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湖北文史資料》 2000年02期
作者｜張之楚
張國燾
五靈觀之會
我原在中共襄陽地下黨工作，1941年被捕變節。其後被安排在國民黨第五戰區調查室工作。調查室是一種特務機構，我看不起特務，不願作這種工作，而特務也瞧不起我，以致彼此關係不善。我遂於1942的6月，在樊城給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調查室寫了一個辭職書，郵寄到老河口。調查室主任馮樹見了十分惱怒，即籤請司令長官李宗仁下令逮捕我。幸虧我的朋友，時任國民黨樊城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的項乃光從中斡旋，給了我一張軍委會護照，讓我到重慶磁器口童家橋吳家院子找吳崇正重新安排工作。
到重慶後，我找到了吳家院子，一打聽，才知道吳崇正是個代號，並無其人，隨後我被接待人員安排到招待所休息。
過了五六天，招待所管理員冉廣德對我說：“明天，張先生接見你。地點在五靈觀朱先生家裡，屆時我們一起去。”我問：“哪個張先生？”“冉說：”他是我們的室主任，張國燾。你還不知道？”“我說：”那朱先生呢？”“冉答：“朱先生叫朱德崇，是紅四方面軍的師長，是自動投奔張先生的。”
對於張國燾，我略知道他的底細。1938年春，襄陽地下黨縣委書記劉瑞芳曾對我說，張國燾叛變了，私自到漢口，不住八路軍辦事處，嚷著要見蔣介石。蔣見張國燾，開口就說：“張先生這多年為革命奔走，辛苦了。”張國燾笑臉相陪說：“哪裡，哪裡，胡鬧了幾十年。”後來張即發表了《張國燾敬告國人書》。那時，我對張國燾是極端鄙視而又恨之入骨的。第二天，我如約來到五靈觀朱德崇家裡，見屋正中坐著一人，年紀50歲上下，手裡拿著蒲扇。我料想一定是張國燾了。他中等個子，稍胖、闊嘴、方面、肌膚白淨、眉細而長，眼小而有神。見我來，起身和我拉手並自我介紹說他是張國燾。張的作風，顯然和國民黨的官僚不同。我侷促不安地坐著，靜候他的開場鑼。張問了我沿途行路情況，何地人，家庭經濟，是否結婚，哪個大學畢業……從談話中我知道他對學歷很重視。我一一作了回答，看樣子他很注意我的語言。談話經過20餘分鐘，他突然問我：“你是什麼時候被捉來的？”這“被捉”二字，我聽來很反感，感到是對我的侮辱。我回答：“1941年被捕的。”我把“捉”字改為“捕”字，以示抗議。我很想聽聽他對國共兩黨方面的意見，但他迴避不談，只扯閒話。談話以後，他對當時任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的秘書黃逸公說：“看他生活上還需要什麼物品，批給他一點特別費。”
我在回到招待所以後，心想：張對我擺老資格是擺得起來的，無論從年齡、學識、經歷、黨內地位、脫黨以後的地位，都擺得起。唯獨他不應該說我被“捉”，被“捉”多丟人。
我又想：從舊道德上說，或者說從第三者立場上說，一個人對同一黨派的領導者，如是在政策方面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他可以掛冠而去，拂袖而去，也可以飄然而去，又何必反戈一擊？且不談政治，這是做人的起碼道德，張國燾出生在清末，也是北大學生，當然懂得這一點。張這樣做，是自願呢，抑或有不可告人的苦衷呢？
“來歸”的來歷
我在招待所住了約半月，管理人員便送了一份《來歸人員調查表》讓我填寫。要填的項目有：姓名、別號、性別、年齡、籍貫、永久通迅處、暫時通訊處、家庭成員、家庭經濟狀況、學歷、曾參加何黨、擔任何職、上級人員姓名、住址、對三民主義的認識、社會關係等。我想：這個《來歸人員調查表》實際上是共產黨員《自首書》的翻版，是出賣同志的鐵證。我揣摩這“來歸”一詞的含義：本來是國民黨的公民，後來誤入共黨，現在又回來了。這是站在國民黨立場創造的一個詞。不多久，我從側面瞭解到張國燾對共產黨所採取的種種破壞策略。
首先，張國燾認為共產黨有它的社會基礎，是消滅不了的，只能讓它成為中國第二個大黨，中國在抗戰勝利後，應成為一個多黨制的國家。
第二，張國燾認為國民黨當時對共產黨的策略，是限制、待機消滅。但是限制的實際內容，在國民黨統治區則是以特務人員對共產黨實行盯梢、逮捕、逼供、寫自首書、登報脫離共產黨、出賣黨員等辦法。這種辦法並不高明，只能使部分共產黨員屈服。正確的辦法是聯絡他們，從政治上爭取。這是釜底抽薪，最根本的一條。
那麼治標的辦法是什麼呢？張國燾提出：
1、知道某某為共產黨，首先派人聯絡，聯絡的主要內容是說服。稍帶強制性地讓他填《來歸人員登記表》，不必讓他寫自首書，登報脫離共產黨；不願說出同黨姓名的不勉強。但寫了《來歸人員登記表》的，必須按時到指定的地方談思想學習情況，絕對不能再搞共產活動。
2、如果一個共產黨員填寫了《來歸人員調查表》，即視為“來歸”了。再遭其他特務機關或地方政權機關逮捕，則主“來歸”其事的機構，可以出來擔保，交涉釋放，恢復自由。如果一個來歸人員，在爭取共產黨員來歸上卓有成效，還可得到政治上的幫助，如介紹工作等；主其事的機構對來歸者保密。
3、如果一個共產黨員填了《來歸人員調查表》，還願留在共產黨內工作，也可以，但須把共產黨內部情況、重大事件，按時彙報，必要時扯旗“起義”。如被逮捕，向逮捕單位說明原委，還可得到人身安全。張國燾稱這種辦法叫“內線潛伏”，是上等策略。
這就是張國燾提出的有別於其它特務機關的對付共產黨的辦法。所以張國燾主持的軍統局的一個獨特機構，叫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簡稱“特研室”。特研室下屬分支機構叫特種政治工作聯絡站。
這時候張國燾在國民黨的官銜很多：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軍統局設計委員、中統局設計委員、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主任。除參政員不拿薪俸外，其他官銜都有一定的薪俸和車馬補助費。
說來也奇怪，就是這樣一個人，軍統局還給張國燾一張《內外勤人員調查表》(在機關辦公的叫內勤，出外幹特務活動的叫外勤)讓他填，張國燾不填。事情傳到戴笠耳朵裡，戴對軍統局人事處長大力訓斥。
特研室內幕
張國燾對中國共產黨所採取的聯絡來歸政策，雖與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局、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所採取的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有所區別，但其削弱、消滅中國共產黨的目的則是一致的。
既有政策，當然就要付諸實施。張國燾認為軍統的人，做不了這項工作，必須要有一個機構，專司此職;還必須培養一批專作這項工作的人。醞釀的結果，是在軍統局內成立特研室，並辦了兩期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每期畢業學生約40~50人。
特研室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主任是張國燾，副主任是郭子明。郭是山西人，是個頑固的反共分子。
室之下為秘書室、聯絡組、總務組、研究組。另外設了一個招待所。
秘書室的秘書黃逸公，另有助理秘書一人。黃逸公後調任西北特聯站站長，其職務由助理秘書代。
聯絡組設組長一人，組員二人，具體任務是登記外勤各站已聯絡來歸的人，並指導外勤站的工作，由軍統基幹人員擔任。
研究組設組長一人，研究員若干人，具體任務是研究共產黨的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的策略，並提出對策供軍統局及蔣介石參考。
總務組負責後勤。
特研室的外勤為華中特聯站、華北特聯站、西北特聯站。站設有站長一人、書記一人、編審一人、會計一人、文書一人、電臺及報務人員二人、譯電員一人。其任務是執行張國燾的反共策略。站之下為單線聯絡的工作人員。
招待所是為招待、聯絡來歸的人員設置的，帶有觀察考查性質。
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的學員，是從軍統基幹人員挑出來的。他們中不少人知識之低，道德之差，出乎想象之外。
從以上的敘述中，可見張國燾在反共上，他的策略，他的機構，有他的人員，一句話，有他的“一套套”。他還有私人經濟一套。
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時，有個下屬軍長名叫何畏。張叛黨後何畏由延安投奔張，後來入了中統，當專員，是個閒差使。張國燾與何畏合夥，在重慶歌樂山農村養了幾百只鴨，由何畏經營，出賣鴨蛋以挹注生活的不足。
“遊而不擊”和”坐而無席”
我在招待所被“招待”了兩個月後，分配到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當研究員。在特研室我認識了一個原八路軍的連級幹部彭世福，後彭被特研室送到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學習。送他去學習的目的，也許是“改造”他的思想。
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安排的課程有蔣介石言論集、中共問題、馬列主義之批判、情報學……。張國燾講授《馬列主義之批判》。郭子明講授《中共問題》。
一天晚飯後，我和彭世福外出散步。彭望望前後無人，便對我說：“他媽的，狗×的不是人養的，指著老子罵。”說著眼裡閃著淚花。我問根源，彭世福說：“有天，我到訓練班上課，郭子明在課堂講課，他媽的，他會講什麼，只知道罵共產黨、罵八路軍。他說：‘八路軍打游擊是遊而不擊，專打國軍，不打日軍，實際上是漢奸，不信，你們問問後面坐的彭世福。’講的時候用手指著我。他媽的，說馬克思主義不好，老子不懂得;說八路軍不打日本，那是在放屁，老子就親手拿著機槍打過日本。老子們打日本，沒有命令，從不後退，不像他媽的國民黨。”又說：“老子氣不過，前些時到城裡找張先生(張國燾)，我把這情況向張先生說，他就是不吭氣，只說以後給我找個工作，去當工人。”
在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第一期結業典禮結束後，教官、學生以及軍統局有關負責人在一起聚餐，戴笠、張國燾均在場。入席的時候，別的教官都互相關照，彼此打招呼，唯獨沒有一人請張國燾入席。張極為尷尬，坐不是，站不是，後來戴笠見了，才忙過來請他。
身家不清和逃出黑暗
在特研室內部可分為兩種人：一種是軍統基幹，一種是“來歸”人員。晚間，散步、閒聊、串門、看電影、逛馬路，各自一黨，壁壘分明。有人甚至公開和我糾纏，讓我談馬列主義和三民主義誰優誰劣，誰是誰非。其實軍統這些基幹，懂得甚少，有的甚至連報紙也讀不懂，他們只會盯梢、捕人、偷竊機密文件。久之，我開始厭惡這個環境。人走上錯誤的道路，猶如走進霧茫茫的大海，左衝右突，不能得光明，真可謂苦海無邊。於是我就寫信給樊城的項乃光手下的來歸人員，說我從烏龜洞走進了王八窩，要“逃出黑暗”。我用的信封是“重慶磁器口第36號信箱”，這是軍統租用的信箱，我估計不會受到軍統的檢查。我寫這封信，本來沒有什麼目的，也未對後果深思熟慮，只是一種牢騷。誰知這“逃出黑暗”一語，險些令我喪生。
1943年初冬，特研室調整內外勤人事，外勤華中站站長項乃光，華北站站長朱德崇，均先後回到重慶。一天晚飯後項乃光邀我出外散步，他回顧後面無人就對我說：“這次調整人事，你被調整出去了。原因是你給樊城寫的信，被他們查獲，不是張先生(張國燾)講情，你會被送進渣滓洞坐牢……”我一聽身上打了一個寒顫。冷靜下來後故作輕鬆地說：“我活到今天已經闖過三關了。第一關是五戰區以‘共黨之罪’逮捕。第二關是五戰區以‘要犯’之罪逮捕。第三關是軍統以‘逃出黑暗’之罪逮捕。關雲長過五關，我才過了三關，不知以後還有‘關’否？”第二天我又問項乃光，張國燾是怎樣替我講的情，項說：“局裡把信拿給張先生看，把處理意見講給張先生聽。張先生說：‘他年青，在共產黨裡混慣了，跟局裡人生活習慣格格不入，這次調整時，不要他就算了，不必處理。”事後我想，軍統局這次沒關我、殺我，其主要原因不是張國燾的講情，而是殺了我，關了我，對國民黨誘降政策不利，影響來歸人員的軍心、士氣;他們是為他們的工作著想的。
險關過去了，接踵而來的是生活問題。再回襄陽老家，顯然不可能，那裡還是五戰區的地盤;在重慶，我無社會關係，到何處找飯吃？彷徨之餘，我又到重慶觀音巖張家花園3號找張國燾。這裡應補充說明一下的是，以前不久，我曾被張國燾從特研室要去做他的私人秘書三個多月，每天把各國駐華大使館送給他的參考新聞摘要講給他聽，諒他一定對我還有點私情，會伸手相助的。
我走進張國燾會客室默默地坐著，張國燾首先開口說：“之楚，我正要找你。特研室把你調整出去了，不吃這碗飯也好。暫時找個地方住著，我給你找個工作，到企業或一般機關做點文字工作，薪水還會比特研高些。你要注意文字，筆下還要乾淨些，要注意寫好毛筆字，這是招牌頭。我們這些人身家不清，在國民黨裡無什麼出路。要在國民黨做點事，第一要有大學學歷，第二要起碼懂兩國語言，第三還要有點地位的要人是你的親戚，提拔你。做做一般的事，有點飯吃就算了。”他的話，正中我的心懷，心想：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回可真是“逃出黑暗”了。
談完話後，我走到內室看望張國燾的老婆楊子烈，託她催促張國燾，把我的工作找好。不料過了幾天，事情又有了變化。
一天，特研室華北特聯站站長朱德崇對我說：“之楚，你想脫離軍統，我何嘗不想脫離。你還有點文化，我只會拿槍桿子。你想，軍統豈肯讓我們拿槍桿子，人家把我們當走狗看。只是我們脫離了有啥法生活，你不如跟我一起到洛陽華北特聯站去當編審兼會計。你我掌握經濟，利用特種工作到敵佔區之便做生意。從敵佔區買回西藥，可獲利10倍。只消半年，可獲利10萬元。有了經濟基礎，再脫離經商;共產黨勝利了也可出國，這樣豈不好。我那個站，站本部盡是軍統基幹，我一人孤單，想做點事沒個人可商量。我已和張先生談妥，還是跟我去吧。”我聽了朱德崇的話，由此仍未能“逃出黑暗”。
民主、爭吵、麻將
1943年秋冬之際的某天，我和項乃光在張國燾家偶然談到國民黨的政局問題。張國燾說了一句：“只要民主，就有辦法。”張國燾所說的“民主”，實質上就是希望蔣介石對國民黨內部派系放寬政策，實行鬆綁。
又某日，我在張家，見張與楊子烈爭吵，張說：“我不承認你跟我共過患難。”那時楊子烈雖然年近半百，嘴上卻塗抹口紅，畫眉，抹粉，燙髮，儼然貴婦人。我第一次見張發這麼大脾氣，近乎粗野。心想：在黨內時，聽說張國燾有軍閥作風，證之今日，確為信然。而楊子烈被罵後，哭哭啼啼地說：“誰像你，你看人家對太太多麼好。”項乃光聽說此事後，對我說：“張先生政治上不如意，心緒不正常，故有此表現。”
張並不好學，看報也只是瀏覽，閒著無事，也常打麻將。不過他還有點偽君子樣子，絕不在自己家中打麻將，怕來訪者見了，說他太庸俗。他還要擺點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官架子嘛！輸錢輸多了，楊子烈也嘀咕。
九龍的萍光公司籌備處
1947年，我到南京保密局局本部工作。張國燾託人捎信給我，讓我寫一篇有關解放區見聞的文章，好登在他侄兒辦的一個刊物上。他的侄兒叫張光圮，是國民黨中央大學政治系畢業生。張讓捎信人告訴我：不要站在國民黨立場上來寫，要如實地反映情況，不加分析，不作任何議論。我因為未到過解放區，寫不出這樣的文章，便沒有寫。
1948年底，南京國民黨政府機構正籌劃並已開始向臺灣撤退。一天中午，我在保密局大門門衛房旁看見張國燾。他跟我說是找二處處長葉翔之的。我想，張住在上海，在時局這樣緊張的時刻，為什麼要到南京來找葉翔之？我意識到，他仍被特務機關牽著鼻子，以後行止不得不向特務機關作報告或請示。
1949年春天，我住在廣州。5月左右，張國燾由臺北到廣州，住在新亞酒店三樓上。我去看望他，見他很疲勞。當時南京已經解放，上海形勢告緊。張於此時到廣州，必有任務。記得南京解放之前，張曾匆匆到南京；廣州解放之前，張又匆匆到廣州。張是搞政治活動的，有銳敏的政治嗅覺，難道他設想不到地方派系會和平起義，將他扣留並作為禮品，呈獻於人民政府之前。張的這種活動，表明他仍在秉承特務機關的指示，作特殊的政治活動。
張國燾於1949年由臺北遷往九龍，以6000元港幣，頂了兩間臥室、一間廚房、一個女傭的居室。所謂”頂”，是指住的房屋只有使用權，並無所有權。張來到九龍，據他自己說：“今天台北麻煩，國民黨不時找我出反共的主意。並不是我怕共產黨，不敢出主意，只是我出的主意，他們執行的非驢非馬，共產黨把這筆帳記在我的頭上，划不來。”這種說法真偽難辨，也可能是他在放煙幕彈。
1949年春我曾到香港兩次，每次都到張家裡坐坐。張的寓所門上貼了一個字條”萍光公司籌備處”。張是江西萍鄉人，故稱萍光。一次，一個學者身份的人找張，寒暄之後問張道：”共產黨內部，哪個學問最高”“張答：“那還要算毛澤東。”
“再說”二字的品味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我從廣州到香港，想到香港謀個職業餬口，以脫離國民黨。這當然是個天真的想法。
一天，我到九龍張國燾家，對他說我想在香港找個職業。張說：“我擬在香港辦個刊物。你能翻譯外國政治論文麼？主要是英語翻為漢語。”我答沒有這個水平。張想了一想說：“在香港謀生，要會廣東話，在上層社會還要會英語，不然是難於立足的。初來時，還要有點錢。”張又告誡我：“你不要和項乃光他們一起混，他們有四五十人，將來活不出幾個的。”我說，我無心給別人當走卒，也無才能作大事，只想找個力所能及的工作，哪怕是做工也願意。張問我有何打算。我說：我結婚前有點積蓄，愛人有點金飾，合攏來有數千港幣，想經營小買賣。張說：“可以在九龍偏僻之地，賃間屋子，先熟悉本地風土人情，然後跑單幫，從香港販點貨到上海，一月兩次，生活清苦一點，可以維持一家生活。”張又說：“你若資金不足，我可湊你一點錢，有萬元港幣足夠小本買賣了。長期漂流在外，總不是個辦法，武漢你是去不得的，你的家鄉更不能回去。”說著他問道：“你家妻子是何地人？家中還有什麼人？”我答：“她是北方人，有父親、姑姑、妹妹，都在北平。”張說：“那很好，先做幾年生意，等國內平靜了，再同妻子到北方去。住定了以後再說。”
張國燾和我的談話，開始時表現出對我的關切，可是最後一句“住定了以後再說”，這“再說”二字的含義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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