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江南皮革廠倒閉前的故事!

溫州江南皮革廠倒閉前的故事!

溫州江南皮革廠倒閉前的故事!

溫州人喜歡說:

“掙錢是因為以前窮怕了”。

溫州江南皮革廠倒閉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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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國各地賣皮包的地攤忽然之間都開始循環播放一段“黃鶴欠了3.5億,帶著小姨子跑路”的錄音招攬生意。很多市民經過時,都停下了腳步,看一看地攤上的皮包,又看向老闆打聽到:“黃鶴跑路的事是真的不?”

事實上,江南皮革廠確實存在過。老闆黃鶴也真的跑路了。2002年夏天,在溫州的工業園裡,江南皮革廠的機器轟鳴作響,裡面生產的不是街口20元清倉甩賣的真皮鞋包,而是皮革,成卷的那種。

它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溫州製造業和私營經濟發跡的蓄積和延續,也是如今許多溫州企業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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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受到上天眷顧的隔壁好命鄰居們不同,歷史上的溫州無論在地理物產,還是交通政治上都有所欠奉,從來就說不上沃野千里、富甲一方。在它的科舉文化和宗教信仰裡,沒有絲毫的商業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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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舊時松陽縣乘車難。西部山區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交通落後的制約。

溫州人喜歡說:“掙錢,是因為以前窮怕了”。

1949年後,溫州淪為國軍反攻大陸的前線;五十年代,永嘉農民包產到戶和瑞安隆山農民分地被政府打壓;在七十年代末革命和鬥爭的洗禮下溫州更是一貧如洗。

除了勇氣和眼力外,溫州人可以說是一無所有。“窮則變”、“活下去”的信念催促早期的溫州人,他們帶著專屬的加密方言踏出了國門。

1976年前後,留在溫州農民紛紛放下農具,思考著新的生存方式。靠山採石,靠海走私的非傳統方式使第一批走出來的溫州人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最狂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漁船裡都有夾層,或是拖在海水裡的密封塑料包。

沒有任何高人指點,有了第一桶金的溫州人在經濟短缺的年代憑著感覺搗鼓起了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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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蒼南金鄉塑片作坊。蒼南金鄉人的“第一桶金”是從印飯菜票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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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溫州市區的木杓巷。這裡是溫州地區最早開放的自由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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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溫州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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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紹興農民手頭有了儲蓄。

乘著改革開放的風口,溫州的小商品經濟蠢蠢欲動,前店後廠的模式興起,皮鞋、打火機、服裝、電器等製造業紛紛冒頭。柳市負責人石錦寬抓住商品流通渠道不暢這一計劃經濟的軟肋,“頂風作案”組織了柳市通用電器廠。

在那以後,溫州人穿上皺巴巴的西裝,搭配著潮流牛仔褲,揣著乾癟的公文包走南闖北。溫州老闆喜歡說:“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指的是白天在大排擋觥籌交錯,熱情招呼客人,晚上和一起打拼的兄弟們擠在地板上睡覺。

在80年代的溫州城,一個普通工人同時打兩三份工是很普遍的事。那個時候,北京城的早點店通常要到8點才開,而溫州四點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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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溫州生產的電貓。溫州最早的電器產品應該是從生產抓老鼠的“電貓”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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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錢庫項橋村村辦企業紅紅火火,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先進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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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私營的運輸企業。“溫州要發展,交通要先行,不等國家,但靠政策,只要政策允許”。溫州人早早就辦起了私人運輸公司,開通了夕發朝至的國內長途客運班線。

濃厚的宗族文化,使得溫州人的經商模式產生了後來的裂變式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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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九十年代,溫州個體私營經濟覺醒得更為迅猛,幾乎家家戶戶的房子裡面都是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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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溫州的電器小作坊。很多壯大起來的企業都是從此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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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樂清柳市的房屋上,到處都是手繪的電器廣告。

樂清的電器大發展帶動了臨縣的黃岩路橋成為一個模具業根據地;一百多畝的瑞安商城成了當時全國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

後來的義烏小商品市場也是溫州商人照著瑞安棚下走私場(小商品集散地)製造出來的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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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溫州柳市的電器市場。溫州的製造業最早發達於樂清柳市的電器行業。這個時期,柳市的電器業規模已成氣候,但產品質量低劣,名聲很壞。後通過質量立市、優勝劣汰、做大做強,發展成後來民營電器企業3000多家的“中國低壓電器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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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溫州縣鄉,這種建築結構的商場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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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蒼南縣錢庫鎮箱包生產。箱包是該鎮的主導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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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麗水山區,寫在農村牆上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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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山村的“時美理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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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溫州鄉下稀奇古怪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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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溫州鄉村教堂。溫州人素有“中國猶太人”之稱,溫州則被外媒稱作“中國的耶路撒冷”。在溫州680萬人口中,有60萬人信仰基督教。據一份1949年的調查統計,全中國的基督徒10%在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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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中墩漁村教堂。溫州全市約有教堂1100餘座,絕大多數是在文革之後建成或重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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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溫州人韓傳旺在杭州建設“溫州村”。一個溫州村的建設,就意味著一個新興市場,不僅能吸引溫商去創業,還能吸引外籍客商來經商。

溫州人做生意習慣於依靠宗族關係。一家普通工廠,老闆娘是財務,弟弟是工廠經理,弟妹是後勤。位於杭州三墩的溫州村就是典型。裡面的房屋不是單元樓小區,而是溫州常見的獨棟建築。

家家戶戶彼此熟悉,這家店鋪庫存不夠,另一家打開自家倉庫:“隨便拿。”幾家人做同一行當,但不會互相影響。過節隨份子時,街上推攘得臉紅脖子粗的兩個溫州人不是在打架,而是在互塞紅包。外面人看著,也只有眼紅的份。

但當小廠房要升級為大企業時,便很容易發生利益爭端及財務虧空。手底下的員工都保持沉默,因為財務總監是老闆的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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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北京“浙江村”里正在數錢的溫州商人。大約在1985年,離北京天安門廣場僅5公里的地方崛起了“浙江村”,“浙江村”裡近10萬的外來人口中幾乎都是溫州人。1995年由於社會治安問題,“浙江村”被整頓,不到半年,溫州人又都回到了“浙江村”,並且成為最受歡迎的經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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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後期,溫州路面上的本田王摩托車、太空摩托車等私家車越來越多,還有像磚頭一樣的手機,這些被認為是溫州老闆身份的象徵。

菲亞特出租車、運貨的五菱小四輪,至九十年代末期的第一代桑塔納,都出現在了溫州人民的生活裡。城市也跟著在改變,拆遷,建新大樓、新住宅小區、新廠房、開發區的浪潮席捲全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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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0月,溫州最後一輛 “菲亞特”出租車(浙CT2812)在運營。淘汰“菲亞特”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而新的出租車是奧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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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8月,溫州三信國際電器董事長陳志賢和他親手設計的三信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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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莊吉平陽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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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24日,溫州國際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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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企業家鄭元忠。他是溫州柳市鎮著名的“機電大王” ,1983年因為辦了幾間電器作坊,蓋起了一棟三層小洋樓被全國通緝,1984年4月“八大王”高調平反後,他是繼續從事商業的其中一個,後來創辦莊吉集團,成為商界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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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蒼南縣蒲壯所城晉升國家級文保單位儀式上的禮儀小姐隊伍。經濟蓬勃發展,不管是政府儀式,還是企業開張都要請禮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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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月17日,等著攬活的溫州外地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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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月,譚詠麟與他的樂隊到溫州演唱。

沒有國家財政扶持的溫州,竟然成了天下聞名的城市,一個十幾年前大量人連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方,如今有了眾多頗具規模的皮革廠、服裝廠、塑膠廠。有人鄭重地提議研究“溫州模式”作為全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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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的鐘聲來臨之際,千禧年前走南闖北攢下赫赫資本、散落各地自由生長的溫州人也邁入了新的階段。

但當人們再說起“溫州”,首先想到的已不是“輕工”、“森馬”、“美特斯邦威”,而是“炒房”、“民間借貸”,以及倒閉的“江南皮革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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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溫州工廠裡主要製造的依舊是服裝、皮鞋、箱包和打火機,但路邊的商鋪蕭條了不少。

一個溫州商人正準備將自己的名牌大衣拿去抵押,忽而發現口袋裡放了兩萬塊錢。想了想,這是去年有人還他錢時他不甚在意,隨手放到了口袋裡留下的,因為去年他還是個資產過億的富豪

看到這筆錢,他欣喜若狂,並拿出其中的一萬五投入到了今天下午和別人談的能引發市場裂變的互聯網項目上。然後坐上自己的車,開啟滴滴打車的接單模式。他不喜歡放棄,現在的苦,對於像他這樣的溫州老闆而言,並不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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