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12日，39岁的白宝山身上带着“释放证书”回到了北京。
入狱前，白宝山是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的一名装卸工。在工厂期间，因为他不爱说话，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气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15到20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死。
23岁时白宝山结了婚。一年后，他得了一双儿女，龙凤胎。家庭生活的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产生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蔫大胆”的性格，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他开始了盗窃。
开始是小偷小摸，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有泯灭。
1983年，他因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四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了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人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因抢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然而，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了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北辛安的两间平房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又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最初几日，白宝山住在了母亲家——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于是他在大弟的陪同下来到派出所。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白宝山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片警接过材料冷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听着不舒服，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在此之后，他一遍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但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被一次次地向后推延。白宝山的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在白宝山办理户口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十余起，杀害15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但距注销它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
白宝山出狱时曾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现在他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并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1996年3月31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因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见此情况白宝山马上从地上抄起一根粗铁棍，恶狠狠打向哨兵。待哨兵昏过去后，白宝山迅速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跑出电厂。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
4月7日晚上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开枪打伤了哨兵余启明。但他不知道哨兵挂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
4月8日深夜，白宝山雇了一辆黑面的，企图转移枪支继续作案。当面的驶到石景山高科技园区石兴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突然遇上了防暴大队的巡逻车。白宝山见势不妙，跳车逃跑，并连开九枪，打伤了三名巡警。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4月22日凌晨他再次行凶，打死了八一射击场哨兵赵长文，抢走了手枪枪套和空弹夹。
白宝山连续作了四案，打死哨兵一人，打伤军警人员六人，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大案。中央领导指示，要北京市公安局尽快破案。北京警方立即成立了以张良基局长亲自挂帅的联合专案组，全局各警种、各部门密切协作，投入了紧张的侦破工作。
据对“4·07案”，“4·08案”和“4·22”案的现场勘察，警方确认歹徒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因此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过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三次枪击使用的均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与高井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两处现场的子弹，发射自同一支步枪。弹底标识均为75－81，从这点说明歹徒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专案组在兵器部的帮助下，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这批子弹生产于文革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同时，通过语言专家对黑面的司机所提供与歹徒对话情况的反复分析，专家们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337路汽车总站附近。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337路汽车总站周围五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行动时，白宝山戛然停止了在北京的一切活动。他把目光转向了外地。白宝山回想起小时候在徐水老家的情景，他记得村子附近就有一家兵工厂，文革期间造过枪。他决定到老家看看。
199６年7月，白宝山从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乘车前往徐水。坐在疾驰的汽车上，白宝山回忆起了监狱的生活……
1991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五年之后，白宝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大约在1992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十岁的女儿的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苦。白宝山读完信后痛哭了一场，发誓要让两个孩子过上好日子。
于是，白宝山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而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的劳改监狱，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趁机“买”到步枪子弹、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械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室友。据这位室友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1993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
在狱中最让白宝山感到解气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两个平时老欺负他的“恶人”。
1993年9月，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李宝玉突然失踪了。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况且他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他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
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
大约在一周之前，李、白二人发生了争吵。李宝玉打了白宝山一拳，白宝山没有还手。李宝玉说：“是爷们儿你也犯把脾气给咱瞧瞧，别净给北京人丢脸。”白宝山说：“行，你等着，这几天我就犯把脾气给你看……”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宝玉认为白宝山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犯脾气能犯到哪儿去？
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一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200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放牛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在牛棚里，抠不出来了。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就跟白宝山走进了牛棚。他问：“钱在哪儿？”白宝山指了指墙缝。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是抠不出来的。他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个钩儿，猫腰帮着白宝山钩钱。
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李宝玉翻翻白眼，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了，就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了。
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
——预知后事如何，请看《大案纪实录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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