了法拉盛，希望在那裡能和丈夫一道作為餐飲界從業者再次獲得成功。
但法拉盛夢是一回事，現實又是另一回事。
由於丈夫上了年紀，無法從事後廚工作，宋揚成為了家裡唯一的收入來源。一份服務生的工作沒能做下來，在緬街上一個沒存活多久的中國菜快餐生意也失敗了。於是她成了一名家庭護工，開始上按摩療程方面的課程，希望能賺些外快。然後一位朋友告訴了她一個賺錢更多的機會，就在40路上。
她父母和弟弟以為宋揚乾的是反射理療。他們知道有禮物從紐約寄來。他們知道她坐在黑色辦公椅上，定期和他們視頻聊天，有時候還喝著一碗粥。他們知道當她的外甥出生時，她驕傲地在社交媒體上宣佈自己做了“姑姑”。
他們知道她大多數時候看上去很開心。但也有時候，她好幾天都拒絕視頻通話，之後她會解釋說有男人打了她的臉。還有一次，當她透露一名男子——她說是警察——用槍指著她的頭，讓她給他口交。家人們不斷安慰她：她別無選擇。
去年秋天，宋揚告訴她的家人自己買好了12月回中國的機票，自己很期待第一次見她的外甥。迄今為止，她只在網上用流行的微信和他互動過，她的微信頭像有時候是一隻蝴蝶。
你想讓姑姑帶什麼禮物回來？她會這麼問小外甥，她的樣子從大半個世界以外一個叫法拉盛的地方傳送了過來。
這條名為40路的街道曾經一度叫做“樹林街”。
19世紀期間，這條街上有一座志願消防站、一家託兒所，還有愛爾蘭姓氏的居民。在世的人記得的事情包括：哈里·巴羅(Harry Barlow)的汽修廠、“印刷工凱斯”(Case the Printer)的油印服務，一家以出售“增你智”(Zenith)電視為傲的電器商店，當然了，還有老羅馬餐廳——以其意大利小牛肉餅扁面和菠蘿餡黃色海綿蛋糕而聞名。
這些早已不復存在，被砂鍋薑母鴨和一種叫紅豆刨冰的甜品所取代。今天的40路幾乎都是華人，沿街的餐館標識往往一點英文都沒有——提醒著你紐約唯一的不變就是變化。
這條街的20幢樓，包括宋揚居住的那一幢，幾乎全是1980或90年代的三、四層建築，讓人想起蘇維埃國家那些實用建築的單調乏味。逼仄且令人窒息，看上去像是一部黑色電影的佈景。
這條單行道本身總是讓人覺得像是轉錯了彎，一路上障礙重重，到處都是運貨卡車和建築設備。路的一頭環著一個小型遊樂場；另一頭通向時時刻刻都在堵車的緬街十字路口，人們往往能看到便衣警察坐在不帶標識的車裡，試圖制止影響人們生活質量的犯罪行為。扒竊如此常見，以至於附近的一家雜貨店展示著一個標牌，上面一個小人手伸入了另一個小人的包裡。
頭頂上，隱約可見的民航飛機轟鳴著飛向法拉盛灣對面的拉瓜迪亞機場。就在40路後面，長島鐵路的列車在高架鐵軌上鳴著笛哐當前行。沿街上下，蔬果攤的泥土芬芳和餐館垃圾，與一家餃子館傳出的中國古典器樂混雜在一起。
在這裡，除了翻倒的水果木箱和塞得過滿的垃圾袋以外，還站著按摩院的女人們。她們大多數年紀在四、五十歲。她們會查看手機、抽著批發來的韓國走私香菸聊天，但眼睛會掃著街上獨自一人且沒有執法人員氣質的男人。
按摩嗎？
這個提議即便不算露骨，也是雙方心知肚明的。如果男人同意，就會將他引上其中一座昏暗的樓房，在那裡，按摩生意往往擠在理髮店、駕校和職業介紹所中間。
提供性服務的按摩院算不上是新現象，商業模式也各有不同。但40路上的性交易尤其大膽。街道兩邊都站著這些女人——同時有5人、10人或十幾個人——她們像送貨卡車一樣無處不在。在無情的酷暑寒冬中，她們站在打著立柱的地上流汗發抖，招致帶著憎惡的居民投訴，抱怨她們讓人們流失生意，讓兒童暴露在每天上演的醜行中。
40路上的一個共識是，一名“老闆”從大樓租戶那裡租下一間公寓或辦公室，然後為這些女子提供空間，無論她們從每位客人那裡收多少錢，其中的20美元都會分給他們。人們普遍估計，每位女子每天至少能為老闆帶來100美元。
但老闆們不會提供真正意義上的保護。這些女子的命運全靠這條街，在這裡，她們被搶過、被打過、被強姦過，被從樓梯上扔下來過。幾乎每次都有攝像頭，但它們的用途可能並非是為了安保，而是為老闆提供一個數清上門客人數量的方式。
幾個月裡，40路上的女子用普通話相互講述著她們來到這裡站街、為陌生人提供性服務的緣由。她們用名字當遮掩身份的口罩。一些人選擇了美國式的名字——例如“詹妮”——還有一些人由老闆改名，叫“拉拉”、“琪琪”或“悠悠”之類。
她們來自中國各處，背景各異。一名女子說，她之前做過保潔。另一名女子說她以前是一名記者，報道房地產方面的新聞。好幾個人都描述了讓她們陷入經濟拮据的情況：巴士公司失敗；玉石行破產；丈夫賭博上癮。
為了能第一個接近任何往西走的男人，常常有一個女人站在緬街街角處的立管附近。她60多歲，身材嬌小，常常穿得裡三層外三層，長髮染成黑色。她用沙啞的聲音說自己來自中國東南部江西省，並且說是為了還清自己已經成年的兒子生意失敗帶來的債務。
她去了40路上的兩家職業中介所，想找一份保姆的工作，但都沒能成功。於是現在她到了這裡，站在街角。在這裡，她常掛在嘴邊、半開玩笑的“我太老了”似乎並不會嚇跑客人。
另一名自稱為“小李”的女子說，她來自江西省德興市，那裡是一座著名銅礦的所在地。她曾是那裡的一名焊接工。身材瘦削、常常穿著一條簡潔黑裙的她表示，自己曾一度離開街頭，去學習真正的按摩——“這樣我能安心一些”——但她後來認為上按摩課是浪費錢。於是她又回到了40路。
“我的身子受不了，”50歲的李女士說。“我的身子受不了這麼多男人。”
還有一些人要更加健談，這其中包括一名結實的40多歲女子，她一頭黑色短髮，視力不佳，自稱名叫“瑞秋”。她一邊在緬街上一個餃子攤上吃著烤白薯，一邊回憶著做一份令自己厭惡工作的經歷：在西雅圖一家中國餐館做服務生——她開始在微信平臺上搜尋其他工作的消息，於是看到了一份工作邀約，她記得是這麼寫的：
站街女按摩師。20,000美元一個月。紐約法拉盛。
瑞秋打給了上面的號碼，詢問這份工作內容。老闆回答道：什麼都要做。
上班第一天後，瑞秋說，“我回家衝了個澡，哭了。”
回憶起這些，她的話頭停下了，然後又開始說，“但我心想，‘我得一直往好處想’”。
長期以來的社區倡導者朱立創和站在40路上他所在的樓外的一些女子成為了朋友，偶爾還會在警方事務方面給予協助。他的辦公室裡，一隻名叫“斯考特”的狗總是在紙板上打盹，辦公室裡的桌子都是一位會計留下的，那人寧願搬走也不願在按摩院旁工作。
戴眼鏡的朱立創現年65歲，他認真聆聽了這些女子的苦難經歷，他叫她們“姐妹”。那些毆打、搶劫、遊樂場青少年的騷擾、賺夠給老闆的“租金”、吸引足夠多客人的壓力。還有她們懷著的希望——獲得永久居留權，有足夠的錢，終於不用再做這種工作。
“她們也有著一個美國夢，”朱先生說。“這些姐妹有一個美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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