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小茶馆
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作战的出发地和后撤时的集结地，同时也是日军和伪军彻底放弃的地方，也是八路军对日伪军展开人民战争的“大后方”。或许去过山区的朋友们会有所体会，某些小村庄只有几十户人，但是距离最近的县城却有好几十公里，在交通发达的现在都属于道路不便的地方，更不要提抗日战争时期了，在那个时候，这些地方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那么八路军根据地有什么特征呢？首先就是根据地的民众肯定是支持八路军的，这样的话八路军可以把一部分伤员交给群众照顾，而且根据地还可以给八路军提供粮草和后备兵员。根据地通常是易守难攻的山地，或者是远离交通线的偏远农村，至少要保证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难以开进才行，根据地的建设相对国统区和日占区，根据地肯定更有人情味一点。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扫荡，扫荡指的是什么呢？日军利用自己的武器和火力优势攻击八路军，八路军为了避免伤亡只能退出根据地，而日军到达根据地之后为了削弱八路军的战争潜力进行杀人、放火、抢夺等活动，这就叫做扫荡。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八路军根本没有和日军进行长时间阵地战的能力，日军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妄想通过屠杀根据地来迫使八路军失去战斗力。
以华北地区为例，日军采用的“囚笼”政策就是在各村建立据点，通过对村镇的打击来间接给八路军施压。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一般情况下根据地是有常驻八路军的，而且村镇的官员都是通过八路军的政策选拔出来的，即使有“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其代言人也很大程度上是两面派。在抗日战争中，我党的乡长、村长也是日军屠戮的对象。当敌人进攻或者是通过根据地的道路时，八路军就会出发设伏或者转移，而根据地的群众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也会转移到山里或者是其他的根据地。
根据地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毕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约束，军队和民众的关系十分融洽，像国统区存在的包办婚姻等陋习也在新政策的压力下被粉碎。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相信大部分民国时期的群众会选择去根据地，而前往延安的大量进步青年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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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位于陕北的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约46000余人。八路军成立后，随即就誓师抗日，马不停蹄的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同时，为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八路军转向敌后，坚持游击战争，并在沦陷区内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被日寇占据的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先后建立了几十块抗日根据地，甚至在距八路军主力十分遥远的海南岛，也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和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
以抗日根据地为根基八路军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始对日寇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有力的打击了日寇，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尤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更是抗击了侵华日军60%以上的兵力和几乎所有的伪军。八路军成为中后期抗战期间名副其实的主力。
由于敌强我弱，尤其是在装备方面巨大的差距，为扬长避短，八路军的抗日敌后根据地，绝大部分都建立在贫困落后、交通不便、日寇统治力薄弱的山区。同时，孤悬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外部援助。
我们都知道，哪怕在和平年代，山区人民的生活都是十分艰苦的，而抗战期间，遭受层层压迫，自然资源又极为贫乏的山区居民尤其困苦。但是，这些生活本已十分困难的根据地人民，依然竭尽全力，积极支持抗战。
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出民工，把最好的粮食交公粮，妇女帮忙做军装、纳军鞋，连儿童都成为了放哨、送信的最好帮手。正是抗日根据地人民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全方面大力支援八路军，才使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等抗日队伍，有了稳定的环境可以修整，有了较为充足的给养保障，伤员有了安稳的安置之处，减员也能够及时得到充足补充。
最终，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之下，八路军等敌后抗日队伍从小到大，以弱胜强，不断的消灭日寇和汉奸，抗战队伍和抗日根据地也不断壮大，这些都为最终抗战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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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八路军迅速开赴敌后，在1937年底到1938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迅速在敌后开启了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
一开始八路军建立的根据地普遍在山区，这一点不难理解，从红军时期开始，共产党的根据地普遍在山区，由于当时的山区交通不方便，可以最大程度的限制重武器的机动，使火力上处于劣势的红军八路军能够发挥近战的优势。
比如在北京的周边，像今天农家乐的旅游胜地十渡，野三坡，斋堂，川底下村，川只是同音那个字太难写了，都是原来的抗日根据地，这些地方今天看着都是山清水秀，但是如果是作为根据地就是太穷了，当时的生产水平落后，而且土地有限出产的粮食不多，无法供养数量太大的军队和脱产人员，这也就决定了八路军的数量不能太多，所以也就不可能进行太大规模的战役。
山区的根据地外边是广大的游击区，游击区通常是白天是日本人的天下，但是到了晚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一般来说游击区的面积远远大于根据地，而且很多时候游击区也是根据地的一部分，八路军可以从游击区获得人员和粮食的补充，在华北游击区很多是平原地区，由于平原地区的出产远远大于山区，所以游击区是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
在八路军的根据地，八路军普遍建立地方政权，不过在游击区所有的政权都是两面政权，就是这个村的保长也可能在共产党那里就是这个村的村长，原来日军的日军一个士兵就是机器猫的作者就曾经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晚上日军一个小队路过一个村子，当地的保长跑过来交情报，结果这份情报写的是日军的动态，明显这份情报应该是给八路的，结果这个保长犯糊涂了，给错了。象文革时期的名人陈永贵就曾经当过这个角色。
在八路军的根据地内，相对于国民党区的高压统治，相对空气要宽容一些，各级政府普遍实现了三三制，就是在各级政府的议会中，共产党只能占三分之一，其他的开明人士和反对派各占三分之一，由于共产党的行动力相当强，各项政策能够迅速的行动，而且政治上比较清廉，当时八路军规定贪污5斤小米就枪毙，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执行，所以当时的根据地内的民众普遍支持共产党，同时对于国统区的青年有巨大的吸引力，有大量的知识青年前往八路军根据地。
当然，根据地内也不是完美无缺，由于各个根据地内敌情顾虑情况不同，加上本身共产党内就有左倾的传统，也有一些错杀误杀的事情，但是主流还是积极的，这一点通过各方面人士包括外国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
对于八路军的根据地，日军分为非治安区和准治安区，对应的就是根据地和游击区，对于根据地，日军主要是使用三光政策，彻底破坏根据地的生产生活条件，把根据地变成无人区，把居民抓走，关入人圈，就是集中营，彻底把八路军和老百姓分开，游击区就是大量使用特务汉奸组成便衣队，和正规日军配合，捕杀共产党的政权人员。
在8年艰苦的抗战中，八路军在敌后抗战中生存了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强有力的根据地的建设，使得八路军始终可以得到粮食人员的补充，并且越战越强，自身也是发展壮大。
敌后根据地的样子是要用一本厚厚的专著来描述的，这里只能是简单的说几句了，顶多算是蜻蜓点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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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推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它是其后所有抗日根据地的母体！它的存在是日后中共武装力量繁衍发展的基础。中共第一个敌后根据地的建立是晋察冀根据地，发展最快最大的是晋冀鲁豫根据地以及非常重要的山东根据地。还有就是新四军所活动的江“字”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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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经历。”
80多岁高龄的约翰高林（John Colling）上尉在2007年如是说，他刚刚把自己和队友帕特金（Wilbur J. Peterkin）在70多年前拍摄的珍贵彩色胶片无偿捐赠给上海电视台。该影片的名字是——“迪克西使团”。
（当年照片，左起为朱德，包瑞德，毛泽东同志）
1944年7月22日，一架带着美军标志的草绿色C47运输机落在延安这座边远小城的简易机场上。黄土高原可不常有来客，除了偶尔杀气腾腾扑来的日本轰炸机。
当9位美国观察团成员打开舱门，他们发现八路军主要领导人，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已经等待多时。
这天晴空高照，阳光颇有些强烈，毛泽东同志带着一顶平常的大草帽，穿一身朴素长衫站在前排，他微微笑着，形象和当地民众完全没有差别。
向来谨细的周恩来看到美军扛着摄像机，迅速整了整衣领，然后再专业的面向镜头。这位后来的周总理对形象要求一向可是以严格著称。
一旁，正经过的朱老总还浑然不觉，转头之间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摄像机锁定，一时有些腼腆，赶紧行个礼，连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笑了。
延安来了美国观察团。
这不是一次通常意义上的会面。9名美国人被称为“迪克西使团”（Dixie Mission）。他们肩负华盛顿的使命，为了用一切措施尽快结束对日战争，减少美军伤亡。
面对共同敌人，美军一来是希望获得八路军配合他们对日本的战略大轰炸。美军空袭日本和满洲工业区的轰炸机以及在华北与日机空战的军机随时可能被击落，需要八路军控制区军民救助这些宝贵的飞行员。
一来是观察八路军和共产党人的军事潜力，以及未来可能合作的可能性。蒋介石在抗日初期取得的名声已经消磨殆尽，连续的军事失败和对援助物资的惊人贪污让美国人大为失望，他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其他有力的抗日武装。也便于日后在亚洲继续拉拢容易合作的新势力。
当然，国民政府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但因为不久前刚刚经历了豫湘桂大溃败，蒋介石好不容易才勉强同意美国人来延安“看看”。
（1944年，大举进攻河南的日军，汤恩伯所部全面溃散）
美国观察团来自不同组织，既有陆军，海军，也有战略情报局（CIA的前身），驻华美军司令部，驻华大使馆的成员。第一批观察团9人如下：
包瑞德上校（David D. Barrett）——组长，长期在中国担任武官，中文流利，会北京话。对论语易经有一定研究，中国通。
谢伟思顾问（John S. Service）——四川成都出生的美国人，中文流利，会多种中国方言。多年在北京上海重庆任职，中国通。
卡斯伯格少校（Melvin A. Casberg）
克罗姆莱少校（Ray Cromley）
高林上尉（John G. Colling）——和第二批组员帕特金一同，拍摄了大量照片和电影胶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斯特尔上尉（Charles C. Stelle）
多姆克上尉（Paul C. Domke）
惠特塞中尉（Henry S. Whittlesey）——牺牲于延安。
雷米尼（Anton H Remenih）
观察团有一个奇怪的别名：“迪克西”。Dixie在英语中是美国人对南北战争里南方各州的称呼。充满了顽固，落后，甚至还富有叛逆的意味。而这就是美国人当时对身处延安山地里八路军的最初理解。
（毛泽东朱德同志迎接观察团包瑞德等人）
观察团里，每人分工不同。来自美国陆军的包瑞德上校负责军事分析，来自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谢伟思负责政治分析。其他成员将建立电台通信系统，设立气象站，探查日军和汪精卫伪军战斗序列，确认日军防空能力和被轰炸的损失情况，实地查看八路军的军情，装备，训练，战斗力以及实际对日作战贡献。实地了解八路军控制地区经济和战争潜力，及增强八路军战斗力最有效的方法。
（谢伟思和毛泽东，彭德怀同志的合影。他们成了跨越大洋的友人）
这些美国人受到了八路军领导们热烈的欢迎。机场上，双方热情地打着招呼，包瑞德和谢伟思用中国话毫无障碍的和八路军领导们沟通，气氛非常融洽。美国人还从飞机上搬下几个沉重的大木箱，里面是对延安来说非常珍贵的通讯设备。
（美军带来的通信设备）
根据亲历者回忆，欢迎仪式并不复杂，是一些讲话和男女童声合唱团的演唱。饿肚子的美国人四处张望，并没有发现预期中的食物和饮料。见惯社交场合一些成员尽管感受到了八路军的亲切温和，可总觉得延安的招待算得上有些粗糙。
（延安各处张贴的标语：Welcome Our American Friends!）
7月22日夜，也就是当天晚间，八路军总部为观察团举办了欢迎晚宴，到处都可见“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标语和横幅。桌上是并不复杂的中式饭菜，一些素色碗盘整齐摆着，与重庆上海的奢侈宴席可谓天差地别。
（毛泽东和谢伟思相邻而坐，准备开饭）
（彭德怀等领导人都在坐，此图可见饭菜）
毛主席和谢伟思等人共聚一席，大家共同举杯，为合作的开始干杯。周恩来很能活跃气氛，他一直在问美国本地的笑话，让大家逐渐从拘谨中释放出来。但美国人很快发现这种名叫“白干”的酒劲儿很大，对他们来说，有些像干雪利酒，也有些像绍兴酒的仿制品。在重庆呆过的美国人将“白干”称为“警报果汁”或者“白色闪电”，可见他们对此印象之深刻。后来，美国人还尝到了“虎骨酒”，听说是真正老虎骨头侵在“白干”里泡成的酒。用包瑞德的话来讲，虎骨酒让人毛发竖立，仿佛给人以野兽般的力量和胆识。
（酒过三巡，气氛活络起来，美军观察员主动敬酒）
美国人住进了窑洞。
8月7日，第二批美军观察团成员9人也飞抵延安。美军被安排在距离延安半英里，新盖的窑洞里，算得上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窗户都粘贴了白纸。一些成员惊讶于这种建立在土里的洞穴房屋，而且没有玻璃！
他们很快发现不拉门帘的严重性，因为老鼠会钻进来窜来窜去，让人不胜其烦。不过总体算得上清洁，因为一星期能洗一个澡，还是淋浴。只不过是把热水倒进带孔洞的铁罐里，再将铁罐拉起到天花板的位置，简易的热水淋浴就成了。
至于吃饭，主要是简单的中餐，美国人都学着用起了筷子，连初学者不久都能熟练驾驭这种方便的工具。包瑞德觉得中餐很好吃，其他成员也挺适应。每顿饭后有西瓜和热茶，经常还有香烟提供。观察团成员每天有7美元的饮食住宿费用（约等于如今740元人民币），包瑞德直截了当提出要支付这笔钱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表示给使团提供食宿是八路军的义务，从而免去了。这让调查团成员们非常高兴，包瑞德为此亲自给朱德同志写信表示感谢。
（包瑞德和朱德在不用翻译的情况下交谈）
饮食习惯的不同偶尔会造成一些小问题。一次，第二批调查团员路易斯琼斯（Louis Jones）和毛泽东同志坐在一起。他注意到一份看起来很多汁的诱人肉菜，立刻站起来想要夹上一块。毛主席把他的筷子放在琼斯的筷子上，用中文说了一些话。翻译告诉琼斯：“在你的国家里，这只狗是一只宠物。但在中国，这只狗是一种肉用动物。如果你不想的话，就不必去吃它。”琼斯听了果然有些退缩。但当他抬起头，发现每个都停住了，大家全在关注他会做什么反应。无论如何，为了照顾异国盟友感受，琼斯挑战了自己的习惯，他硬着头皮夹起一块狗肉咽了下去，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在座的人们似乎都很满意，大家哈哈的继续动起筷子。当然，琼斯后来就一直躲着这种当地美食了。
（大家一起观看表现中美合作抗日的话剧）
美国人在延安也有不少娱乐活动，他们能看戏曲话剧表演。这里的演出质量之高让专业戏剧出身的《纽约时报》记者都十分叹服，或许是延安有着一所新设戏剧学校的原因。美国人还和八路军一样，闲暇之时打起了垒球。在日本囚犯挑起的一次对决中，美国人高兴的获得了胜利，就像他们打了胜仗一般。
舞会在延安也很盛行，中国人除了秧歌还会放美国老歌，让两国不同肤色的人们一齐于果园或者会议室里起舞。一次，名叫格雷斯的成员在舞会上对一位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很快周恩来就告诉包瑞德他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人是真心相爱。于是包瑞德马上严肃警告了格雷斯，从此以后这样的事情再没有发生过。
工作和劳动的闲暇之余，观察团成员还可以和朱德同志一起骑马去山里打野鸡。每逢这种探险，美国人都会礼貌的请朱德放第一枪。
（谢伟思等观察团成员在延安也要参加劳动）
调查团眼里的延安。
正式调查工作很快展开，八路军予以充分合作，给了观察团工作上和行动上的自由，及通信联络的自由，“以便迅速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日寇。”
熟悉上海重庆的美国人头一次见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所见到的和1942年12月荷兰人布朗基（Brond geest）向英国外交部所做的报告一模一样。
“在延安，没有黄包车，没有勒索，没有妓女，没有鸦片和乞丐。”
美国人非常惊讶，这里竟然没有一个拿着棍棒的警察。他们四处拍照询问，看到街上的普通人穿着贫寒但和蔼可亲，并且没有挨饿的迹象。与繁华上海滩街上随处跑着收尸车的情况大为不同。
（一位姓杨的战士，他回头看到观察团在拍摄，不自禁笑了，随后行过礼才离开）
这里的八路军也和国军差别甚远，他们看上去“精壮而整洁”，穿着按不同年龄制作的合身军装，脚上踏着方便的胶底布鞋。让看不惯国民党用绳子捆成一串抓抓丁的美国人十分意外。调查团很快被邀请观看八路军的军事演练，毛泽东很亲切的让包瑞德和他同坐一条粗板凳。美国人看到八路军拿着不少缴获的日本武器，展现出一种精力充沛的面貌。
（包瑞德上校参与检阅八路军359旅）
（路遇的八路军战士在行礼，非常和蔼）
包瑞德外出时，随机询问了一位他遇到的八路军士兵。用北京话寒暄过后，包瑞德问：
“不能在家照料父母，你不感到担心吗？”
“我为什么要担心他们呢？我在军队的时候，政府对他们照顾得相当好。”
尽管仍有疑虑，但包瑞德对八路军的印象更良好了。细心的他也注意到在延安从没见过打骂士兵的情况，而他之前好几次看到国民党两星将军猛地抽打士兵耳光。
通过对军民的日常观察，美国人承认：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很可能是真的。”这里的军民关系非常融洽，不像国统区普通民众躲瘟神一般躲避军队。
（美国人拍到一位大娘正主动请八路军战士喝水）
（延安街头刚买了肉的骑马战士）
同样在观察的谢伟思在报告中提到，“在他们的政体下，生活总的来说是节俭的，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则非常清苦。但我们不应忘记，不论那个政府掌权，中国的社会生活就从没有非常幸福过......”
牢骚依然是免不了的。“延安唯一的不好，就是在重庆我们可以轻易找到妓女，在这里却怎么都找不到。”一位观察团的美国小伙子如此说。
（延安街景，1944年）
美国人还发现八路军的领袖毛泽东一般总是步行，必要时才会乘坐一辆陈旧的封闭式救护车。这里没有卫兵和便衣组成的封锁线，而在重庆，蒋委员长总是坐着黑色锃亮的大轿车，被这种封锁线把他和围观的人们远远隔离开。
（延安街头的车辆，根据包瑞德回忆，这里车辆非常罕见）
调查团成员访问了毛主席不少次，他们认为“毛是一个非常安静，深思熟虑的人。在回答任何直接问题之前，他似乎总是思考的非常仔细。”
了解中国国请的谢伟思也和毛主席做了多次长谈。他俩谈论了武器支援以后，还谈到战后建交和通商，毛泽东对中美未来关系的积极态度让谢伟思很受振奋。“字真意切，热情洋溢，谢伟思差点被说晕了”。不过，他回应毛泽东的话还是很精明，他开玩笑说，美国商人在华做的是风险投资，需要考虑很多方面。
经过三个月的观察，谢伟思渐渐明白为什么八路军能在陕北的穷乡僻壤存在并且壮大起来，这里和灯红酒绿乌烟瘴气的重庆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有一个“目光远大”的领袖。对此，他评价毛泽东是“窑洞里的预言家”。
（后来被邀请乘坐美军吉普车的毛泽东同志）
调查团查证的八路军抗日情况。
美国人总是务实的，他们很快证实了八路军的能力，击破了“游而不击”的谣言。
不少美军飞行员因为合作的关系被营救。他们发现，各根据地无论是士兵还是普通平民，总是积极设法救助掩护美军飞行员。这些飞行员不仅有吃有住，一路上还得到了妥善照顾，甚至连便装也不用换，直接穿着显眼的空军夹克被护送来延安。
谢伟思在报告中提到：“迄今为止，对我们证实这点帮助最大的是，从这些地区被护送到安全地带的大批美国空军人员（现有70人），从他们的获救处到达终点，有些飞行员在中共控制区内行进了约1000英里（1600多公里）。他们在抗日军民护送下从山海关附近毗邻满洲的海滩途经北平抵达延安......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关于他们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广大农村的说法总体是对的；而且我们过去一向将这些地区统称为日占区的提法要修正。日军只控制了点和线，其与广大地区实为共方势力所控制。”
（观察团的工作：左图是用气象气球观测天气，右上是找到坠毁的P51战斗机，右下图为八路军营救的一车美军飞行员）
不仅如此，美国人需要亲眼看到八路军抗日的具体效果如何。他们深深了解过去国军一溃千里的景象，也大约知道援华物资如何在刚卸下飞机就神秘消失在运输过程中的诡异情况。因此，他们向各抗日根据地派出了三个小组，实地观察八路军对日作战：
高林上尉等人于1944年9月初从延安出发过黄河到山西，亲眼看到晋绥军区吕正操司令员指挥的八路军和民兵对日作战。他们经过同蒲铁路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目睹了日军三光政策造成的无人地带，也看到日军持续的封锁。11月小组回到延安时，他们已经走了2000多公里路程，收集了大量资料。
卢登顾问、帕特金少校、惠特塞中尉等人于1944年10月初从延安出发到河北，赴晋察冀根据地。他们跟随部队，在近处记录下了八路军和日军的战况，并且见到八路军抓获了日军俘虏。小组4个月后才回到延安，提交了第一手的详细资料。
军医卡斯伯格少校和三名西方记者同行，于1944年10月9日出发东渡黄河，访问了晋绥边区。他们深入敌后直到离日军占领下的汾阳城2公里之处，见证了八路军攻入汾阳城和俘虏日军的情况，11月下旬返回延安。
（非常珍贵的影像，八路军攻击日军炮楼，并且占领之。可惜笔者未能找到更大解像度的该照片）
（占领日军炮楼的八路军，中央站立者缴获了一把日本军刀）
调查团还发现，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士兵受到良好对待，他们能运动看书接受再教育。让人吃惊的在于，很多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发生了转变。对于八路军的积极作战态度，美国人看在眼里。但正值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八路军战士正在问询被俘虏的日军）
当时，惠特塞中尉偕同一名中国摄像师前往一个靠近日军占领区的村落，他俩听说日军目前没有在周围活动，而且村口处也没发现异样。哪知刚进村不久，突然枪声齐发，埋伏的日军一齐开火。惠特塞和摄像师来不及躲避，当场双双殒命。
很快，得知噩耗的八路军调集部队开始攻击村庄，希望赶走日军夺回两人遗体。战斗非常激烈，日军利用在暗处的优势防御那个村子，八路军则前仆后继。根据美方回忆，八路军战士几乎付出了整整一个营的牺牲，遗憾的是仍未达到目的，最终还是没能抢回惠特塞和摄像师的尸身。
这个插曲没有打断调查团的工作，美国人继续在延安把收集的各种信息反馈给国内。调查团的报告认为："八路军在战时与战后可能是个有用的盟友，延安的气氛比国统区更有活力，也比较不腐化。"
（快活的儿童团孩子们）
等不到美国人把对中国新的认识转化为政策，蒋介石国民政府和美国方面起了冲突。不久，善战的史迪威将军被调走，开明的驻华大使高斯也被换成了对中国一无所知的赫尔利。美国人对蒋介石妥协了，政策的全面转向不可避免。
不是结局的结尾。
1947年初，也就是在延安度过了963个日日夜夜之后，迪克西使团的最后三名成员撤离，国军胡宗南部的攻势随之而来。
中美关系，要等到25年后尼克松访华才会恢复正常，而谢伟思，包瑞德等迪克西使团的几位成员，在经受麦卡锡主义强加的种种不白之冤后，有幸再次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巨变。
（70年代，中国关系正常化。周恩来同志接见了阔别已久的谢伟思，他的预言已经成真）
（谢谢观赏，图片来自网络，侵删，其他文章账号下可见）
参考文献：
- 《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人民网
-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包瑞德，解放军出版社
- 《从“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看抗日战争后期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 《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 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 S. 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
- 延安精神：中美友谊的战时篇章。约翰科林
- Wilbur J. Peterkin , Inside China 1943–1945: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America's Mission in Yenan
- John "Jack" P. Klein, Dixie Mission, "Tour of Duty" Febuary to October 1945 in Yan'an, China
- 美国国家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