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王陽明全集》悟管理之道——用致良知解決管理中的趨避式衝突

讀《王陽明全集》悟管理之道——用致良知解決管理中的趨避式衝突

一、陽明先生五道奏摺求免江西災民稅糧的故事

正德十四年(1519年)七月三十日對於陽明先生來說是個非常重要的日子,這一天上了四道共近7000字的奏摺:《江西捷音疏》、《擒獲宸濠捷音疏》、《奏聞益王助軍餉疏》、《旱災疏》,前三道奏摺均為申請給寧王叛亂的有功人員以獎勵。而《旱災疏》則是為民請命,求請“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

但陽明先生領導平定寧王反叛的良好環境並沒有給他帶來解決《旱災疏》的請求,平定寧王反叛的功勞反而給陽明先生帶來麻煩,佞臣張忠、許泰等人,為了爭奪平定寧王叛亂的戰功,對陽明先生百般汙衊陷害。也許是因為這些陷害,《旱災疏》沒有得到准奏。

為了達成江西災民稅費錢糧的減免,陽明先生又分別於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因以弭災變疏》、五月十五日《水災自劾疏》和《計處地方疏》上了三道奏摺,最終在《計處地方疏》中提出把朱宸濠侵佔百姓的田地房屋歸還本主,變賣餘下土地財產救助饑民和替代災民交稅,終於解決了江西災民的饑饉問題與徵收稅糧的管理難題。

陽明先生最後還於當年的十二月初十日上《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一個人承擔了秋糧徵收稽遲的所有責任,讓其他官員免遭處罰。

這一年多的時間,陽明先生還經歷了“張許之變”,佞臣張忠、許泰等人,為了爭奪平定寧王叛亂的戰功,對陽明先生百般汙衊陷害。陽明先生前後五次上疏,從為民請命,到自己主動擔責,為其他官員開脫責任。陽明先生身負汙衊,上疏免稅,既不能觸怒龍顏,又要救民於水火,陽明先生的仁愛與智慧在這五道奏疏中盡情顯現出來。正如明朝施邦曜在《陽明先生集要》評《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因以弭災變疏》一文時說:“婉轉剴切,談民疾苦處,令人心惻;談利害處,令人神竦。真是大儒救世文章。”

從江西由頭年旱災到到第二年水災而讓百姓受困的過程,陽明先生不計個人政治風險,執著為民請命,不斷反映了陽明先生致良知的高尚道德情操,也反映出陽明先生心學智慧在他自己的管理中的卓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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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良知與管理的趨避式衝突解決

陽明先生為江西災民請求皇帝免除兩年的稅費錢糧是一個典型的管理趨避式衝突性問題。一方面,作為官員既要為民請命,而為民請命則有可能給自己帶來政治風險。另一方面,作這官員也要承擔起為國家徵收稅費錢糧,以充實國庫。履行徵收職責,則可能得罪於災難中的百姓,這也會給自己帶來政治風險。如何解決這個雙重趨避式的管理矛盾,需要有足夠的智慧。然而陽明先生運用自己的心學方法給予了最終的解決。筆者以為,陽明先生之所以能解決這樣的難題,源於陽明先生立志為民,心中良知清澈,一貫以致良知,並於事上磨練,始終知行合一,從而能讓再難的難題也能得到最終的解決。因此,致良知真是一種偉大的力量!

職業管理過程中經常會遇到趨避式衝突。這種衝突是指想獲得一個目標,它對自己有利也有弊時,所遇到的矛盾心情。如果有多個目標,每個目標都有利也都有弊,反覆權衡拿不定主意時的矛盾心情,還是雙重趨避式衝突。這對於管理者的意志行動是一種考驗。

在職業管理上,解決趨避衝突可用致良知思維,這就要學習陽明先生在處理江西災民乞免稅糧上的“利他而不是利己”的致良知精神。“良知者,心之本體。”“致良知”即以至誠之心,事上磨、時時磨、心上學、心上覺。陽明先生《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彌災變疏》等五篇疏文可謂做職業管理中解決難題時“民本思想”的精神基石。陽明先生主張的“民本思想”折射出職業管理中德行的舉足輕重,用“致良知”思考職業管理,致良知也讓管理功夫“簡易真切”。陽明先生在《寄安福諸同志》中說“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縱觀五道奏疏,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民本思想”的體現,就是一個致良知過程的知行合一實踐。

讀《王陽明全集》悟管理之道——用致良知解決管理中的趨避式衝突

三、從五道奏疏中看陽明心學智慧

(一)《旱災疏

《旱災疏》文字簡練,不足400字,“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生髮,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佈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幹嗇旱,一時並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飢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

(二)《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因以弭災變疏》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因以弭災變疏》由長達1700餘字,開頭重複了《旱災疏》的內容並提及“具題請旨,未奉明降”。

奏摺的第二段,陽明先生用了不少的筆墨委婉地描述了平定寧王之亂后皇帝御駕親征,官軍滯留數月所帶來的百姓與官吏的困難,讓江西災情更添人禍。陽明先生說:

“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竭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為之乎!”

第三段則根據朝庭的寬恤賑濟法令與政策來說服皇帝同意免除江西災區的錢糧稅賦:

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克之斃,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飢”;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

第四段則特別強調“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並勸慰“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

陽明先生還比較了寬恤賑濟的方法及所帶來的影響。“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注:捐),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

(三)《水災自劾疏》

在上疏不能得到准奏的情況下,江西又發生水災,此篇《水災自劾疏》正是陽明先生以退為進為民請命的努力見證:

“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

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

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閼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跡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徵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

(四)《計處地方疏》

為了能解決江西災情的寬恤賑濟,在上《水災自劾疏》的同一天,上了《計處地方疏》,把朱宸濠侵佔百姓的田地房屋歸還本主,變賣餘下土地財產救助饑民和替代災民交稅。陽明先生再次強調了“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

(五)《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為了承擔江西因災寬免錢糧稅款的責任,陽明先生於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上了一道長達2640餘字《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文中敘述了民眾不肯繳納與官吏難以追徵的各自的三個原因。陽明先生說:“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而在難於追徵的第三個原因,陽明先生是這樣敘述的:

“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剜剝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

當其他官員因稽遲錢糧徵收而被問責,陽明先生挺身而出,在此疏中主動擔責:

“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為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為之宣佈於眾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倖免,臣竊恥之。

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眚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裡,以伸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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