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說做官最容易，觀音菩薩卻不這麼認為
李鴻章曾經說：“這個世間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一個人要是連官都不會做，那麼這個人就太沒有用了。”
在那個風雨飄搖、山河破碎的晚清時期，李鴻章是這個搖搖欲墜的腐朽朝廷裡難得的支柱之一。他很年輕的時候，去拜訪當時已經是朝中重臣的曾國藩。曾國藩擅長風鑑之術，也就是特別擅長看相。在與李鴻章交談了幾句之後，曾國藩回頭悄悄地告訴自己的夫人，說李鴻章的學識、風度都有過人之處，這人將來的成就、名望將遠在自己之上。
這件事既證實了曾國藩的確有識人之能，也證明李鴻章過人不同凡響。後來，李鴻章果真與曾國藩齊名，與左宗棠一道，被人譽為“晚清三傑”。但李鴻章的確也不容易。他的不容易體現在三個地方：首先就是升官不易。李鴻章是24歲中的進士，出身平民，既沒有名門望族的家世背景，也沒有滿洲貴族的血統。他唯一可以憑藉的，就是才華過人。晚清政府到了李鴻章時代，已經可以說是腐朽不堪了，用人唯財、用人唯親這已不是潛規則，而是光明正大的基本規矩。一個出身低微的平民子弟，能在這種世道之中謀取一個出身已經不易，更何況還要在各種排擠、傾軋裡安身立命，更是難上加難。而李鴻章卻能在千難萬險、重重阻力之下步步高昇，最後官居中堂，成為當時清政府舉足輕重的棟樑之臣。這份不易，是常人難以企及和想象的。
李鴻章的第二個不易就是要在維護晚清政府的利益和國家興盛之間維繫一個微妙的平衡。當時的封建體制已經嚴重阻礙著社會發展，西方的新科技、新經濟已經蓬勃興起，擁有者堅船利炮的列強，對這個依然以長矛大刀作為軍隊常規裝備的國度虎視眈眈。不維新就意味著落後，要維新就意味著要傷礙清朝統治者的王權和利益。李鴻章當時既要憂國憂民，更要正面面對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那個保守、固執而且多疑的老太太慈禧。這是需要比走鋼絲還高明的斡旋、平衡能力的，被擠壓在種種勢力之中的李鴻章居然能夠遊刃有餘，發起並強力推動洋務運動，發展新工業，組建新軍隊。雖然他的一系列努力並未改變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的趨勢，但他所做的這一切，幾乎創造了一個奇蹟。
既要保官位，還要干政績，已然是夾縫裡求生存，虎口裡謀肉食了。而最讓李鴻章精神壓力倍增的，是他一生始終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他組建淮軍，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被敵人、百姓乃至朝廷的同僚謾罵為劊子手，“用鮮血染自己的頂子”，從民謠、到文人的文章、朝廷的奏摺，都把形容成了一個冷血無情、嗜血成狂的魔頭。雖說從現在的觀點看，李鴻章的確是反動的。但他是清政府的官員，“食君之祿，為君分憂”，這是一個傳統的讀書人應該奉行的人生圭臬，從作為臣子的角度說，李鴻章並沒有錯。但他當時所承受的各種輿論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後來，他“師夷長技以制夷”，發起洋務運動，用新裝備、新訓練、新建制組建北洋水師，這本是一件強軍保國的好策略。但朝廷裡那些老舊的貴族和民間的知識分子詬病他“數典忘祖”、“離經叛道”、“奇技淫巧”。既然是洋務運動就必須和洋人打交道，身為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還需要負責處理各種外交事務，所以必須與洋人親近。但這又被那些“清流”彈劾為“崇洋媚外”、“投靠異邦”、“心懷不軌”。好在李鴻章具備著常人難以望其項背的斡旋能力，他既保持內心的平靜，又在舊勢力與新潮流、朝廷勳貴與民間清流、國內與國外的各種力量之間尋空隙、找平衡，一次次度過了危機。李鴻章並不昏聵，但他被後人認為是最軟弱無能的晚清大臣，為什麼？因為他代表清政府簽訂了《馬關條約》、《南京條約》等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自古以來，中國人最注重的就是自己的名節，所以就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古訓。更何況一個名滿天下的讀書人、一個權傾朝野的朝廷重臣。估計劊子手、“奇技淫巧”、“崇洋媚外”等惡名對於李鴻章而言尚可以忍耐，但“賣國”這一罪名的分量是奇重無比的，這就等於把一個人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當時兵臨城下，敗局已定，那些“罪孽沉重”的條約是非簽不可的，所有“愛惜羽毛”的朝廷官員對於代表清政府簽約這件事畏之如虎，紛紛避讓不及。唯獨李鴻章說：“我已經老朽了，對國家再也無法有什麼建樹了，就讓我揹負這滔天的罵名吧！”不說別的，就這份胸襟、氣度與擔當，後世該有多少人為之敬仰。
而恰好是這樣一位處處不易、時時艱難，勞碌奔波了一生的人，卻說做官是人世間最容易的事。那麼，做官真如同李鴻章說的那麼容易嗎？觀音菩薩也曾經遇到了這樣的疑問。
有一天，寺廟裡的廟祝問觀音菩薩：“菩薩啊，您整天高坐在蓮花寶座之上，不言不動，卻受萬人敬仰和崇拜；我整天忙忙碌碌，卻沒有一個人正眼瞧我一下，衣食也很難得到周全。這世間的事是不是太不公平了？”聽到此人的質疑和抱怨，觀音菩薩現身了，她問這個人：“你以為坐在這裡享受香火祭拜是那麼容易的嗎？”這廟祝說：“這有什麼不容易的，四平八穩地坐在蓮花寶座之上誰不會？在那裡不用做事，不用說話，誰不會？”於是，觀音菩薩就答應與廟祝調換一下位置，讓那個廟祝親自感受一下“高坐蓮臺，不言不動，樂享供奉”的容易。
於是，這廟祝就化身觀音菩薩的模樣，坐在了蓮花寶座之上，觀音菩薩則隱藏了法身。很快，就有人來祭拜菩薩了，那人是一個富商，跪在地上說了很多祈求保佑、祈求富貴的話語，臨走的時候卻將隨身攜帶的錢袋遺落在了地上。接著，又來了一個面容憔悴、衣衫襤褸的農夫。原來，這個農夫的老母親身染重病，但他家中一貧如洗，沒有錢求醫問藥，所以就祈求菩薩賜福，幫助他治好母親的疾病。這人叩拜完畢，起身的時候突然發現腳下有一個錢袋，裡面全是亮閃閃的銀元寶，立即欣喜若狂，以為是菩薩顯靈，賜予了他治療母親疾病的錢財，於是再一番感恩戴德之後，快步離開了寺廟。
隨後不久，又有一個年輕帥氣的小夥子來到了觀音菩薩座下，跪在地上禱告。這小夥子說自己的是個船員，即將有一次出海的任務，祈求菩薩保佑他一帆風順，平安歸來。這小夥子跪在地上還沒有起身，只見那個第一個進來的富商帶領幾個家丁衝進了寺廟。原來，這富商在回去的路上發現錢袋丟失，就疑心在跪拜的時候丟在了寺廟，隨即帶人原路返回尋找。
碰巧的是，那個撿走了錢袋的農夫與這富商走岔了道路，兩人沒有碰面，於是那富商就認定在他之後再無人來過寺廟，他面前的這個年輕小夥一定撿到了他的錢袋。一個非要不可，一個矢口否認，言辭爭辯之際，那富商就命家丁要拉扯那小夥子去見官。這時，那個高坐在蓮花寶座之上的“觀音菩薩”再也忍不住了，一股強烈的正義感驅使他跳下蓮花座，向那富商說明了真相。隨即，這小夥子的冤屈被洗刷清白，那個富商也根據“菩薩”的指示順利尋回了錢袋。為此，這假菩薩沾沾自喜，認為自己主張了正義，維護了公平，甚至認為自己幹得比真菩薩還要出色。
等一干人走後，廟祝回身開始對觀音菩薩顯擺自己“做菩薩”的功績。豈料觀音菩薩卻對他嗤之以鼻“你以為自己主持了正義，實踐了慈悲？其實你造作了三樁罪孽”。原來，那富商丟了錢袋，被農夫撿回去救治母親的疾病，“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會積一場了不起的功德；那農夫是個孝子，用撿回去的錢給母親治好疾病，他可以更好地盡孝道，奉養母親，這也陰德不小；那小夥子是個船員，他這次出海海上會有狂風巨浪，他那一艘船的人會全部喪命。而富商誤會他，拉他去見官，不過會讓他遭受十來天的牢獄之災。之後，也會因為證據不足而無罪釋放。十來天的牢獄之災，卻可以讓他奪過船覆人亡的重大災難。眼看著三場功德與善事，被廟祝搞成了兩人喪命、三家失福的禍事。
因為觀音菩薩有天眼通，所以能夠看透富商、農夫、船員三人之間發生事情的真相和因果。倘若當時仍然是真菩薩在座，當然會因為通透始末而以“不言不動”的方式促成這三間功德。但那廟祝卻是一介凡夫，他只能看到表象，而無法透視真相，所以“好心辦了壞事”。這件事不見於任何佛教典籍，是一個民間流傳。從佛教的角度講，主要是要闡明“五度如盲，般若為導”的道理，意思是說不論做人還是處事，都需要有智慧。沒有智慧的引導，任何善良的動機之下，都有可能造成錯誤和罪孽。
這個有關佛教的善巧方便故事，其實也可以用為官之道的角度來詮釋。菩薩高高在上，就好比人世間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富貴的官員。人們都羨慕做官者的享受與權勢，但卻很難設身處地體察為官者的不易；人人都以為自己要是做官，肯定比別人做的好，就如同那個廟祝，也要和菩薩調換位置。但事實證明，居高位確實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需要慈悲，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
李鴻章的事和觀音菩薩的事幾乎是兩個鮮明的對比：一個“不言不動”的“做官”者，認為官不好做；而一個處於千難萬險之中的做官者，卻認為人世間最容易的事莫過於做官。其實，李鴻章的話更像是對當時官場風氣的諷刺。如果一個官員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尸位素餐、毫無建樹，只求私利、不謀國事，渾渾噩噩、隨波逐流，那麼做官的確是一個最容易不過的事，這樣的官要是還不會做，那真真是世上最無用的人了。而要像李鴻章那樣忠心謀國、敢於擔當、勤政操勞，做一個對得起俸祿和名位的官，的確不易；倘若再要像觀音菩薩那樣，通徹因果、普施教化、救拔眾生，則更是難上加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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