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布萊德雷曾說：我們必須學會根據對星星的觀測而不是靠著過往船隻的燈光來調整自己的航向。
的確如此。如果大家都按照過往的船隻來調整自己的航向的話，可能大家都會迷路甚至沉淪。
可惜我們的文化當中，有太多的根據周圍的船隻來調整自己航向的事情了。
中國式過馬路就是如此，並不是根據信號燈，不是根據交通規則，而是根據周圍的人是否闖紅燈。如果大家都走，那麼信號燈也就成了擺設。
前一段時間有一個新聞，一個村主任，為了能給兒子的婚禮大操大辦而辭去了村主任職務。因為按照規定幹部婚喪嫁娶不許大操大辦，他寧願不當幹部。他在大操大辦與幹部職務中，選擇了前者。因為在他看來，周圍的人都是這麼大操大辦的，他們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他也是一個根據周圍的船隻而不是根據觀測星星來調整自己的航向的。
中國文化之中也講求“道”，但是中國文化中又對太關注人際關係，往往成為一個人情至上社會，而不是規則至上。人們習慣於關注周圍的船隻，而不是頭上的星星。這甚至曾經造成了一個民族的找不到正確的航向而滑向深淵。
俄國尼古拉二世時期的總理大臣維特伯爵在《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一書中，有這麼一段回憶，那是1896年5月李鴻章作為清廷“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去俄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正好前一段時間在莫斯科的霍登廣場舉行的群眾遊藝會，發生擁擠踩踏，造成近兩千人死亡的慘案。李鴻章和維特聊起此事，並問他是否準備把全部詳情稟奏皇上。維特回答說詳情已經呈報。李鴻章聽後竟連連搖頭：“唉，你們這些當大臣的沒有經驗。譬如我任直隸總督時，我們那裡發生了鼠疫，死了數萬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寫奏章時，一直都稱我們這裡太平無事。當有人問我，你們那裡有沒有什麼疾病？我回答說，沒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狀況良好。”然後他又自問自答道：“您說，我幹嗎要告訴皇上說我們那裡死了人，使他苦惱呢？”對此，維特這樣寫道：“在這次談話以後我想，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
李鴻章在這件事情上，還是以“周圍的船隻”來指導自己的做法，他周圍的人都是這麼做的，他只對皇帝負責，而不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他認為自己的座標是對的。維特伯爵之所以認為“我們畢竟走在中國前頭了”，就是因為他們在“以星星來作為座標”上，走在了中國的前面。
前一段時間，幾個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涉嫌綁架案產生了案外案，6名被告留學生當中的一名學生家長被指因涉嫌賄賂證人被抓，他們以為和國內一樣，可以“花錢擺平”，反而搬起石頭砸自己腳，一名被告人的父親因涉嫌賄賂證人被抓。他習慣了國內的人情社會，習慣了看周圍的船隻——人情，而不習慣看天上的星星——法律。在這一點上，美國的法律是走在了中國的前面的。
一個民族是否進步的標準之一，就是要看他們以星星來作為指導航向和以周圍的船隻來指導航向的人的比例的多少。
中國文化的復興，就是讓星星明亮起來，每個人都學會看星星，而周圍的船隻只是參考。這樣，整個船隊才不會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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