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初年，婁敬曾向劉邦建議，匈奴離長安不過七百里地，騎兵一天一夜就能趕到。萬一發生戰事，長安就危險了。現在關中地區經歷戰亂之後人口減少，土地肥沃，“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充實關中，無事時備戰，有事時出征。劉邦一聽，不錯啊，於是採納之，從上述地區遷移了十萬餘人到關中。
到了明朝，新皇帝朱元璋也來了這麼一手，遷移成千上萬的富戶到首都南京及他的故鄉鳳陽。
先看看數據。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命手下摸底國民的經濟狀況，工部從中選出五千三百戶遷移到南京。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命令戶部調查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九布政司及應天、蘇州、松江等十八府州的富戶，家有土地超過七頃的共計14241戶，列出目錄，朱元璋親自召見，“量才用之”，說是這樣說，其實就是他們搬家到南京。
朱元璋特意說明“欲令富民入居京師”是學習劉邦。其實聯繫上下文可以看出，劉邦遷移的是能征善戰的人及其後代，注重其作戰經驗和潛質，朱元璋遷移的是富戶，注重其經濟實力，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劉是備戰，朱卻為何？把那麼多富戶集中到京城，出於什麼目的？
仇英《南都繁會圖卷》描繪的明代南京景象
表面上看，還是有不少好處的。富人有經濟實力，到京城後可以迅速建成一個繁華的都市。民間傳說當時的南京城有三分之一是著名富戶沈萬三投資修建的。即使具體數據有出入，沈萬三在建設南京新城上出過大力也是不爭的事實。另外還能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手裡有錢才敢花錢，才願花錢，才能花錢。做個小本生意，開個飯店，肯定願意跟有錢人做鄰居。富戶家庭子弟大多接受過文化教育，基本素質高，可以提高整個城市的文明指數。
可換一個角度想，強行把馬雲、李彥宏、王健林、宗慶後、馬化騰、劉永行等人都搬到一個城市裡，對國家發展就一定有好處嗎？一個人由窮變富原因很多，與其資源、人脈、居住地的風土人情都有關係，換個地方或許就不靈了，所謂“淮南為橘淮北為枳”。況且當時的富戶多為地主，即“田贏七頃者”。人搬走了，土地走不了，必須賣掉或託人管理，如果出了事，還得舟車勞頓回來處理，增加管理成本。富戶經過這麼一折騰，極易迅速變窮。所以如果算經濟賬，遷富戶充京師，利弊參半，甚至弊大於利。
朱元璋算的其實是政治賬。作為草根起家者，對富豪的直接感受是他們的為富不仁，武斷鄉曲。至於富豪提供就業、創造社會財富，上繳稅收的另一面，要等勝利者上臺之後，執政多年，需要維護現有秩序時才能體會得到。洪武三年，朱元璋剛上臺就把富戶中的代表人物召集到南京教訓了一頓，要求他們不許欺凌鄉鄰，要安分守己，以保其富。否則就保不住財富。仇官仇富、抑官抑富的革命者思維和做事方式很容易獲得底層百姓共鳴，估計民間已經掌聲響起了，朱元璋再加把油，把他們遷移到身邊來。
你們不是牛逼哄哄嗎？但再牛逼也不過是我手心的一顆棋子，我想把你挪到哪裡就挪到哪裡。放在我的眼皮底下天天看著你，汝財汝富，予取予求。俗語講“擒賊先擒王”，把有經濟實力和有話語權的人制服了，其他人自然俯首帖耳。
朱元璋
富豪閉嘴天下安。這才是朱元璋打的小九九。
不知道這些富戶後來怎麼樣了，史書上沒有詳細記載。但其子朱棣往北京遷移的富戶倒有一個綿長的結果。
朱元璋死後，孫子朱允炆即位。朱元璋的兒子朱棣與之內訌，成功上位。這位被稱為永樂帝的君主登基後繼承乃父遺風，大搞境內移民政策。這其中有因戰亂造成的人口虧空，需要從人口較多的山西、河南一帶往自己的大本營北京遷移。著名的山西洪洞縣“大槐樹”即是此時流傳下來的。還有遷富戶充實北京的需要，其心理應與朱元璋有相同之處，既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也有政治方面的考慮，或許還有復仇心理。朱棣以藩王身份推翻侄子，自己當皇帝，一度被理解為篡位，民間反對聲音不絕於耳。在雙方征伐的過程中，南方富戶肯定對建文帝朱允炆有所支持，將其全盤端走，可謂斬草除根。
朱棣遷都北京，南京作為陪都留存下來。政治上被邊緣化，經濟上也被抽血。朱棣首先從南京“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兩萬多戶能工巧匠搬到北京。後又下令選應天、浙江富豪三千戶，充實到北京宛平、大興兩縣做廂長。“無田糧並有田糧不及五石的殷實大戶充北京”，“富戶附順天府籍，優免差役五年”。明代在鄉稱裡，在城稱廂，廂長相當於里長。讓這些富豪搬到京郊幫著官府管理地方，同時還免除差役，看起來還是很優待的。但對於安土重遷，被迫北上的富戶們來說，再多的優待也彌補不了他們心靈的創傷與現實的落差。
祖先的墳墓還在故鄉，想家是一定的了；大老遠搬出來，被本地人時不時欺負一下也在所難免。更重要的是，經濟上需要重打鑼鼓另開張，在一個全新的環境裡，能不能創業成功，繼續維持富裕家境，只能聽天由命。明史中說“供給日久，貧乏逃竄”。事實證明很不樂觀。時間長了，他們坐吃山空，由富變貧，社會地位降低，只好跑路。有的回原籍，有的乾脆另選地方，只要官府找不著抓不到就好。
但你是跑了，富戶充填京城的政策不能改。官府命令，凡有跑路的，“輒選其本籍殷實戶僉補”，從你老家選取其他富戶來填補。這就相當於連坐。其實哪裡有那麼多富戶，經過第一輪篩選遷移之後，剩下的按成分劃分也就是一些中農。那就矬子裡頭拔大個，誰家財富多於其他人誰就倒黴，反正窟窿得填上。老家剩下的“富戶”不願意來，只好檢舉揭發逃竄之人，由此造成的社會矛盾越來越深。
時間到了宣德六年，永樂皇帝的孫子宣宗朱瞻基明文規定，富戶已遷京入籍，逃回原籍或者躲避他處者，發配口外充軍。《明律》充軍條例多至二百三十條，發邊充軍分為附近（千里）、邊衛（二千五百里）、邊遠（三千里以外）、極邊煙瘴（四千裡為限），可見懲罰之重，且“官司鄰里隱匿者俱坐罪”。此時，距離朱棣死去不過六七年，宣宗對其政策有一定延續性。儘管措施嚴厲，但富戶逃亡事件一直沒有停止。這個過程中，官府也似乎在檢討該政策的利弊。
《大明律》
到了五十多年後的弘治朝，朝廷終於想明白了，法外開恩開始放這些富戶一馬：宣佈免除在逃富戶的罪行，不必再押解到京；每戶每年只需交納三兩銀子，補貼宛平、大興兩縣的現任廂長；你不願意當廂長就算了，掏錢免災。此時，最初逃亡的那些富戶已經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也垂垂老矣，抓回來意義不大。朝廷此政策也算符合實際情況。當然，或許還有新逃亡的富戶。五六十年後，原富戶的子孫還在逃亡，子子孫孫無窮匱也。可見政策十分歪曲了。寬待之，也好。嘉靖二十九年，離永樂遷富戶已經一百多年了，皇帝下詔說，從原先收取富戶的銀子中收取四百兩，給宛平、大興兩縣廂長代役。逃亡富戶查實者每年減少一兩銀子，只交二兩就行了。至此，算是給了他們一個正式的說法，真乃皇恩浩蕩。
明史中說，“太祖立法之意，本仿漢徙富民實關中之制，其後事久弊生，遂為厲階。”老祖宗朱元璋主義正確，亦本好意，最後還是底下和後代落實不好，才成為惡政——又是上樑不歪下樑歪的典型說法，而我們看到的是，對惡政的清洗，如同吐一塊口香糖到地上，他自己嚼完舒服了，殊不知，清潔工要擦啊擦，擦了一百多年。
而那些被遷徙的富戶，經過這一百來年的折騰，估計基本已經變成赤貧了。至於他們幾代人的憤懣苦痛哭天搶地，誰會在乎呢？
反正史書上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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