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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20年代，美國經歷了一段高度繁榮和經濟穩定增長期。一戰結束之後，美的深度工業化和消費景氣並行，現代化程度不斷提高。
美國在一戰後期參戰，沒有受到戰爭重創反而大發戰爭財，由戰前的債務國變成了債權國。強勁的建設熱潮掀起，大量資本被投入到基礎社會建設中，橫穿東西部的公路、鐵路被紛紛建立起來，汽車、電視機、冰箱等日用品走入千家萬戶。儘管最底層的民眾依然很窮困，但是更多的人生活好了起來，過上了小康生活，或者變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富有了，數年的股市牛市行情折射出美國人對未來的美好憧憬。
直到今天，上世紀20年代的欣欣向榮依然是美國人美好的回憶。描述當時奢靡生活的作品《了不起的蓋茨比》也因此成為經典，淋漓盡致地刻畫了當時美國經濟的繁榮、喧囂、奢華和夢幻。
正如小說中的蓋茨比被一顆子彈結束生命，所有的繁華成為過眼雲煙一樣，1929年美國經濟遭遇了一場巨大的經濟危機，這場後來被稱為“大蕭條”的危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嚴重的週期性危機。美國因此遭受重創，沉浸在富裕和對美好生活憧憬中的美國人的生活遭遇鉅變。
苦日子，到底可以有多苦？
在威廉·曼徹斯特的史詩級著作《光榮與夢想》中，對美國的這段歷史和民眾的際遇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刻畫，隨便摘錄幾段，讀來驚心動魄，深感悲涼。
在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裡，有1500萬以上的人到處找工作，可是哪裡也沒有工作可做。
到了1932年9月，《財富》雜誌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接近人口總數的28%。這個數字還沒有加上1100萬處於社會最底層的農民。
中產階級跌落迅速得令人心痛。在加利福利亞水庫幹粗活的工人中，有好多是農場主、牧師、工程師，還有一位是中學校長和一個密蘇里州某銀行的前任行長。
《紐約時報》記者描述，夜間敲門討飯的，可能是幾個月或者一年前在銀行裡爽快簽發你貸款，或是報紙上寫過社論的，或者是某企業的高管；
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時出門的青年律師，說不定是揀個偏僻地方去挨戶兜售雜誌、便宜領帶、真空吸塵器、高壓鍋、“二合一”牌鞋油之類的東西的。他甚至可能乾脆換一套破衣服，在另一個市區向路人行乞。
如果身邊還有一角錢，還可以在充滿汗臭和消毒藥水氣味的小客棧裡睡一宿；如果身無分文，就在街上撿些報紙當鋪蓋，到中央公園、地下鐵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場去過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場的餘溫吸引成百上千的人到那裡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一位老師看到一個小女孩太餓了，勸她回家吃點東西，結果這個女孩回答：“不行啊，我家是輪流吃飯的，今天該我妹妹吃。”
自1930年以來，美國各州各市的預算早已出現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約有90%來自房地產稅，但是按大蕭條時期的幣值計算，房地產的估價實在高得荒唐。房東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納稅；房產有沒有收益，法律不管，稅額不能減。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濟過活的，救濟金又不包括房租，房產稅還是要照繳。於是房東便千方百計要房錢，他們怒從心頭起，要把無錢交租的住客統統攆走。
地方政府財政破產了，加之社會上認為貧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獲得公家救濟，條件是極為嚴格的。人們為了爭取請求救濟的申請書獲得審議的機會，也得事先變賣家產，取消保險，直至借貸無門的地步，並且證明所有親戚全部破了產才成。即使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無子女的，在很多城市還是領不到救濟。
可是胡佛總統對記者們說：“並沒有誰真正捱餓。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麼時候都好。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
胡佛總統曾經考慮過節約白宮的膳食，可是後來人們認為如果總統也節衣縮食，這對美國人民的精神狀態太不利了。所以，每天傍晚，他打好黑領結走進飯廳——他是最後一個堅持穿上禮服進晚餐的美國總統——向他那七道菜奮勇進攻。
胡佛總統雖然沒有開國庫拯濟美國窮人，但是他拯救過大批比利時饑民，直到今天，這還是人道主義史上的光輝篇章。芬蘭語還新添了“胡佛”這個動詞，它的意思是“幫助”。
在經濟蕭條中長大的孩子們
“大蕭條”是20世紀上半段出生的美國人最難以忘記的痛苦回憶，也影響了許多人的一生。
稍稍翻看股神巴菲特、沃爾瑪創始人山姆·沃爾頓，甚至是今天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回憶錄，無不對當年大蕭條之後艱辛的生活印象深刻。苦難的日子對他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巴菲特勤儉和沃爾頓的節約不用多說，即便是崇尚奢華生活的土豪特朗普骨子裡也是一個精打細算的人。在他的自傳裡，特朗普屢屢提到自己受到父親的影響，深刻認同“不必要的浪費是可恥行為”的理念，這也是他能夠成為一個非常精明商人的關鍵因素之一。
這些都是艱辛生活帶來的正面案例，那麼在大蕭條中成長起來的一代是不是要感謝貧窮呢？
耶魯大學莉薩·卡恩（Lisa Kahn）的研究證明，經濟蕭條時期進入就業市場的大學畢業生與在好年頭參加工作的大學生相比，前者工資收入至少在十年內都要比後者少得多。
卡恩的另外一個研究是針對近4萬對父子的一項長達20多年的研究，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如果父親失去了工作，那麼來自這些家庭的孩子們每年的收入要比那些父親有工作的孩子們低9%。
卡恩的研究結果，與另外一個非常著名的社會研究結果遙相呼應。
1932年，當時擔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兒童福利研究所所長和行政所長的哈羅德·瓊斯和赫伯特·斯托爾茲，以奧克蘭市東南部地區11歲的孩子為樣本，啟動和領導了追蹤大蕭條中的兒童成長和發展的縱向研究項目。之後埃爾德接手了這個項目，經過長達十多年的繼續調研，最終完成了下面這本書《大蕭條的孩子們》（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埃爾德將收入損失比達到35%以及以上的家庭劃定為經濟受損家庭，通過對經濟受損家庭和未受損家庭進行研究，他發現大蕭條不僅影響到研究對象幼年時的生活環境，而且對其成年後的工作生活、成人經歷、職業生涯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影響力甚至波及研究對象的後代，並在某種程度上構築了戰後美國人民的國民特徵。
下面是這本書裡的一些結論：
第一，大蕭條對家庭關係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婚姻權力結構的變化上。比如家中的頂樑柱父親因為經濟衰退收入減少或者失業，母親就要挺身而出承擔起更多的養家責任。因為家庭權力結構變化和經濟大環境的壓力，導致了冷漠、沮喪、自憐自艾和各種形式的社會逃避和退縮，比如酗酒等，就會嚴重破壞家庭關係，引發了更多的家庭衝突。
第二，經濟受損對孩子的感情成長有很大的影響。經濟上的困頓改變了父親和母親在家庭中的處境，尤其是父親失業的情況下，對孩子看待同齡人和家庭以外的成年人、感覺到的父母的魅力、以及對父母作何評價都有直接的影響。
第三，經濟短缺可能帶來的一個好處是，它能讓人們學會彼此負責，特別在中產階級中，經濟受損改變了孩子對父母單方面依賴的格局。但這也可能導致男孩子們對於金錢的支配慾望過於強烈，導致女孩更傾向於通過婚姻換取經濟保障。
第四，從家庭內部的觀察來看，經濟受損家庭的孩子會過於敏感和害羞。
羅斯福新政
埃爾德在研究中還發現，不少家庭和個人的適應、改變能力都很強，雖然經濟危機對大家都造成了傷害，但是有些人就能夠通過不斷的努力、抓住機會，克服各種不利的制約條件，獲得更大的發展。
當然，埃爾德的研究對象們，雖然很多人自身都在不斷地努力，從而改變了命運，但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大趨勢，就是美國經濟始終在沿著大方向不斷地增長。也就是說，美國的國運處於上升週期。
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成功當選美國新一任總統，面對胡佛留下的爛攤子，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被稱為“羅斯福新政”，其中三方面是核心：救濟（Relief）、復興（Recovery）和改革（Reform）。
全面實施的改革很快收到成效，從1935年開始，美國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穩步回升，恢復了國民對國家制度的信心，避免美國社會出現激烈的社會動盪，為後來美國參加二戰創造了有利的環境和條件。同時，羅斯福的新政留下了大量防止再次發生大蕭條的措施和政策，為美國投入二次大戰及戰後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此後美國社會雖然也遇到過經濟危機和衰退，但大方向還是上行通道。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美國經濟的不斷增長、國力的不斷夯實，不論是巴菲特、沃爾頓還是特朗普，都不可能成長起來，他們甚至很難擺脫經濟衰退的貧困境遇。巴菲特著名的“卵巢彩票”理論便可以說明這一點。
巴菲特說，他並沒有從父母那裡繼承財富，他也不需要，因為他在恰當的時間（美國逐漸從大蕭條中走出來）出生在一個恰當的地方（美國），就好像抽中了“卵巢彩票”一樣。
環境對於個人的影響是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在《大蕭條的孩子們》這份研究中，最開始的研究對象便是僅僅經歷了六年經濟大衰退之後的奧克蘭市，經濟受損程度不同的孩子一生是如何被改變和塑造的。
艱難的歲月裡，環境、經濟和各種壓力對人的改變是不可逆的，尤其是對處於其中的孩子，不僅可能會改變國民性格、貧困和壓力的陰影，甚至會影響到下一代、甚至幾代人。經濟蕭條時代，生活比你想象得艱辛一萬倍，不僅是物質，更是精神。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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