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早在2006年，安邦智庫研究團隊就提出，當今中國的教育體制，就像1978年的中國經濟一樣，需要的僅僅是“改革開放”而已。改革就是開放，開放就是改革。不是不能改革，而是有相關的行政壟斷利益團體在創造理由阻礙改革。能否像1978年中國政府改革經濟體制一樣改革現有的教育體制，取決於政府領導層的決心。
日前，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由社會力量舉辦、國家重點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學——西湖大學在浙江杭州西湖區宣告正式成立。可以說，西湖大學的創辦，是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開創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之先河，對新時代中國高等教育辦學體制改革創新具有重要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安邦智庫長期以來關注中國民辦教育的發展問題，多次提出中國人才戰略中的人才培養計劃需要打破傳統的教育體制，引入市場機制，允許民辦教育。當今中國的教育體制不是不能改革，而是有相關的行政壟斷利益團體在創造理由阻礙改革。能否像1978年中國政府改革經濟體制一樣改革現有的教育體制，取決於政府領導層的決心。
而西湖大學從構想到獲批落地，僅花了3年時間，一路綠燈。從中不難看出，中國正逐漸深入教育體制改革。
一直以來，中國在政策上是允許民間辦大學的。從過去的實踐中我們知道，在教育產業化浪潮下，國內現存的民辦大學數量不少，截至2015年12月4日，全國獨立設置民辦普通高校465所（含中外合作辦學大學9所）。
但大都陷入了低質量困局之中，難以在中國高等教育界產生影響，更談不上成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一股力量。
早在2003年，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功先生就一再強調，在中國搞教育產業化是不行的。在當時，陳先生的主張激起了強烈的反應，甚至有人大加批駁。但事實並不會因為有人的激動而有絲毫的改變――在中國，沒有錢賺，是不會有人參與教育的！
所以，高昂的民辦教育收費，就成了我們的現實。在印度這個人均收入水平只及中國2/3的國度，農村居民僅需提供最高1－3美元/月、或12－36美元/年的費用，即可就讀私立學校。可在中國，就讀私立學校仍舊只是富裕群體的權利。
其實，對於教育產業化還存在另外的一種解讀，這來自美國。美國大學分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公立大學主要靠政府撥款，至於私立大學，儘管很多名聲很響，規模大部分很小，學生人數並不多。私立大學入學的學生中，如果家庭不富裕，便能拿到各種助學金；即使是繳付全部學費的學生，也並不是市場成本。
為什麼這樣？因為美國人創辦教育的人不是為了賺錢。美國的私立名校，運行成本大約有一半來自捐款，也就是說，學費大概只有市場成本的一半。
對比之下，我們的私立學校不但要收全部成本，還要加上利潤。事實正如陳功先生所言，如果中國沒人肯賠錢辦教育，那這個教育產業還是不辦的好！
而陳功先生下面的一些觀點可能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他認為，教育對社會而言，實際上就是一個財富再分配過程，如果就教育論教育，那是對教育一知半解的結果。
我國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將民辦學校定位為公益性機構，註定了民辦教育萎縮的命運與該項統計中不少的泡沫成分（目前不少民辦教育機構為收費便利，實際上不得不與公辦教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使其並非實質意義上的民辦教育機構）。
其實，目前，國內對民辦教育的“非贏利性”有誤解，“非贏利性”不一定意味著這些機構的賬面上不能有盈餘。民辦教育可以借鑑西方的基金會方式。事實上在歐美國家的私立學校，“非贏利”的意思是，學校要贏利，但投資者不分紅利，這樣把所有的錢都滾在學校基金裡保值增值。如果不讓盈利，民辦學校就無法達到一定規模，更難進入良性循環。
但現實情況是，我國民辦教育市場和捐贈體系現階段還不成熟，也沒有足夠多的投資者願意掏錢辦教育。西方的遺產稅制度造就了世界一流的私立學校，而中國卻產生了一大批招搖過市的富二代。民辦教育面臨的危機，實則體現了我國公共政策的導向問題。
作為社會力量舉辦的大學，西湖大學大部分運營費用源於西湖教育基金會在社會各界的籌資，或許能為市場提供參考。在數百人的捐贈名單中，有超過30位各界賢達成為創始捐贈人，但大部分還是普通人。據首任校長施一公稱，西湖大學目前已籌資37億，目標是籌資200億，如果有200億、300億的本金，其利息和投資收益將能夠維持學校的運轉。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中國的高等教育一直是人力資源輸出型（BRAINDRAIN），一大批優秀的年輕人都流向發達國家，迴流者畢竟還是少數。要改變這種局面，有如下幾個方面可能是必須的：有一個足夠大的國內市場，有一大批優秀的中國企業，有一批優秀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有良好的生活環境。現在第一個因素比較符合，第二個正在改善，後面兩個因素還很缺乏。
在我們看來，中國大力放寬政策，鼓勵建立一批優秀的民辦大學，正當其時。這會在多個方面起到示範作用，為未來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建立樣板。
實際上，鼓勵創辦優秀的民辦大學還有更廣的意義。安邦諮詢（ANBOUND）首席研究員陳功從更廣的視野來看此事。在他看來，長期以來，中國政策的傾斜度非常明顯，重在經濟、重在項目，對於社會發展問題，政策最多隻是開個口子。口子開得夠不夠是一個問題，有的時候，開了的口子，常常又收回去了。再就是資源的投放存在問題，政府資本更多是投向與經濟增長有關的領域，一個國有大項目，動輒資本投入上千億，絕不罕見；一個產業基金，更高達數千億元之多。兩相對照可見，社會發展的矛盾，實際在政策層面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
因此，從今後落實十九大報告的角度看，有必要加強政策的力度，不但要開口子，還要配套激勵資金，政策帶著錢走，這樣的政策才是真正有效的政策。鼓勵發展民辦大學、民辦學院，都應該適用這樣的政策。
閱讀更多 安邦諮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