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历时八年，却将盛世皇朝给推向了覆灭之路，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安禄山承受了后世千百年的唾骂，被永恒的钉在了叛臣之列，可当我们掀开历史的那一角时，所有的罪责真的应该由安禄山来承担吗？
政治是残酷的，这种由盛而衰的局面总得有人为之负责，而安禄山很幸运的就承担了这一任务，谁叫安史之乱最终被评定了呢？成者王侯败者贼，这就是可笑的“胜利者书写历史”。
先说说安禄山的不可一世的风光吧。他凭借军功，也凭借着做人的圆滑，从一名不见经传的胡人而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且手握军政大权，俨然是划分而出的土皇帝，当然纵观当时唐朝的体制就是外重内轻，天下十镇节度使，哪个又不是国中之国，犹如诸侯一般。
安禄山握军十数万，且又是精锐之师，是最强大的节度使，而当时也只有邻近的朔方军可以与之媲美，可是后来安禄山和李林甫联手干掉了朔方军老大王忠嗣，如此安禄山一人独大。
军事上是一枝独秀，在政治上也不遑多让，他是最受圣宠的人，唐玄宗对之极为信任和亲近，他还认了杨贵妃为干娘，如此的关系，安禄山扶摇直上也就能够理解了，毕竟这是一个集拍马屁和能力以及狠辣而三者合成之人。
安禄山是风光的，可是也是处境堪忧的，他凭借贬斥太子而得到了圣宠，虽然是一时风光无限，却被太子所记恨，这一点安禄山是心中有数的。宰相李林甫在时，安禄山是安分守己的，他和李林甫既是盟友关系，又处处受制于李林甫，这是安禄山的一道紧箍，可是在李林甫死后，朝中能够制衡安禄山的人已经不存在，他的野心也助长了他气焰的嚣张。
按道理说，一介布衣能够做到如此高位，应该要满足了，可自古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心的贪欲是无穷无尽的，特别是在那些有野心之人的身上将体现的淋漓尽致，当然这和安禄山的出生也是息息相关，一个胡人，一个不怎么接触汉人儒家思想，不知忠君爱国，更不懂得敬畏的人，一根导火索将会成为燎原之势。
并不是说安禄山就是一心一意的要造反，也不能说他就是一个不知感恩，定要弑主叛国之贼人，当然他的野心绝对是存在的。
一个有野心，有能力，且手握军政大权的人，造反的条件已然成熟，可是却缺少一个必须令他造反的原由。安禄山是犹豫的，唐玄宗待其不薄，对其信任有加，高官厚禄从不吝惜，他不能做忘恩负义之事。可是安禄山明白他得罪了太子，日后新皇帝登基，肯定没有他好果子吃，可是这也不是他必须造反的理由啊，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安禄山左右为难，甚至并不想造反的局面。
杨国忠斗倒了李林甫，成为了宰相的继任人，可是其能力相较于李林甫，当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一点从安禄山瞧不起杨国忠就可见一斑。由此两人也结下了梁子，杨国忠仗着唐玄宗的信任，没少嘀咕安禄山的坏话，特别是他了解到安禄山对三镇的经营后，得知的结论是安禄山有造反的倾向，为此他不止一次的提醒唐玄宗“安禄山要谋反”。
听得多了，唐玄宗的确是有些动摇了，由此招安禄山进京，安禄山得到诏令，犹豫不决，去或是不去，最终他还是去了，来到京城，唐玄宗是完全放下心来了，此举安禄山已经表明无反叛之心，而撺掇者杨国忠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安禄山凭借胆大心细，逃过了一劫，他急匆匆的离开京城是快马加鞭的往老巢跑，他怕唐玄宗变卦，更怕杨国忠会半路截杀，可惜他高看了杨国忠，该狠辣时不狠辣，该跳出规则时却紧守规则，相比李林甫，他的确相差太远。
安禄山知道，自己是很受唐玄宗信任的，可是这种信任在杨国忠无休止的挑拨下总有轰然倒塌的一刻，现在的局面是，太子对其记恨，宰相杨国忠一再挑刺，朝堂之上没有盟友，如此一来大祸不远矣，从此次进京就可看出平静背后的暴风雨即将来临，相信就是这一刻，安禄山坚定了反叛的决心，是杨国忠一手将其推向了大唐的对立面，从此安禄山厉兵秣马，而杨国忠也没有闲着，他仍然不遗余力的告安禄山谋反，最终唐玄宗以诏安禄山共沐汤池为由再次进行试探，而此次的试探等来的却是安禄山的造反。
当加急文件送到中枢时，唐玄宗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举朝都是处在震惊当中，唯有杨国忠是幸灾乐祸的，因为这证明了其猜想，“安禄山果然谋反了，我是对的”，国家社稷在其眼中就是正确和错误，如此睚眦必报，小肚鸡肠之人却能成为百官之首，可见大唐王朝已经行将朽木，危机的来临只不过是迟早的。
总看安禄山的一生，受圣宠却不忠，做高位却反叛，的确是罪大恶极，可是在其谋划的背后，却也是有着杨国忠的推波助澜以及唐玄宗的无限信任，帝王应该是驭人有术，恩威并施，可是唐玄宗却刚愎自用，而杨国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拨，这不是摆明要逼迫安禄山造反吗？一个从没有接受儒家思想，且行为乖张，历经行伍，不可一世，还有着极大野心的边界军帅，面对如此咄咄逼人之态势，谋反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所以安史之乱，安禄山是刽子手，杨国忠是催化剂，再加上“老眼昏花”的唐玄宗，造就了大唐盛世的轰然覆灭。
閱讀更多 歷史風雲天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