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对聂荣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曾回忆说：“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同样的，邓小平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先后结识了赵世炎、王若飞，在他们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
文章摘自：《重庆日报》 作者：罗静雯
90多年前，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华大地如火如荼，重庆及附近地区的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奔赴海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汇入了留法勤工俭学大军的洪流，由此造就了一大批早期共产党人。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者 重庆人很多
据市委党史研究室有关负责人介绍，1919年初至1921年是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阶段：“据各省勤工俭学分会调查统计，全国在此时期赴法勤工俭学者达1600余人，其中又以四川、湖南最多，约占总人数的一半；特别是四川有378人，为全国之冠。”
据1919年9月12日《国民公报》报道，在四川境内，仅巴县和江津两县就有近90余人留法勤工俭学，其中巴县47人，为全川赴法人数最多的县。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不仅人数多，而且有组织、有步骤。
1919年8月28日，受全国五四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影响，由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热心发起，倡导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致力于“培养救国人才，振兴地方实业”。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以后，积极筹备重庆留法预备学校。1919年9月中旬，在汪云松、温少鹤、童宪章、曾吉芝、朱芾煌、黄复生等工商界人士及社会名流的捐赠资助下，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开始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全校共有学生110人，其中计划招收公费生60名。学校由汪云松出任董事长。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制为一年，校址位于夫子池。校内既无宿舍，也无体育活动场所，食宿均由学生自行解决，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学校开设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4门课程，因学生的文化程度不一样，学生被分成初级班和高级班分别授课。高级班教师为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翻译王梅柏，初级班则是曾赴法留学的一位姓张的留学生。
在准备赴法的过程中，学生们在刻苦学习的同时，还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参加重庆学生抵制日货的斗争。
据当时预备学校学生江克明回忆，“同学们自动把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日用品摔在地上焚烧，把洋布衣服也撕毁，表示不再用东洋劣货。”五四运动的实践，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寻求真理的信念更加坚定。
设留学贷款 鼓励热血青年国外深造
为鼓励更多青年学生到国外留学深造，川东道尹公署采纳了周家祯等人关于设立留学贷费的倡议：“初定留学生在省外者，人岁贷五十元至百元为率，国外岁贷百元至二百元为率，贷无息。”此款来源于地方的“中资捐”，仅巴县一地，“平年可达万元，盛年可达万两。”
留学生享受的贷款，虽然被称为无息贷款，但实际上是不用归还的。此项留学贷费的规定一直实行到1935年才被军阀当局所废止。
1920年7月4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结束了近一年的紧张学习生活，在重庆总商会举行毕业典礼。法国驻重庆领事、法国各侨商、教士及各学校校长受邀出席毕业典礼。
经过考试和体检，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83名学生获准赴法，46人取得贷费资格。其中冉钧、代坤忠、谢陈常、熊济平、熊禹九、江克明等人，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解决赴法路费300元；其余37人和未进预备学校的熊云章等江津学生为自费生，由重庆工商界资助每人100元现洋作为路费。
1920年8月27日，学生们整队在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告别山城顺江东下，邓小平便是这批留法学生中的一员。
到上海后，全体学生于10月1日乘法国“盎特莱蓬”号邮轮，踏上留法勤工俭学的征途，经过44天的航行，到达法国马赛。
勤工俭学期间踏上革命的起点
祖籍江津的聂荣臻，比邓小平早近一年抵达法国。
因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招生名额有限，聂荣臻等十多名青年学生在学校董事长汪云松帮助下，向法国驻重庆领事馆领取到护照。1919年11月下旬，聂荣臻与其余20多名来自巴县、长寿、涪陵等地的学生一道，从重庆乘船东下。12月9日，从上海乘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启程赴法。他们经过35天航行，于次年1月14日抵达法国马赛港。
聂荣臻抵法后，先后结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一大批青年才俊。在饱尝求学和做工艰辛的同时，聂荣臻也孜孜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积极投入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发起的二二八运动、拒教运动等大规模群众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1921年11月，聂荣臻前往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在校期间接触到大量马列主义书籍，思想逐渐由“实业救国”转变到革命方向。1922年8月，经刘伯坚、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二年春，又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聂荣臻回到巴黎，致力于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列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利用机关刊物《少年》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同时还在旅欧华人中积极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
留法勤工俭学对聂荣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曾回忆说：“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同样的，邓小平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先后结识了赵世炎、王若飞，在他们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投入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活动中，思想认识逐步发生转变。
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中最早的成员之一，不久成为《赤光》编辑部的一员，主要负责刻写和印刷，他以出色的工作才干得到周恩来等人的信赖，获得“油印博士”的美誉。
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1925年上半年，邓小平受旅欧支部的委派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开始投入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
留法勤工俭学，使邓小平踏上了革命的起点，通过学习和斗争实践，坚定了信仰，确立了世界观，逐渐由一名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还有一批在成都和省外求学的重庆青年学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酉阳的赵世炎。
1920年5月9日凌晨，赵世炎等率领一批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登上了法国远洋航轮“阿芒贝尼克”号前往法国，6月底抵达巴黎。
在法国，赵世炎边工作边学习，先后结识李立三、刘伯坚、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傅钟、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等。不久，他和李立三等组织了华工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学会，领导华工开展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1922年2月，赵世炎根据陈独秀来信，组织了由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小组（即巴黎小组）。
1922年6月3日至5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李富春、萧朴生、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刘伯坚等18人在巴黎西部布伦森的露天咖啡馆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为加强对党员、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少共”还特创办了由赵世炎负责编辑的油印月刊《少年》。
1922年秋，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赵世炎被选为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
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赵世炎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享有较高威信，使之成为中共建党初期重要的党、团组织领导人之一。对此，陈毅、聂荣臻、傅钟等人曾回忆说，“我们都很崇拜他”，“如果没有世炎同志经常向大家讲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懂得那么快”。
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11月24日，巴县的张雅南、潘惠春、朱一恂、朱一逊、张振华、李鸿铭、朱耀明、张汉君、朱澄芳、潘为云等10名女生，冲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束缚，乘坐“高尔地埃”号邮轮前往法国留学。这是重庆女子赴法人数最多的一次，她们成为重庆妇女运动史上勇敢的先行者。
重庆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大多数是胸怀爱国大志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为探索中华民族的救亡道路远赴重洋，通过实际考察，参加工人运动和逐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自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一大批人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和追求真理、振兴中华的革命者。
如邓小平、聂荣臻等成长为革命领袖人物，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创立的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而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的冉钧，大革命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的周贡植，大革命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的帅立本等优秀青年，都毅然回国投身中国革命，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成长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或杰出领导人，最后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重庆作为留法勤工俭学人员重要输出地区，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地区的传播和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建立培养了优秀的领导人才，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领导人和坚强的革命战士。它还标志着重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以此为转折点，爱国青年开始把探索民主与科学的真理付诸于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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