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便经常给学生介绍一些书籍。一方面因为自己在持续不断的阅读，有了会心处便介绍给学生；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在于，我单纯地认为阅读是一件好事，就像喜欢音乐一样。有一本书叫做《读书这么好的事》，就是好那个就是好，但究竟好在哪里，作者不明说，我则未必能说出来。所以有时候想到我所生活的小城市，以及幽暗的社会环境，就觉得自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的特丽莎，她走到哪里都拿着一本书，以此区分她和别人的不同。但特丽莎有托马斯，我只有我自己。
当时给学生推荐书籍，没有一个主观的、有意识的目的。因为我自己讲课、读书都信马由缰，从不研究教育理论，从不操心课堂流程，上课想到哪本书了，便推荐一下。隔几天，偶尔会发现某同学桌上有了这本书，便表扬他一下，这位同学会在随笔本里跟我讨论这本书。1996年的时候，我还比较喜欢古典文学，是大学的一种惯性。我记得当时的高一语文课代表，一位长着几粒小雀斑的可爱女生，她因为我对《诗经》披肝沥胆的阐释而喜欢《诗经》，高中三年，是《诗经》陪伴她度过的。但我不知道这种喜欢究竟影响了她什么，对她将来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也许并不是好影响，这种喜欢可能反而会影响她对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的判断，如果这样的话，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我自己也是这样，并不清晰阅读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我知道自己，因为阅读，很多时候都和别人格格不入。所以，当初，阅读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枷锁。就像很多好心的同事建议我的那样：小蔡，读那么多书干吗呢，自己搞得那么辛苦！他们认为我假如有一点点痛苦，那也是自找的。如果无知又无思，世界就简单多了。这话也有几分道理，比如，猪就不会因为知道自己被屠宰的命运而痛苦。《夏洛的网》里，威尔伯的畏惧，就是因为他知道了他也许会被做成培根。我当时的困境就在这里，所谓危险的启蒙，你到底要如何面对学生去言说？如果你反而加重了学生的痛苦，那又如何？
但我还有一种朦胧的确信，比较单纯，我认为阅读还是超越世俗生活的，也许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性的生存。就像海鸥乔纳森，他要为了飞翔而飞翔，海鸥的一生并不仅仅是为了吃饱饭打瞌睡。于是我还是一直不断地读书，一直不断地向不同的学生推荐不同的书。
当时推荐的书籍有一个特点，以文学作品为多。这也可以说明一点，在10年之前，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简称“文青”，现在都是骂人的话。当时的语文教材还是人教社的老版本，作品比较陈旧，我主要以介绍一些新鲜的作品为主，比如海子的诗。我总共买过7本人民文学版的《海子诗选》，送给学生以及朋友，最后自己一本也没有留下。关于海子的藏书中，我最珍爱的是西川编的《海子诗全编》，放在学校办公桌上，经常翻看。后来有一个在我鼓吹下变得爱读书的同学，不告而取，半偷半借就拿走了。半偷是他并没有事先跟我说明，半借是他后来读大学，才告诉我是他拿了我的《海子诗全编》，但并不打算马上还给我，到现在也没有还我。我只有苦笑，真不知道这是我教育的成功还是失败。
这仍是我的教育蒙昧年代，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教书是混饭的手段，心里没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比如培养学生多方面的丰富的好奇，乃至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等，我没这些想法。自己读的书虽然不限于文学，但给学生推荐的，多是文学书籍，也没有一个给学生的阶梯状的阅读计划，随性所至。所以我现在想，其实对于这第一届学生，我和任何语文老师一样，不会给他们任何别的影响。
閱讀更多 鳳凰教育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