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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大国战略竞争重回国际关系议程的中心位置，这将对中国的发展崛起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越是接近世界舞台中央，越面临加快学习国际经验、汲取历史教训的压力，日益需要加强对国际政治演变，尤其是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国战略竞争、美苏冷战经验教训和两次世界大战前国际政治演变的研究，在积极的学习实践中提高战略谋划、精准博弈、管控分歧的意识和能力。
本组文章原刊于《世界知识》杂志2018年第20期，三位作者分别系盘古智库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晨，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教授胡欣，盘古智库研究员王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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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体系升级与大国竞争
李 晨
大国竞争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主线之一。由于国内动员力和技术的局限，除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外，20世纪前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主要是依靠常备军争夺领土等针对局部战略利益的有限战争。20世纪以来，大国战略竞争步入全新阶段，参与者不仅超越传统欧洲国家范畴，更通过政治与技术变革进行着真正意义上的优势之争。两次世界大战的地理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破坏力之大、对于不同国家影响之深都表明，基于技术、经济和政治社会变革，大国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竞争能力，“总体战”成为大国竞争手段和结果。二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成为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国，新的大国战略竞争方式也开始出现。冷战时期，在核武器的阴影下，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一旦升级，不仅会对自身和盟友等第三方造成巨大破坏，甚至可以毁灭整个人类文明。为了应对这种局面，超级大国竞争一方面强调贯穿和平、危机与战争时期的大战略，另一方面在经历多次危机后更加重视对竞争的管控。
大国竞争重视历史经验
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经验对冷战期间的美苏竞争产生巨大影响。冷战初期的大国决策者，包括军事、外交部门的领导人及其幕僚，普遍有着直接参与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二战期间大国竞争的经历，积累了战略规划和军事指挥的直接经验。在大战略层面，两次世界大战和战间期的历史经验促使美国意识到孤立主义代价巨大，确立了全球战略观念，下决心通过和平时期的同盟体系建设和军事力量前沿部署来与对手竞争。沙俄在一战期间崩溃，新生的苏俄（苏联）先后受到其他大国的干涉、孤立和纳粹德国的入侵，也使二战后的苏联下决心加强军备和建立势力范围来维护自身安全，为此不惜与战时盟友美英发生对抗。
同时，二战的惨痛代价使得美苏决策者在冷战时期都形成了备战和止战相结合的较理性的战争观念。例如，冷战初期，美国领导人希望通过遏制苏联来避免再次出现“慕尼黑危机”引发战争，苏联领导人的当务之急也是阻止资本主义世界在元气恢复之后重新武装德国并与苏联再战。面对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加之1941年先后遭受德国和日本战略突袭而卷入战争的教训，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在国内动员、战略方针、军事力量部署和作战理论上都将防止和反制对方战略突袭作为重中之重。此外，苏军在欧洲战区不断发展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和北约在越战后积极践行的“积极防御”、“空地一体战”等作战理论也都得益于二战欧洲战场的作战经验。
尽管冷战已过去近30年，冷战时期两个体系完全对立的竞争框架也无疑具有历史特殊性，但是冷战对当代大国竞争的经验教训仍值得归纳。首先，部分冷战时期的国际战略背景因素延续到当代，包括核武器、军事革命、国内体制，以及美欧与俄根深蒂固的相互厌恶与防范心理等。其次，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作为安全战略主要支柱的同盟体系和全球军事战略等，不仅构建于冷战时期，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第三，冷战经验与教训首先给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的战略思想与行为打下烙印。在美国，基辛格、斯考特罗夫特等冷战后期的大战略家对决策持续发挥影响。冷战后期进入美国国安体系的政治家、外交官、军人、情报分析人员和专家学者，亲历了美国从越战后的低谷到重获主动权的转折，现在都已成为战略界的领军人物和中流砥柱。此外，冷战结束后成长起来的美国少壮派的战略知识体系也深受冷战影响，接受了在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地区研究领域总结的冷战经验。
冷战美苏竞争具有长期和复合的特点，双方能够竞争的前提是，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以及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竞争领域逼迫对方就范的能力。为把力量对比保持在竞争区间内，双方都竭力通过国内动员保持竞争力。长期竞争必然产生复合竞争，对参与者的国内发展、创新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都提出更高要求。在整个1970年代直至1980年代中期，苏联军事力量如日中天，但在国内经济和创新竞争中已开始显露疲态，美国观察家们对此看在眼里，依托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推出包括星球大战计划在内的加速苏联虚耗的战略设计，最终致其逐步陷入被动。
美苏竞争表明，零和博弈不能凌驾于战略目标轻重缓急之上，因为这种思维夸大局部得失的战略意义，不断扩大竞争范围，提高竞争成本。比如推动美国直接干预越南战事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夸大了苏联能够从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的收益和美国可能遭受的损失。再比如，担心阿富汗政权变动后成为美国等反苏力量“跳板”的疑虑最终促使苏联对阿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加剧了苏联内政外交困境。
2016年5月9日俄罗斯在卫国战争胜利71周年纪念日红场阅兵时展示的S-300防空导弹。2018年9月24日，俄国防部宣布将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这种武器。
军控与裁军和危机管控降低竞争的风险，但并不等于可以完全避免战争。冷战期间，美苏对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进行了较成功的管控，但不应忽视的是，双方的政策本身就是危机的成因，所采取的管控措施——如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海上隔离选项，也存在较高风险系数。双方形成了一些行为规则，并通过冷战中后期的双边条约和协议给予确认，但自1970年代末起，冷战再度进入高潮。1983年，美苏因苏方对北约演习意图的误判再度走到核战争边缘。双方海空力量在冷战末期依然危险动作不断，操作层面的默契无法弥补战略互信的缺失。
体系升级是大国竞争关键
现当代大国战略竞争，不仅是实力基础的竞争，也是战略规划与实施能力和资源转化效率的竞争。面对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各国都需要进行体系升级，充分动员物力和人才资源，并保持不断创新。
大国竞争不断升级军事指挥和管理体系，以适应技术变革和战略环境的变化。19世纪中后期的三场德国统一战争中，德军总参谋部在战略规划、战略动员和作战指挥方面的优势引人注目。一战前，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主要大国的陆海军都克服本国政治和军事传统的束缚，引入与德军相似的参谋部门体制，加强针对主要竞争对手的战争准备与计划。基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主要大国不断开拓和完善联合指挥和战略规划体制。英国在一战末期组建皇家空军，使空中力量成为独立军种，二战期间又率先通过参谋长委员会实现了军种参谋长之间的协调。美国在二战中吸收英国经验，成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二战后成立了作为独立军种的空军。基于二战经验，结合军事遏制苏联的需要，美国将全球划分为不同的战区司令部任务区，建立和完善了依托同盟体系的军事力量前沿部署，并不断强化从国防部到战区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大国的大战略规划与执行体制也在竞争中得到创新。20世纪初，英国首先设立内阁领导下的能够协调外交、国防和殖民事务的帝国防务委员会。同时，为打击主要竞争对手在英国国内的间谍行为，进一步满足外交和海陆军等不同部门对情报的需求，还设立了军情五处和六处这两个主要的反间谍和情报收集部门。基于二战经验和冷战需求，美国于1947年建立的战后国家安全体制也包括能进行跨部门决策与协调的国家安全理事会，以及负责情报收集、分析和秘密行动的中央情报局。这一体制在冷战的重要关头，如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大国在战略竞争中都重视发挥现代国家体系优势，依托高等教育，培养和动员各领域人才。20世纪到来时，美国、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已同决策层和政府部门间结成较稳定的纽带，大学资深教师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从事政治学教学研究并担任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在一战前先后当选新泽西州州长和总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在内的高校毕业生不断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成为落实外交政策的骨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高校理工科专家学者被动员至军事技术创新项目中工作，数学、商科、外语等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提高后勤和作战效率的运筹研究、密码破译工作；包括历史学和政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则加入战略情报局、军情六处，参与情报收集和分析，甚至深入敌后开展秘密行动。
20世纪上半叶的“总体战”为美英等国储备了大量战略人才。冷战初期，正是乔治•凯南、保罗•尼采等传统战略精英协助美国决策者确立了对苏战略的基本框架和方向。为适应和平时期长期竞争的需求，美国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了竞争所需的研究体制以及人才培养、储备和使用方式。
第一，直接通过政府研究经费拨款，鼓励大学开展军事技术创新研究和国际地区问题研究，刺激了麻省理工学院、西海岸大学的理工相关学科发展，并使苏联、东亚等地区国别研究在综合性大学生根发芽、形成体系。
2018年9月16日，美国”勇士之盾”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太平洋关岛附近海域举行，图为参演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战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
第二，安全与战略研究智库形成自身特点和体系。二战之前，美英已出现一些关注外交问题的传统智库，如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英国的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要功能是充当联通政、商、学界的跨界交流平台，也组织研究，出版刊物和论著，但并不直接响应国家政策和战略需求。根据冷战需要发展起来的美国智库在决策体系中拥有更显著地位，被赋予明确任务。美国军方推动设立兰德公司、海军分析中心、防务分析研究所等专业防务智库，使学界专家有固定的涉密渠道和平台参与重要战略和技术问题研究，又不受军队官僚体制的管理和待遇的束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综合型外交安全智库则通过“旋转门”密切了与决策体系的直接联系，增加了政策影响力。
第三，美国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积极整合高校和智库的研究成果。1970年代美国国防部设立净评估办公室，其核心团队具有智库和高校科研背景，了解学界情况，重视与专家学者保持联系，邀请他们参与各种长期竞争科研项目，以突破决策体系内部的思维定式。政府外的专家学者通过上述平台，挑战了美国政府对于苏联军费开支带来的经济负担和苏联海上战略方向等重大问题上的成见，推动了冷战后期美国对苏竞争战略的调整。
对中国的启发
中国的近现代史同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竞争关系密切，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深受美苏冷战的影响，最终以四两拨千斤之势对冷战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在20世纪，中国尚未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角。虽然中国经济崛起发端于冷战后期，但过去30多年，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则是在大国竞争因素较弱的外部环境下进行的。这一时期，美国在东亚地缘政治议题中保持对中国的防范，其战略界也一直存在强调中国长远挑战的呼声，但多数时间里，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和反应具有非零和特征。
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内政外交挫折所产生的焦虑共同推动了美国战略观念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强调大国竞争，不仅不再“帮助”中国崛起，还在战略和军事层面明确将中国视为主要挑战，以消极和零和视角看待中国，多管齐下进行干扰甚至反制，将战略竞争强加给中国。
中国需要吸取大国竞争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变化。
首先，国内发展的任务更为艰巨和紧要。一方面，外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甚至阻力上升；另一方面，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处理和主要竞争者的关系时，是否有助于国内长远发展应成为衡量和评估战略目标的主要指标。其次，无论在战争状态还是和平时期，国家在对外事务中能够动员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需要通过战略目标的优先排序和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来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第三，大国竞争不仅需要明确而理性的战略方向，也需要不断评估、反思和创新。中国现代国家体系的形成较晚，基于高校、科研机构、智库和企业的创新体系仍处于试验和完善的阶段。美国等传统大国的创新和决策辅助体系经历了“总体战”和冷战长期竞争的考验，各行业、部门和学科都已熟悉各自在体系中的角色，并和政府部门对接联动。中国的相关领域和部门需要继续升级，才能形成分工明确且相互协作、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格局；不断完善的创新体系还需要和政府部门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彼此需求和能力，提升创新和资政的水平。刀尖上的“游戏”：美俄（苏）军事风险管控的启示
胡 欣
近年来，随着美欧与俄罗斯矛盾的日趋尖锐，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对抗更为频繁和激烈。特别是在东欧、波罗的海地区和叙利亚，双方军舰战机频频遭遇与对峙，这就是俗称的“猫鼠游戏”。不过，熟悉军事的人都知道，所谓“猫鼠游戏”一旦脱离了游戏规则，就极可能带来严重的连锁反应。不过，自冷战以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军事摩擦一直得以避免发展为直接冲突，很大程度是因为在针锋相对的较量背后，已形成具有较高可操作性的军事冲突风险管控模式。
危险的“游戏”
1945年4月，美苏军队以盟友姿态在德国易北河畔握手会师。然而，仅过了几年，这两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开始以新的角色“掰手腕”，由此导演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冷战。为了追求各自战略目标，两国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上展开了激烈争夺，而两军在世界范围内也成为既相互尊重又令对方心生恐怖的强大对手。
美国白宫地下深处的情况室（SITUATION ROOM）。美国顶级战略决策大多在这里做出。此照片摄于2007年5月间（小布什总统任内）。
在你来我往的试探与较量中，高风险的军事摩擦层出不穷，两个超级大国乃至世界数次游走在战争边缘。比如，1966年美日在日本海附近举行联合演习时，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军舰进行跟踪监视，与美军驱逐舰发生碰撞。同时，美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发现苏军飞机正试图靠近己方，迅速派出战机在200海里外进行拦截。这样的画面后来成为双方关系的常态。而在军事对峙最激烈的欧洲地区，苏联与北约的军舰战机屡屡在天空和海洋上演着跟踪、拦截、围堵、碰撞情节，双方作战部队还采取了极具威胁性的火控雷达照射、模拟导弹攻击、低空近距飞行突袭等行为，都尝试以非战争的手段来逼迫对方“先眨眼”，火药味十足，甚至发生过一次难度系数极高的“空中手术刀事件”，当时苏联战机用自己的垂直尾翼将逼近的美国反潜巡逻机机身划开一道口子，迫使对方返航。
苏联解体后，激烈的大国竞争成为俄罗斯不得不继承的遗产，类似斗争继续上演，至今不绝。特别是随着北约东扩不断逼近俄罗斯战略腹地，俄与西方的军事矛盾日趋尖锐。如今在波罗的海地区，双方除日常军事巡逻外，还持续举行大规模军演。北约战机经常起飞拦截俄军机，而当美国或北约侦察机靠近俄边界时，俄战机也会升空驱赶，彼此间距甚至仅为7米。不过，虽然西方经常就此指责俄以非专业方式干扰己方的飞行，但双方飞行员都熟悉这种套路，在跟踪与反跟踪、拦截与反拦截过程中，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彼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海上。相较空中，水面舰艇可视度高，规避空间大，除非是刻意撞击挤压，一般都能以“彬彬有礼”的方式完成“接触”。最危险的是水下较量，冷战期间就多次发生过美苏潜艇碰撞的事故，仅公开的就有十多起，导致双方多艘潜艇损伤甚至沉没。美俄间的海底较量也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相互跟踪监视过程中，碰撞风险始终存在。1993年3月，俄罗斯战略潜艇同美国“鲟鱼”级核潜艇在巴伦支海发生碰撞，两艇同时受损。受制于技术、海洋环境等因素影响，加上潜艇往往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不愿被对方掌握自身行动的目标和轨迹，再把水下环境特殊性计算在内，两方几乎没有任何沟通，一旦发生了对峙或碰撞，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做出错误选择引起严重后果的可能性也极高。因此，这种海底“游戏”的风险系数是最高的。
如何避免擦枪走火
从冷战时期算起，直至今天的美俄冲突，双方间发生的军机、舰船对峙难以计数。在这些较量中，国际社会对擦枪走火的风险极度担心，毕竟突发情况导致螺旋上升的后果，到了顶层就是高强度、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幸运的是，由于美苏都在努力避免战争风险，因此如何防止零星偶发事件成为引发更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导火索，成为双方乃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
大国间要避免军事决策被偶然事件所绑架，尤其是有效实施对军事冲突风险的管控，是一个系统化、复杂化的工程，也是一个恒量与变量动态博弈的过程。从历史经验来看，主要是四个方面因素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对抗双方要形成防止冲突扩大化乃至失控的战略共识。国家的军事行为都要受到国家大战略方针尤其是军事战略的指导和制约。美苏之所以能成功避免真刀真枪爆发冲突，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双方都对于冲突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有着客观认知。两国拥有的强大常规军力和恐怖的核武库都让对方在采取强硬行动之前三思后行，从而形成避免矛盾激化为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共识。如今的俄罗斯，在乌克兰、克里米亚事件和叙利亚危机中，采取了积极的进攻性政策，虽同美欧利益出现尖锐对立，但美国依然竭力避免与俄发生正面冲突，俄也不会主动损伤美方人员或装备，这也是基于相同的战略共识。
具体来说，这种战略共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决策者始终在脑海里清醒地保持一条红线，即，倘若随意采取冒进政策，必将导致极危险后果。基于此，决策者们会更加谨慎地考虑非战争的替代手段，并通过沟通来降低冲突风险。二是不过度逼迫对手，懂得给对手留下回旋空间。成熟的战略家很少会选择把势均力敌的对手逼入绝境，因为这将引发后者孤注一掷的反击。预留弹性妥协或谈判的空间，能有效防止双方陷入非死即活的境地。当年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典型例子，在美舰对苏舰进行严密围堵和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肯尼迪总统始终避免过度羞辱苏联，避免羞辱苏联领导人，两国最终采取了各退一步的处理方式，美国承诺撤出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苏联则撤走在古巴的导弹，彼此保留了颜面，从而将世界从核大战的边缘拉了回来。
2018年6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在北京八一大楼前举行仪式，欢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华。
其次，以机制化方式预防军事冲突风险必不可少。预防冲突的战略共识，归根到底是决策者对外部环境的思想投射，而思想性的东西在复杂环境特别是浓厚敌对氛围的影响下，很容易失去稳定性。因此，要实施较为有效的军事危机管控，还必须在双方形成战略共识的基础上，建立机制化的措施来予以保障。就拿美苏海上危机管控为例，双方鉴于两国海军在冲突边缘的反复碰撞，深感建立制度化的管控方式迫在眉睫。1972年，美苏签订了《防止公海及上空事件的协定》，共同确立了8条规则，包括保持安全距离、不得使用武器对对方进行瞄准或模拟攻击、不得向对方舰机发射任何物体、要向对方发出传递清晰意图的信号等，同时还建立了直接沟通渠道、年度检查制度等。这也是冷战中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海上安全合作与危机管控双边协定。1988年，在黑海发生了苏军舰挤撞美巡洋舰的事件，两国随后在1989年又签订了《关于防止危险军事行动的协定》，明确提出“减少并和平处理两国武装部队相互间因危险军事活动而产生的任何意外事件，确保人员和装备在和平时期相互接近时的安全”；双方军事力量在同一区域内时，要建立全方位的通信联系，增加用于通用的信号和简语；制定了和平处理相关事件的程序。国家管控军事冲突风险的手段还包括建立军事热线、战略磋商对话、军事行动预先通报等制度，这些措施能增强军事活动的透明度，传递己方对军事行动的克制立场，有助于消除相互的猜疑和敌意。
再者，处于对抗前沿的指挥官应拥有较丰富的危机应对经验，熟悉标准化操作流程。1995年公映的好莱坞影片《红潮风暴》讲的是，一艘苏联战略核潜艇面临是否应向美国发射核导弹的困难抉择，当时该艇在与外部联系中断、不掌握两国关系近况的情况下，艇长坚持按既定计划发射核弹，最终被主人公阻止，避免了因失误而触发美苏核战。故事虽为虚构，但真实反映了危机状态下军队错误执行命令的隐患。对抗双方的前线部队通常会处于高强度状态中，指挥员神经高度紧张，特别是在面临对方威慑行举动时，容易产生误判。这就要求指挥官不仅要熟练军事作战程序，还有对国家战略、国际形势等有着丰富的知识和准确的判断力，同时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准，熟悉处理危机的标准化操作流程，避免因个人冲动而造成危机升级、失控。因此，美苏（俄）都很重视针对危机状态的军事人员模拟训练，特别是训练应对危机的能力、处置危机的方式以及心理素质培养，目的就是要把“人”这个关键因素也是最重要变量的主动性发挥出来，把不确定性尽量降到可控范围内。
第四，国际社会对和平安全的基本诉求能发挥不小的作用。 美苏当年的对抗不仅关乎两国自身的安全，而且波及整个世界的和平。历史证明，冲突的双方在危机边缘，容易因为各自战略目标的尖锐对立、军事决策部门的强硬姿态、国家荣誉争夺以及“囚徒困境”心理等，使得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迅速提升。此时，国际社会对安全与和平的共同诉求将促使其他国家共同调停双方的对立，特别是及时出现的有着特别身份的第三方，往往能够给对抗的双方找到台阶下，同时，国内外争取和平的舆论也将对决策者产生重要影响。
人本身就是复杂物种，而手指放在导弹发射按钮上的人，更是危险而复杂的生物。回顾美俄（苏）处理军事摩擦时的经验和教训，显然能够成为当前大国管控冲突风险的有益借鉴。当前，在关键的战略区域内，部分国家之间的安全利益对立是客观存在的，但预防出现意外事件、防止军事危机扩大恶化，依然是爱好和平者有着高度共性的诉求，这也为国际社会建立以实现安全与和平为目标的危机管控机制，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和政策基础。
谁在“修昔底德陷阱”里迷失？
王一鸣
当前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正以持续不断的话语和行为宣泄着竞争意识，而在美国当代政治语境里，这种竞争意识源自某种更具历史镜像的恐惧。作为直接表现，“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成为反映中美结构性矛盾最常使用的隐喻。在去年底以来特朗普政府接连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等官方政策方件中，美国将“头号安全威胁”由反恐回调为大国战略竞争，将中国定性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这更表明，冷战后的“历史假期”行将结束，整个世界正踱回到恐怖的“霍布斯丛林”边缘。我们真的了解美国的战略思维吗？美国反复渲染的“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否存在某种“逻辑陷阱”？中美关系能否吸取历史教训，走出一条新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
希腊伯罗奔尼撒岛上的历史遗迹。
“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隐喻
在美苏冷战最紧张的1970年，美国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在某次旅途中冲着海军上将小埃尔莫·朱姆沃尔特大发牢骚。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已经走过了最为辉煌的历史节点，接下来注定要历经衰败之路。他对于与苏联的漫长对抗感到悲观——“他们对待我们就像斯巴达人对待雅典人一样”。
这是当时美国战略界普遍的心态。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斯蒂夫•康纳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在那个奇特的年代，美国国力强盛，又总是预想着灾难迫在眉睫……苏联和中国各自拥有卫星国和相互配合的征服计划，似乎要与控制着海权和空中优势的自由世界走向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给我们的时代提供了一个简明而又令人惊惧的历史寓言”。
在很多美国高校，记述公元前3世纪发生在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之间数十年战争的史书早就是本科新生指定读物，求知者不能随口谈论“米洛斯对话”或“西西里远征”便多少显得没受过良好教育。伍德罗·威尔逊（第28任总统，领导美国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相当一批国务活动家要么讲授过希腊史，要么深入研究过其中的片段。遏制战略的重要推崇者马歇尔国务卿曾在1947年公开讲，“我很怀疑倘若一个人在他的脑海里尚未回顾过伯罗奔尼撒战史和雅典的失败，他在观察今天的国际形势时是否具备充分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
作为首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学者，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非虚构类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沃克1980年在海军战争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无论向前还是向后望去，我都难以找到慰藉……古代希腊世界发生的悲剧正在重新上演，同盟的瓦解、文官和军人的冲突、背叛与反背叛…我们如何打破这个远自修昔底德世界的陷阱？”
在沃克看来，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研究主题在于揭示了两大联盟“沉默对抗”诱发战争的逻辑——大国间的悲剧是通过联盟内部小国的持续性冲突被迫卷入的。折射到现代，从越南到古巴，从“三八线”到柏林墙，这条沿联盟国家边境划下的长长战争引线广泛而真实地存在着。
真正使“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发扬光大”的是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前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曾在里根和克林顿时期长期担任美国政府的国际事务顾问，很明白把“古老寓言”转换为现实政策建议的重要性和耸动效应，他的早期著作《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真相》是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艾利森认为，对美国而言，来自苏联的恐惧已成为过去，现在是“中国世纪”。在其所著《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艾利森无奈地写道，“我们不必成为中国的奴隶，但必须学会接受其强大”，否则，“美中必有一战”。较之于沃克，艾利森的逻辑更为简练干脆，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无人能走出这片“丛林”。在艾利森深入研究的人类历史上16个国家竞争经典案例中，有12例以公开冲突告终。
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是，在基辛格、康纳、沃克等人比照历史镜像所产生的忧思里，苏联是可怕的“斯巴达战士”，“雅典战败的不幸”或将降临于美国。而在艾利森的理论阐述中，美国摇身一变成了保守节制、被迫应战的“斯巴达人”，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扩张主义”与昔日傲慢跋扈的雅典人别无二致。
美国到底是谁
为了看清美国，不妨求助于讲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书。
古代雅典帝国的最初气象来自于希波战争后期。由于斯巴达缺乏海上力量主动退出联军，是雅典率领希腊世界南征北战，讨伐爱琴海周边的波斯残余，小亚细亚诸邦纷纷表示拥戴。这与美国借助两次世界大战将帝国权势跨过大洋进而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争夺战略空间颇为相似。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战争带来了相似的遗产，奠定了两个帝国在战后的基本发展轮廓与初始合法性。
古代雅典人大幅重组同盟，四处扶植地中海各邦的民主力量上台，一如当代美国人在塞尔维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军事史权威、美国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维克托•汉森教授在描述美国的民主输出时写道，“当世界再度见证巨型舰队开赴天涯海角，西西里、米洛斯和密卡利苏斯都在我们当代的媒体里被反复提及……我们的政府以自信和骄傲的雅典人方式，要他们对我们的德行和无私感到放心”。
古代雅典也讲安全机制设计，主动承担了盟友的战备训练，各城邦纷纷上缴战船、统一支付岁入。而战后美国在北约和东亚也大体是这样做的，致使英国连续多年没有航空母舰，法国只剩下“戴高乐号”航母象征性地四处游弋。鼎盛时期的雅典舰队每年都会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周，将爱琴海宣告为帝国“内海”；现代美国海军则要求任何时候在役航母不得少于十艘，从直布罗陀到马六甲，帝国的海上权势宣示无处不在。
在经济制度构建方面，雅典收缴了战后整个同盟的全部财富，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在每个城邦市场刻下石碑，警示私铸货币之人。现代美国同样大发战争财，通过《租借法案》和“马歇尔计划”，接过欧洲盟友双手奉上的长达几个世纪的帝国荣光，并通过其所创设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维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对其它国家的汇率波动和金融政策指指点点。
从一开始，同为海洋性帝国，美国就像极了雅典，这种相似是深入精神内核的。修昔底德在他的名篇《葬礼演说》里反复宣示雅典的伟大:“我们的宪法和使我们伟大的生活方式……是别人的模范”；“我宁愿你们每天都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他是真正的伟大，你们应当热爱他”。美国人同样认为自己伟大，他们深信自己和犹太人一样，也是“上帝的选民”。伴随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胜利，这种“伟大”最终转换为一种美国式的救赎意识和“普世”精神，并在成为今天特朗普“美国第一”口号的理念根源。美国革命之父托马斯•潘恩曾断言：“如果雅典曾是什么东西的微型缩影，美利坚将是它的庞然巨型”。维克托·汉森也不无自嘲地慨叹“伯罗奔尼撒战争与美国人的关联从未像当前这样紧密。我们有如雅典人，无比强大，但不安全；声称酷爱和平，但总是身处某种冲突；渴望被人喜欢甚于被人敬畏，为自己的艺术和文学感到骄傲，但最后总是发现自己还是更擅长战争”。
美国是无二的“雅典”，在美苏对抗的晦暗岁月里愿意接过“民主之光”身份，也不想承担舰船四处游弋的骂名。但在中国学者白春晓看来，这是一种身份错乱：“在同一个时期内，雅典既可以被比拟为美国，也可以被比作苏联。为了使修昔底德能够指导居于高位、足以影响国际事务决策的政治家们，雅典不得不变成门神亚努斯那样的两面派……几乎所有修昔底德的句子都可能被精心挑选出来阐述一番，为某些人一时的政治目的服务……并这种对修昔底德的滥用造成了我们对他理解上的障碍”。
迷失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
在去年6月清华大学第六届世界和平论坛上，艾利森教授坦诚地谈到，“我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从骨子里一直认为，美国就意味着‘第一’，这已深入我的基因。所以，现在有另外一个强国有可能挑战‘美国第一’的位置，这与我的世界观是根本矛盾的”。在《注定一战》一书中，艾利森罗列了中国飞速崛起的数据，涉及从钢铁生产、高校排名到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这些是中美或许注定走向战争的关键理据。
然而，当历史走到今天，“修昔底德陷阱”的框架实际已无从搭建。如果说中美矛盾有成为世界主要矛盾的趋势—这并非全无可能，那么这一矛盾会否终将失去控制却是值得怀疑的。从属性上看，中国更像是安于一隅的斯巴达人，既不向同盟征收岁入，也不搞领土扩张。斯巴达人从未以追求希腊世界霸权为目标,也无意通过权力来消解恐惧、维系安全。中国也有着“安土重迁”的传统，一向信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骨子里遵循战略保守主义。然而不同于斯巴达的遁世主义，中国热衷于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福祉，在新时代深切地怀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希望与世界各国交友，在国际舞台承担建设性的大国责任。最重要的是，中国一贯奉行不结盟政策，从而避开了任何可能引致联盟冲突的战争引线，不会被盟友国家无端拉入“修昔底德陷阱”。
从结构上看，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始终氤氲着丛林般的零和氛围，一道阿提卡长城和一片海洋将两大城邦隔离开来。而当今时代，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将所有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强国间的互动逻辑早已从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 ，艾利森就提到了中美贸易的紧密关联性。过去斯巴达人通过封城可以给对手带来一场瘟疫，而在产业链如此细分的今天，大国重走隔绝与贸易保护之路只能带来全球性的损伤。
近年，面对美国布下的“修昔底德陷阱”，我国主动实践理念和政策上的新构想、新举措，“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就体现了我们在解决两国结构性认知障碍的善意，尽管没有得到美方积极回应，但两国各层级的战略关系和合作机制已经搭建起来。当美国从各种国际承诺中退出、减少向国际社会输出安全稳定和公共产品之际，中国主动担负了大国责任，填补了全球公共服务的部分空白。
反观美国，直到今天仍迷失在身份恐慌与零和思维的陷阱里不能自拔。艾利森重祭“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后，在西方学界受到一些批评。巴德学院深稔于东亚文化的教授伊恩•布鲁玛指出，艾利森的中国认知过分集中于基辛格和李光耀（艾利森不懂汉语，但与基辛格、李光耀私交甚好，曾编有《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使得他的研究存在着一些不应有的史实错误，“如果他对中国懂得更多一些，会更有说服力”。布鲁玛特别提到两个例子：一是看到基辛格引用中国古代大战略家孙子的理论，艾利森便顺着认为中国偏爱“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是艾利森警告美国政府,中国在面对更强大对手时会倾向于使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有如日本在日俄海战和珍珠港做过的那样”。
在中美理应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今天，“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显得过于干瘪冰冷。它可以作为一种来自古代的深刻的历史隐喻，但是永远无法成为我们正在生长的世界里的现实理据。同样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研究方面的权威，耶鲁大学古典系斯特林教授唐纳德·卡根、哈佛大学古典系教授厄恩斯特·巴迪安却从未在自己的各种著述中提及“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这种“研究伊利亚特却不提荷马”的现象也说明，将静态的模型从鲜活的历史中简单机械地剥离出来，并不能解答对帝国荣耀和王者之欲的追逐是如何压倒了审慎与节制,对国家利益的维护是如何从谋求相对安全转向谋取绝对安全的，最终将自身逼进了霍布斯式的绝对困境。
每个人都希望避开陷阱，远离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然而历史的狡黠之处正在于，它永远不会把答案直接推送到我们面前。探究历史，与其说是为了获知如何处理具体国际事务，不如说是为了体认人类可能遭遇的种种苦难，正如耶鲁大学教授唐纳德·卡根2005年在杰斐逊讲坛的演讲《为历史一辩》所说，“它使情感起伏波动，使心灵警觉冷静。我们成了更深刻的个人和更明智的公民”。■
文章来源于《世界知识》杂志2018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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