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参与国际合作往往被视为学术界对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社会产生持久影响的关键途径。但世界顶级大学会经常与这些国家的研究人员合作呢？如果有，合作双方是否能保持平等的关系甚至是一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医学领域合作占主流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对爱思唯尔旗下斯高帕斯数据库（Elsevier Scopus）中数据的分析，其结果让人惊讶。在精英学者参与的国际合作研究中，和贫困国家之间的合作只占中很小的一部分。
数据显示，在2018年世界大学排名（WUR）排名靠前的名校中，90％的大学只有不到3％跨国研究的合作伙伴来自联合国归类为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而排名前10位的大学中，有4所大学的这一比例低于1％。
用爱思唯尔（Elsevier）的工具SciVal进行分析数据，可以看到，在2013年至2017年间共发表的国际合作论文，大约57,000份中包括至少一位作者来自最不发达国家（LDC），比如老挝和柬埔寨等亚洲国家，但主要由非洲国家构成。
然而，在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学中，按照数量来看，只有哈佛大学（1,775）和牛津大学（1,181）参与的论文过千。按照比例来看，牛津大学（3.2％）的比例最大，其次是哈佛大学（2.9％）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2.2％）。其他所有大学的比例都均低于2％。
造成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合作领域，在与最不发达国家合作研究中，医学占42％。因此，拥有大量医学研究的大学往往拥有最多的最不发达国家合作伙伴。
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显示出，除去医学领域的合作，涉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拿工程学来说，在大约4,500篇涉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论文中，与贫困国家合作密切的大学中没有一所世界排名前10位的。以国家来看，工程领域与贫困国家合作最多的是马来西亚，美国排名第二。
牛津大学热带医学教授凯文·马什是致力于发展为非洲国家提供可持续及平等学术合作的非洲牛津倡议组织主任。他认为，医学领域国际合作占优的原因在于全球健康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各方面资金的投入。
他进一步指出，“有许多大型传统资助者提供的医疗研究资金涉及发展中国家”，但重要的是要确保我们支持所有领域的研究，例如气候变化、可持续粮食生产，特别是工程领域—这是国际发展的核心“。
立足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是关键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院长玛格丽特·达尔曼(MaggieDallman)曾呼吁西方顶尖大学应该加强与新兴国家合作。她说：“随着针对当地问题的实用研究开始增加，（医学以外）的其他学科也开始发生变化”。
“我们的工程师对于尝试为非洲当地问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变得非常有兴趣，”她说。
达尔曼教授补充说，类似这样的实用研究成果尽管可能带来很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却不太容易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
“考虑到对当地的影响，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方面......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就算不是更重要，至少也是和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同样重要。
让贫困国家做主
对于在最不发达国家参与的国际合作中占比最大的医学研究领域，也存在如何平衡参与各方的公平程度问题。
对于同时也是非洲科学院高级顾问的马什教授来说，“在合作研究的初期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伙伴尽早进行接触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可以确保之后所有事情都是共同经历和共同努力得到的”。他补充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大学总是“愿意先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规划，然后再确定合作伙伴”。
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西方学者和资助者的首要任务是“将重心转移到较贫穷的国家”，以帮助提高他们自己的研究能力。
他说，“真正重要的转变”是进一步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提供直接资助，以便他们来主导研究。“人们对此非常谨慎，总是担心财务责任等问题，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全球最大的医学研究资助者之一惠康基金会（WellcomeTrust）已经把这种方法当做战略核心，大约在10年前该公司就做出决定，直接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研究人员提供资金。
“如果他们（接受基金会支持的非洲研究者）想同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或其他国家的研究者建立合作......我们是完全不用知道的......这完全是他们的决定......而不是假设西方机构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惠康基金会国际运营和合作伙伴关系负责人西蒙凯说。
“他们显然会接纳专业人才，”他补充道说，“但决定权始终在非洲。也就是说，你完全没有必要再讨论公平的伙伴关系了。“
此外，惠康基金会还是加速非洲科学卓越联盟（Aesa）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该联盟旨在领导和管理非洲研究经费的分配。
凯博士承认，像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这样的组织由于其独立性而采取这种方法更容易，并且他“非常理解”为什么由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可能会有更多的担忧。
“这很显然，我们会对他们（Aesa]进行审计，但我们并不是从预防欺诈或腐败的的角度来看，而更多的是从战略运作和风险控制的角度去看，，“他说道。
如果这种方法有效，那么可能意味着，在将来这些有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参与的国际研究合作将牢牢扎根于发展中国家自身。
凯博士说：“我们尽可能地将决策和所有权放到最需要的地方。”
来自中国的研究
最新研究表明，涉及各个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学者的国际合作可以达到最佳的引用效果。
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安新颖（音译）和倪平（音译）使用Web of Science文献计量数据库来研究国际合作的公共、环境和职业健康研究。
他们将合作者定义为来自高收入、中等收入或低收入国家，然后根据每次合作的构成将论文分类为不同子集。
他们在Scientometrics上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根据不同的国际合作类型，国际合作论文的引用也有着显着不同”。
尽管仅由高收入国家的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也获得了非常高的引用率，但涉及各个收入类别国家的国际合作实现了比其他大多数类型“统计上更高”的引用影响。
作者还提出，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公共卫生问题“是全球事件或社会热点问题，如埃博拉感染，孕产妇死亡问题或疟疾流行病学问题等”。
Reference: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news/should-research-elite-collaborate-more-poor-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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