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24日，中国学者诗人胡适在一次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倒地身亡，终年71岁。
随后，王志维在帮助胡家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等等，胡适生前留下的全部财产只有135美元。
这位曾出任驻美大使、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的大人物，死时的全部财产，如按当时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1:2.46换算，仅为人民币332.1元。
自此，晚年胡适的穷困潦倒才开始为世人所知。而这一切真相背后，与胡适的为人处事有直接联系。
胡适曾说过这样一句让今世普世价值观汗颜的话，他说：
“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
言下之意是，品格、学识远比物质重要。胡适用他的一生，践行了这句话。
相比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郭沫若，胡适是一股清流。也因此，他和胡适并不对付。他曾公开评价胡适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
即使郭沫若对胡适百般热情，甚至还在一次饭局上，跑过来亲吻了胡适，胡适对他的态度也始终是不冷不热。
对身为同行的郭沫若如此，对待领导蒋介石，他的态度也同样如此。
1948年国民党举行总统选举时，在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典礼上，身为院长的胡适邀请蒋介石出席。结果，蒋公在典礼上大肆批评了“新文化运动”。
蒋介石讲完以后，轮到胡适了，结果，胡适在台上第一句话就是：“蒋公（原称呼此处略过）您错了”！
这话一出口，蒋公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这种当众被打脸的经历，对于蒋公来说，大约算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吧！
这次以后，原本很喜欢胡适的蒋公便开始在日记里写到：最不喜欢胡适，而且以后也不愿意见到胡适。
但胡适对于这一切，却全然觉得无所谓。趋炎附势从来不是他的选择，他终其一生信守的是文人的风骨。胡适还认为，文人可以从政，但从政后的政论一定要为社会国家设想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
早在1933年，他就曾在发表的《独立评论》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态度：
政论必须是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才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这话，正是“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的白话文版。
而“无所苟”三字，其意很简单，就是：没有任何的欲求！在这里，无所苟的政论，就是指：纯粹出于对社会国家责任、设想而考虑的言论。
但在任何时代，文人要做到如此，势必会得罪权贵。胡适的言行，无疑得罪了当权者。
古代文人得罪当权的结果，通常是被贬谪、流放。胡适的结局虽然比那些好一点点，但似乎也仅仅是好一点点，而已。
公开驳斥蒋公后，当胡适不断向“蒋公秘书长”张群表达见蒋的要求时，他发现自己一次次被拒了。
只在一个月后的11月18日，胡适才被准许见面。
这次以后，胡适辞去了美国公使的职务，此后他便一直留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零四号做寓公，在这期间，胡适已经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于是乎，这位曾居高位的大学者，只得在寓所潜心研究学问。而他此时的经济来源，全部是靠自己早年的积蓄和稿费。
胡适与他的小脚太太江东秀
说来，相比古时候得罪权贵被贬谪的文人骚客，胡适还些微惨些。毕竟，古时被贬谪者，多少是有俸禄的，而胡适此番留美，却一文钱固定收入都没有。
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胡适晚年，也面临这种难关。
胡适一生从未过过没钱的生活，所以，和同时期的鲁迅相比，他从未体会过因钱而受人冷落白眼的生活。所以，胡适在花钱上一直没有太大概念，平日里大手大脚不说，他还经常性地借钱、捐钱出去，而且从不催还。
也正因此，胡适的人际关系好到爆。当时的国内文化界，都以“胡适之是我朋友”为荣。
另一方面，胡适的两个儿子留学也是个花钱的事儿。雪上加霜的是，胡适留学美国的小儿子一留学就是8年，比抗战还久不说，还连个毕业证也没混到。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自然很难存到钱。回到美国不久后，胡适就面临了经济困境。
经过一段时间考虑后，大文豪胡适在1950年，自己60岁这年，不得不开始在国外找工作。
60岁，本是人退休安享晚年的开端，然而胡适，却不得不在这年逆行：开始找工作。这其中的心酸，大约只有胡适自己懂。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普林斯顿大学同意聘请胡适为：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签约为期两年。这份工作听起来还风光，毕竟也是个“长”。但实际上，这个职位在大学什么都不算！
但对于当时的胡适而言，能有这样一份工作已经相当不易了。
于是乎，这位引领中国近代学术数十年的硕儒宗师，开始像个普通求职者一样填写申请表，参加严格的评定、考核，一套流程走下来，胡适已备尝酸楚。
但总算，每年有了5000美元的收入，糊口度日是终于不用担心了。
然而，让胡适没想到的是，这份明显是“牛刀杀鸡”的工作。在合同期到期后，便不再被允许续约了。
因为，学校方面为了节省开支，打算聘用胡适的助手童世刚为馆长（童世刚的年薪是3480美元，这样一来，学校每年可节省1720美元）。
校方为了避免让这个中国的老学者尴尬，还特意聘他为图书馆“终身荣誉馆长”（没有薪水）。就这样，晚年的胡适“体面”地被下岗了。
如果你以为经历过此事以后，胡适会从此“开窍”，不再成天以什么“不苟且”为行为准则，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1961年1月 12日，此时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将胡颂平叫到书房，指着书桌上的一张写着三个人名的纸说:
“这三个人都是《自由中国》半月刊里的人，这三个人都要另外安排一个工作，。其中一个金承艺想到台大法学院去教书，听说一时还没有成功。他是北大的学生，我帮了他的忙才出来的。我想请他到此地来。”
胡颂平当即愣了，因为这三人，正是《自由中国》查封事件的主角之三，而在当时《自由中国》被查封后，所有人几乎都与这些人断绝往来，以求明哲保身。
胡适在这种时候对受牵连的人员施以援手，这不是“顶风作案”吗？
但胡颂平分明瞧见胡适眼神里除了坚定，别无其他。
胡适就是如此，即使吃过再多的苦头，他为人处事的准则也永远不会变。他认定了不苟且，便会在任何时候坚持不苟且，不以富贵淫，不以威武屈.......
在去世前不久，即1961年12月 28日，胡适在台湾再次直言，他针对其时诸多批评“中央研究院”中所不研究民国史和“匪（我党）情”的言论，提出：
“民国以来的主要两个人，一位是孙中山先生， 他的史料都在国史馆里；还有一位是蒋介石先生，他的史料谁能看得到？说到研究‘ 匪情’，资料在哪里？此间连大陆上出版的书籍都不许进口，叫人怎样去研究?“
胡适还指出，这些所谓的研究：只有党派的立场，绝没有客观的判断。
胡适的一席话，狠狠打了国民党当局的脸。但这种与当局对着干的态势，显然对胡适不利。但胡适想都没想，在胡适眼里：为人、为学，为政，始终坚持一个“不苟且”的较真态度，就是他胡适！
而这种态度，也贯穿在了胡适整个的人生中。
胡适的一生是知行合一的一生，他提倡白话文，就势必会将白话文坚持到底。任何时候，面对任何质疑和批评，他都从未有过动摇。
胡适一家
文化界，批评胡适所倡导白话文肤浅的声音不绝于耳。时至今日，质疑胡适的声音也从未停过。但胡适提倡白话文的决心，却依旧如故。
晚年，他在《胡适晚年谈话录》中说：
“无论诗或文，第一要做通。所谓通，就是通达。我的意思能够通达到你，你的意思能够通达到我，这才叫作通。我一向主张先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后，你的意思才能通达到别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达到别人，别人受了你的感动，这才叫力量。诗文能够发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叫做美。”
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胡适的一生虽精彩，但晚景未免凄惨了些。但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学者，他的贡献毋庸置疑。他倡导白话文，引领了中国文体的革命。他的坚持，让只属于知识分子的文化，真正深入了普罗大众。
离开时，在经济上而言，胡适穷困潦倒。然而在精神上，他却富有！
作为一个文人，他无疑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更在于，他始终用文人风骨挺直的文人脊梁！
他用一生向世人佐证：不苟且，可以致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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