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君说——
从古至今，发生在家庭中的惨案不亚于陌生人的杀害，抛开这种极端事件不谈，我们与自己兄弟姐妹之间常常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与非血缘关系的伙伴却能收获不错的合作关系。这一现象是否是我们基因副本的安排？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否跟环境的差异有关？有趣的是，在面对同样程度的不公平时，生活在小圈子中的人们似乎反应激烈，而生活在大圈子里的人似乎已经见怪不怪，淡然处之了。竞争在人类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运行规则之一，支配着国家，影响着社会，驱动着个人。
众多周知，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关系的变化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我们可能会在小时候因为抢不到兄弟姐妹的玩具而讨厌他们，我们与他们一起长大成人，我们可能在父母遗嘱宣布之后就与他们法庭对峙…..这就像一场竞赛，兄弟姐妹之间互为竞争者。当我们用父母的意向和收入来游说其他兄弟姐妹时，在面对有限的继承资源时，大家的矛盾就产生了。
在我们成年一段时间之后就要面临家庭财产分割的问题，有人会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公，所以我们与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比任何人来的都要激烈；外人无权使用我们父母的资源，但本质上其实我们也无权使用他们的资源。然而，从童年到继承的那段漫长而快乐的时光里，我们必须与家庭以外的人们在工作和爱情中展开竞争，因此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开始慢慢减少，我们也逐渐与他们成为朋友。
与其他任何人相比，我们都与自己的血亲分享着最相似的基因副本。这就为兄弟姐妹之间的成功创造了共同的利益，因为侄子侄女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对我们基因的复制。因此，在进化的过程中，基因使得它们的携带者特别关心自己的亲属，从微生物到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都是如此。事实确实如此，已故的美国动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曾写道：“我们本就应该进化成任人唯亲者，我们不会在这个方向上有任何其他的改变”。因此，兄弟姐妹间很少互相残杀，但当他们这么做时，动机通常是出于生存的竞争。
加拿大心理学家马丁·戴利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他的姐姐就曾将他埋进了地里，他与自己已故的妻子、同样也是心理学家的玛戈·威尔逊一起研究了兄弟杀手（专门杀害自己亲兄弟的人）这个现象。在当地民族的历史记录中，他们能找到的唯一案例来自具有父系遗传的农业社会：在这些社会中，财富以家庭为单位被积累，而获得财富的途径受到亲属关系的限制，从而加剧了家庭内部的竞争。这些谋杀的大多数起因都是关于财产和权力的争夺，后来他们在后工业时代也发现了类似事件的出现。
当然，陌生人之间的杀害还是占到了谋杀案中的大多数。世界各地致命暴力的主要参与者都是男性，很多致命冲突都开始于男人之间的挑衅:比如推搡、侮辱、肮脏的表情。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和反复无常，以至于犯罪学家专门给了这群人一个犯罪动机，即模糊的“相对琐碎的争论”。然而，对于参与暴力行为的人来说，他们并不觉得那种不起眼的挑衅是小事情。从个人上升到国家层面，这也反映了邻国之间对政治地位与国家利益的竞争。
竞争的规模与形式，紧张或松弛程度取决于争夺资源的类型。让我们把视角缩小到社会层面，一个当地工厂内部晋升的候选人在同一栋楼工作，并且可能住在同一个城镇，这就造成了当地竞争的局面:我们直接接触的人有时就是我们距离最近的竞争对手。然而，一家跨国科技公司的外部招聘候选人可能生活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竞争:比起那些我们近距离接触的一些竞争者，那些大多数我们永远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人才是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
从某种角度来说，地方竞争阻碍了合作，而全球性竞争促进了合作。我们可以在黄蜂争夺同一配偶的进化过程中了解到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人类身上看到这个规律的影子：在人们设计的经济游戏的实验中，人们要么做出对双方有利的决定来获得双赢，要么做出自私的决定来减少对方的获利的机会。在一项又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在当地竞争中做出了更自私的选择，因为只有第一名才能获得晋升。相反，他们在全球竞争中做出了对双方更有帮助的选择，因为他们必须在所有参与者中获得前一半的分数（其他同伴的分数不影响你的成绩）才能取胜。
地方竞争对不公平现象出现的影响尤其严重。不同资源的价值产生了高低之分，在那些获得资源的人和无产阶级之间就产生了不公平的关系，因此他们值得为获取资源付出更大的努力。但当地的竞争加剧了这种不公平的影响，使他们押上的赌注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根据我的研究，随着不平等状况的加剧，经济博弈的参与者做出自私选择的几率也就更高，导致他们与伴侣恶性竞争，并因此损失双方的分数。然而，他们最喜欢地方竞争，即使他们之间只有一点不平等的关系，结果双方都会因此失去更多的分数。
这很好地解释了现实暴力中一些令人困惑的模式。戴力在他的《杀死竞争对手》(2016)一书中指出：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地方，谋杀率也会随之提高，而在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地方，谋杀率也较低。如果说地方竞争加剧了不平等对谋杀率的影响，那么全球竞争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这一影响的力度。那么人类贸易和移民的变化，将会把竞争扩散到更大范围的人口中，这个现象可能会打破我们长期以来所预期的不平等程度与谋杀率之间的简单关联。例如，
在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同时，竞争也会变得全球化，随着竞争程度的加剧，全球化竞争所带来的影响也会随之降低。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内战这一行为。整个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对预测这个国家发生人民暴乱的几率毫无帮助。但国家人民与执政群体之间的不平等现象确实存在。这是竞争逻辑的一个简单扩展:竞争的高低程度也具有全球性特征，竞争对手利用当地的群体成员组织 (如种族)进行合作，用牺牲其他群体利益的行为，为自己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资源。因此，在不平等现象的帮助下，全球竞争将低级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转化为高级社会组织与它们的冲突。
竞争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方式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而平时会被忽略的影响。当它集中在家庭和社区内时，它会带来家庭不和睦的气氛和充满敌意的街道环境。然而，随着危机从中心进一步扩散，其影响力会被大大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善意和信任的社会环境。城市、企业和政府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这种分散的竞争力量（这些形式的存在是为了让这种竞争不至于发展到失控的地步），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本身不可以磨灭的竞争关系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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