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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王笛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以下简称《袍哥》）可能是近期最热门的历史新书，也是第一部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微观史作品。作者王笛曾以两部“茶馆研究”名震学界（《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他的另外两部著作也是以四川为主的区域史研究。这次，他通过一份尘封七十年的调查报告，展开了对1940年代四川袍哥组织的考察。
袍哥是四川地区势力最大的秘密会党。除了人数众多以外，他们发展武装，控制地方，渗透到党政军各级机构；基层选举如果没有得到袍哥的支持，便无法在竞选中获胜。但袍哥始终是政府明令取缔的组织，且内部有一套严密的帮规，违规可能受到严惩，因此获取他们的信息格外不易。
写下报告的是当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女大学生沈宝媛，她在机缘之下结识袍哥首领——“副舵把子”雷明远，并和雷家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得以深入观察一个秘密会党的成员及其家庭。她写了46页的毕业论文，为这个已经消失半个多世纪的传奇组织留下了一手资料。
通过沈宝媛的调查和王笛的分析，我们得以了解袍哥的日常生活、经济状况、家庭矛盾等难得一见的细节。
比如一位（有身份的）袍哥的造型：
戴墨镜，“即使是在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烫头发，而且要“头发长长的披在衣服上”；手拿折扇，穿着“黑绸短衫、短裤”，背后“系着一顶草帽”……
原来，一位民国年间的四川江湖大佬，应该是一种野生朋克的风格。王笛在这里也忍不住评论道：“在当时的农村，烫头发的男人少之又少，可见雷（明远）还是很另类的。”
比如“行走江湖”必备的知识：黑话、隐语、手势、接头暗号……
秘密社会手语，第114页
比如不能触犯的严厉帮规，主要是忠孝仁义以及“戒色”：
沈宝媛记录的十三条袍哥帮规，第126页
违背帮规的惩罚，第125页
还比如，财务状况。“大哥”也要为人情应酬的开支烦恼：
当“大爷”的开销不少，第170页
袍哥群体内部鱼龙混杂，派别林立，有打家劫舍的“浑水袍哥”，也有洁身自好的“清水袍哥”；他们的势力曾扩张到政府完全无法控制的程度。
但1949年以后，这个组织很快覆没了。不少袍哥头目被处决，大量袍哥成员受到各种形式的处罚，袍哥的上层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几乎被一网打尽。沈宝媛对袍哥雷明远的调查报告只写到1946年，这是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而我们不难预测
主人公的结局。
为什么民国政府颁布了那么多禁止袍哥（哥老会）的命令，却始终没有真正清除袍哥？
王笛告诉读者，这与民国时期四川的特殊情况有关。在1935年之前，四川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中。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1920-1930年代，袍哥弥补了地方权力的真空，包括参与税收和地方治安。当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前夕终于把四川置于统辖之下，袍哥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政府不但无法控制和打击，反而必须依靠这股力量来实现地方治理。
而袍哥也曾与国民政府有许多合作。比如他们合伙凑钱给蒋介石买生日礼物，送了一架飞机——
“但是共产党稳定地方的能力不是清政府和国民党政权所能同日而语的。当袍哥选择和新政权对抗的时候，他们的末日就来临了。”王笛写道。
王笛作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者，在这本书里亲自演示了个案研究的流程。他把如何获得沈宝媛的报告、如何侦探破案般推理出报告中的匿名信息、以及甄别处理资料的过程都一一写出，还专门辟出若干章节做史料批判。他曾费尽周折找到了90多岁的沈宝媛女士，但终究太晚了，老人已经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向他回顾当年的情况。于是他转向文献，通过档案、个人回忆、官方文件、报刊资料，最终重构了这个故事。
《袍哥》最后呈现了三个叙述层次：袍哥雷明远、调查者沈宝媛、研究者王笛；个人命运和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交织在一起，让人们在雷明远的故事中读懂袍哥，在沈宝媛的故事中读懂左翼思潮和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在王笛的故事中读懂历史研究。
龙泉驿的乡场首领，估计是一个袍哥大爷。照片由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C.麦丹斯于1941年在龙泉驿拍摄。资料来源：格蒂研究所。
袍哥在组织上消失了，在川渝文化中却烙下了印记。除了江湖侠义的传说，还有许多“黑话”留在语言词汇中，如“落马”、“扎起”等。
四川方言中仍有“操（超）社会”一说，意指经常在社会上混的人；而沈宝媛的报告显示，“社会”就是袍哥，“入社会”就是加入秘密社会，说雷明远是“社会上的人物”，就是指他加入了袍哥。
有一个画风迥异的例子。去年夏天的爆款综艺《中国有嘻哈》捧红了以四川方言说唱见长的歌手GAI（本名周延），他曾有一首名为《超社会》的饶舌歌曲，描绘西南地区底层的社会青年，因为歌词内容暴力粗俗等原因备受争议，最终下架。其中心歌词是：“老子社会上的/起坎都抽中华（拜关二哥）”，这里除了自称“社会上的”，“拜关羽”更是一种袍哥文化的余绪。
今天网络流行语中的“社会社会”、“社会我大哥”等词汇，也被用来形容有黑帮老大般的江湖气质。相信读过《袍哥》以后，读者能对“社会”这个“梗”有更深的理解。
（二）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
[荷]田海（Barend ter Haar）著，李恭忠 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
同样是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秘密会党，如果说袍哥的舞台是四川，那么天地会（或三合会）的主场就是华南和东南亚地区（主要是闽南、潮州，客家人和广府人当中最为流行）。所以，金庸先生写《鹿鼎记》用的是天地会而不是袍哥，就很容易理解了。
影视作品《鹿鼎记》中的天地会
作者田海（Barend ter Haar）是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的著名汉学家，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系，除了这本书以外还有《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等著作。西方学者对中国秘密社会始终充满兴趣，但更多聚焦于政治。他们的关心始于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在追溯底层反叛和基层动员的根源时，不约而同地触及到秘密社会，周锡瑞、裴宜理、孔飞力均是如此。田海的著作则是从宗教文化的视角出发，探索秘密社会的内部认同——一群边缘化的陌生人、初次见面时都已经成年的男子，如何让他们形成一个坚不可摧、不易背叛的团体？答案在于仪式和神话的建构。
天地会的烦琐仪式创造认同，而关于会党起源的神话则是合法性的象征。田海用较长的篇幅还原了天地会的入会仪式，同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例如其中一个“过火”的环节，他将入会仪式对《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过火焰山情节的借鉴、及其与闽南地区丧葬仪式的联系做了详细的解读：
第132页
第133页
田海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在华南道教文化和民间信仰的背景下考察天地会。例如，当他考察天地会仪式中至关重要的进香仪式时，通过讲述19世纪福州人诅咒对方的方法，追溯了华南传统社会崇拜仪式中香炉的重要性：
（三）
《青年、流行文化与道德恐慌：从下等戏院到匪帮说唱，1830-1996》
[英]约翰·斯普林霍尔 著，王华 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6月
这本书探讨19-20世纪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流行娱乐形式。作者认为，人们一直试图将社会和道德崩塌的责任转嫁给各种青年流行文化：伦敦的下等戏院、廉价惊险小说、好莱坞的黑帮电影、恐怖漫画和录像、匪帮说唱、电视暴力、电脑游戏……在绵延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每当一种新的青年流行娱乐出现时，常常遭受指责，成年人将其与社会犯罪联系在一起，引发所谓的“道德恐慌”。
作者认为，这些媒介只是被当做社会矛盾的替罪羊。而这种恐慌通常更多的是成年人的焦虑，“是他们对未来、对科技变化和对道德绝对化的侵蚀的恐惧”。因为“青年人是媒体恐慌的靶标，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成年人业已永久失去的经历和情感”；“新式科技可以带给年轻人娱乐感，却超出了成年人的理解力范畴”。
流行音乐一直是“道德恐慌”偏爱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摇滚乐从乡村音乐、福音歌唱和布鲁斯中脱颖而出后，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匪帮说唱（Gangsta-Rap）因其涉及暴力色情的内容、挑衅式的现实主义也在美国遭到抵制。作者认为匪帮说唱歌手是最容易成为“替罪羊”的目标，而真正的青少年犯罪率升高的原因因此被忽略了。
图派克(2Pac)，原名Tupac Amaru Shakur，美国著名“匪帮说唱”（Gangsta-Rap）歌手。卷入美国东西海岸嘻哈对抗事件，1996年9月7日在拉斯维加斯被人枪击，后不治身亡。作者认为，他生前被当做杰出的音乐倡导者，死后被描述为这类音乐类型道德沦丧的象征，是令人失望的对比。
三本书共同涉及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亚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以19世纪英国伦敦的下等戏院为例，流浪街头的孩子的增多、又没有劳工需求时，“下等戏院”就在观众的诉求下蓬勃发展：
再看中国，秘密社会大量出现和流行于18世纪以后，学者通常归结其根源为清朝中叶以后人多地少、社会动荡。当大量劳动人口从农耕土地上被排挤出来，流入市井，游手好闲的青年人多了，民间秘密结社便应运而生。它们或是实行生活上的互济，或是宣扬为大众解救苦难，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组织反抗和暴动。家族、会馆、行会等在传统的社会共同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许多边缘化的人群则没有相应的组织保护他们的利益，而秘密社会的出现满足了这种需要。
袍哥、天地会的世界，是武侠文学中江湖的原型，伦敦下等戏院、美国匪帮说唱的主要受众，可能也来自社会中类似的一个群体；而历史学者笔下的研究，便是这江湖的“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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