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靈與肉：慾望與愛情
性與愛是人類杜會生活的基本內容，也是文學作品、哲學思辨中歷久彌新的命題，無論是西方的神話詩歌還是中國的話本小說都將其生動地展現出來，總的看來，性與愛是伴隨著人的解放和人的價值的重新發現而確立的，它們所代表的天賦人權的一種。然而 20世紀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出現卻打破了這種精神傳統，他在《自我與本我》中將人格的結構層次分為三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 生存所需的基本慾望、衝動和生命力，它以快樂為原貝IJ,不理會杜會道德、外在的行為規範等，目標是求得個體的舒適、生存及繁殖，總體上它是無意識、不被個體所覺察的；自我處於本我和超我之間，代表理性和機智，具有防衛和中介職能，它按照現實原則來行事，充當仲裁者，監督本我的動靜，給予適當滿足，自我的心理能量大部分消耗在對本我的控制和壓制上；超我代表良心、杜會準則和自我理想，是人格的高層領導，它按照至善原則行事，指導自我，限制本我。弗洛伊德認為本我大部分處於被壓抑的狀態，並將這種被壓抑的 慾望稱之為“裡比多”，他將“裡比多”看作人的一切心理活動和行為的動力源泉。弗洛伊德的這一理論打破了傳統的理性認知，在自然科學之外給人的認知開闢出新的空間，即無意識的慾望和本能。那麼到底是人的慾望本能還是理性支配人的行為？當這兩者發生衝 突時又會產生怎樣的火花？在賈平凹和米蘭•昆德拉的筆下都對這一問題都有密切的關注，關於愛情的思考與性描寫在這兩部作品中都佔有重要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撇去所謂的“可讀性”和“挑逗性”的外売，它正如許多作品中常出現的革命、事業、性別一樣，是作為一種文學符號和敘事策略而具有豐富的意味和審美內涵。
有人說《廢都》一書可概括為一個男人和數個女人之間的故事。在這部作品中，一個顯性的結構線索便是以莊之蝶為中心從而延伸出眾多關於女性的故事，從牛月清到唐婉兒到汪希眠老婆，再到阿燦、柳月和景雪蔭，堪稱一部文人的風流史，這些女性環肥燕瘦各具特色，儘管他們的杜會身份各不相同，也不盡然相互熟識，卻因著莊之蝶這個文化名人共同成為現代都市的一道風景線。莊之蝶在西京四大“文化名人”之中看似最閒、口碑也是最好的，除去他投資的一 間書店委託他人打理以補貼家用，他既不開歌舞廳、 販賣字畫等經商下海，也沒有吃喝嫖賭等重大惡習, 在外人看來可謂清心寡慾不著世事，關於他的一段段豔事種種偶遇，也絕無他先輕薄他人的道理，幾乎全是女子對他一見傾心繼而甘願獻身，且事後並不強行要求補償或是名分，除了他的妻子牛月清不時在家中鬧一鬧，他的眾多情人都算安分守己，選擇在背後默默付出，這其中尤其以唐婉兒最為典型。唐婉兒最初拋家棄子與周敏私奔到西京，繼而在種種因緣下結識莊之蝶,在見面的第二次便交出自己並從此俱付身心，關於唐婉兒與莊之蝶之間究竟有無愛情這一點值得探究，且看莊之蝶與唐婉兒的第一次見面：莊之蝶第一下眼中所見的是“一身淡黃套裙緊緊裹了身子, 攏得該胖的地方胖，該瘦的地方瘦”。接著才是觀察其容貌“臉蛋是瓜子型，漂白中見亮，兩條細眉彎彎, 活活生動”，但觀之唐婉兒的臉長得標緻倒是其次, “最是細長脖頸，嫩膩如玉”，最後竟思忖起“這是個什麼尤物，果然是個人精”。通過這一段古典韻味十足的外貌描寫和心理描寫，我們不難看出莊之蝶對女子的身材容貌十分關注，尤其是身材，這與他初見 阿燦以及柳月等情形都十分相似，於他而言女子的身形與外貌是最要緊的，而對女子的氣質、神韻等則不置一詞。莊之蝶在外擁有唐婉兒這樣一個尤物，在家中有柳月這個年輕美麗的保姆與之調情，該是十分快活逍遙，然而在作品中可以看出，即使他在一個又一 個女子身上獲得身體上的暫時的快感，慾望一次又一 次得以宣洩,他卻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快樂，反而時常覺得“煩潑”。究其緣由，我們可以發現莊之蝶對女子所持的感情幾乎都可稱之為喜愛，是一種基於身體慾望刺激下的喜歡，而並不是基於愛情，這也表現在他與這些女子一次又一次地狂歡卻在狂歡過後更加落 寞更加迷惘，從而陷入尋求解脫、解脫不得繼而再尋求解脫的怪圈，而他將性愛作為自我解脫與發洩的唯 一途徑，而不做出真正的改變、不去體驗生活中真實的情感，這也導致了他一步步走向墮落乃至最終無可救贖。
而《生命不能承受之輕》中的托馬斯與莊之蝶的情感經歷相似卻又恰然相反：這二者都曾輾轉於不同的女性中間，在生活“輕”的那頭獲得快感，並陷入這種 “輕”帶來的醉意中難以自拔，使生活喪失它本真和重量;但當托馬斯遇見特雷莎之後，他卻甘願重新步入 “圍城”儘管在特雷莎專制佔有式的強烈情感下他常常透不過氣，時常尋找不同的情人去體驗“生活在別處”，但當特雷莎對他的這種放蕩行為感到憤恨苦悶， 從而變得更加焦躁不安甚至不可理喻時，他卻一次次地選擇了向“同情”妥協，由“同情”引發愛情，最終獲得了真正的快樂。托馬斯在第一任妻子那裡備受挫折，導致了他對女性產生普遍的不信任“他渴望女人, 但又懼怕她們。在恐懼與渴望之間，必須找到某種妥協，這就是他所謂的‘性友誼’ ”瑏。在這種“性友誼”理 唸的指導下，他創造了自己的一套生活邏輯“跟一個女人做愛和跟一個女人睡覺，是兩種截然不同，甚至幾乎對立的感情。愛情並不是通過做愛的慾望（這可以 是對無數女人的欲求）體現的，而是通過和他共眠的欲 望（這隻能是對一個女人的欲求）而體現出來的”。 這段話解釋了一個生活的真相：性與愛終究是兩個獨立的東西，儘管它們常常交融在一起，令人難以區分， 性固然是一段完整愛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它本身是沒有重量的；愛情存在於曰常，它負擔著生活的責任而不僅僅是性帶來的快感，正是愛情的重量賦予了性唯一性和神聖性的意義。所以托馬斯在遇上特雷莎之 後，“他整個人陷入了怪圈：剛出門去見情婦，馬上變沒了慾望，可一天沒見情人，他會立即打電話約會”瑥。 與特雷莎之間產生的愛情同他業已習慣的無責任的性 產生了不可協調的矛盾，即使在他最為信任的薩比娜那裡，這種“性友誼”也最終難以維繫，他大可選擇離開 “圍城”，使生活迴歸原位，但他並沒有這樣去做，而是始終與自我鬥爭並一步步地確定特雷莎是自己的“非如此不可”。如果說莊之蝶與牛月清已無夫妻情分卻遲遲不撕破是出於中國集體本位的觀念作祟，一旦選擇離婚往往牽連甚廣甚至名聲不保，托馬斯在個人本位為尊的西方杜會並無這種困擾，正是在這種文化背景的差異對比下，他的種種選擇使他與特雷莎的愛情 顯得更加可貴而真實，也正是基於他最終得到的這真 實的愛情,使他即使貧困即使無處可卻依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性與愛的確是每個普通人很難區分並能夠理性抉擇的東西，正是這兩者與理性相對立，遠離邏輯，純關乎於人的主觀感受,才使得平衡這二者顯得更加艱難。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慾望和本能對人的行為起驅動作 用，從人的趨利性以及無意識本能來看的確如此，但作為生活在杜會中的個體，每個人又必須承擔著法律、道德等層面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外在的附加使得動物般原始的性慾和柏拉圖式的愛情都不可能實現。儘管這二者的矛盾往往難以協調給人的生活帶來無盡困惱，但正如杜拉斯所言：“愛情之於我，不是肌膚之親， 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慾望，疲憊生活裡的英雄夢想。”托馬斯正是將這種英雄式的“夢想”作為自己生活的不懈追求，為之完善自我最終獲得真正的快樂和幸福；而莊之蝶卻在性慾的滿足中沉淪，逐步失去自己對生活的真實情感和感知，因此更加迷茫麻木甚至失去自我，如果說才華散去名聲不再僅僅只能使他從文人變成常人，那麼喪失了所有對生活真實的情感， 這種感覺的空白則使他變成一個庸人甚至是“廢人”， 在這一意義上，莊之蝶式的“廢人”形象是別具一格且不可複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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