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在印度北方邦坎普尔，受害者名为阿卡莎(Akansha)，今年约17或18岁。阿卡莎称她早前在市内参加派对，期间身体不适被送到医院治疗。当晚阿卡莎醒来后，一名助理护士在深夜走进她的病房，说她的衣服沾湿了需要更换。阿卡莎要求要有母亲或女护士在场，但遭到这名助理护士的拒绝，称她的母亲已返回派对，父亲则外出拿药。
阿卡莎说，助理护士带她到洗手间换衣服，让她不要害羞。阿卡莎最终在助理护士面前更换了外衣，但助理护士其后又示意她要更换内衣，还出手解开了她的内衣扣。阿卡莎受惊后跑回病房，助理护士并没有离开而是再回到病房，并给她注射了不知名的药物，待阿卡莎昏睡后便强奸了她。
几年来，各大医院都曾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整治“黑护工”行动，不少医院也都成立了护工办对护工进行统一管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黑护工”被短暂清理后屡次卷土重来，并凭借着同乡之间的纽带、随意涨落的价格而占据着市场优势，成为各大医院难以彻底清除的伤疤。
“黑护工”300元一天将平车租给患者
因父亲突发心梗，刘先生随急救车一同前往医院急诊抢救。急救车开到急诊门口后，刘先生发现一下子“呼啦就拥上一大帮人”，有穿白大褂的，有穿便服的，有询问家属病情的，有推着平车和轮椅往下“抢”病人的。等到跟着人流匆匆忙忙把父亲送入抢救室，刘先生一转身，一名刚才帮忙推平车的陌生人伸手到他眼前，“300块钱一天，平车租给你。”
这是不少黑护工与患者家属的第一次接触。急诊科室患者量大，病人及家属流动性强，且多数病人病情较重，生活护理量大，对于护工的需求不小。因此，大部分医院的急诊部都成为“黑护工”的寄居之地。这些“黑护工”有的只带着一张平车、一床棉被驻扎在医院急诊部门口，有的在医院附近靠租棉被、轮椅、拐杖、做小买卖为生。
一旦有急救车送来病人，或有新患者入院，医院的免费平车、轮椅不能立即调配，他们便把一直停在医院门口的自己购买的平车、轮椅快速递上去，用后再向患者收费，进而自我推销，招揽护理工作。
在彻底根治“黑护工”的行动中，天坛医院为严禁“黑护工”进入病区，特在急诊留观室门口加设了一个保安岗。然而这样的防御方式在很多大医院都成为矛盾的焦点。
“再敢轰我们走就给你点颜色瞧瞧，晚上出门小心点。”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保安队长小王清楚地记得，两年前，他上班的第一天就因为驱赶一群盘踞在急诊科的“黑护工”而受到威胁，而几年工作下来，这样的威胁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几乎天天都会听到。
而小王的同事，仅19岁的保安小吴除了被“黑护工”威胁恐吓外，还曾与“黑护工”吵过一架，原因是气不过一名“黑护工”时不时地会无缘由掌掴一位长期滞留在医院角落里的老患者，“没人管就无法无天?谁家都有妈，这样的行为谁能看得过去?”
“黑护工”帮派式发展令正式护工望而生畏
尽管这些“黑护工”大多来自外省农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没有医学知识，也没有经历过长期规范的护理培训，然而由于庞大的同乡联络网，“抢活儿”和恐吓挑衅的做法却令医院的保安和正式护工都望而生畏。同乡为伍，不同“帮派”的“黑护工”有时还因为抢病人而在院内外大打出手，令医院管理者十分头疼。
“从院内的保洁到院外的小摊贩，他们的人无处不在。”刚从急诊科转入住院部的患者家属梁先生在亲自陪护的几天时间里见识了“黑护工”的势力庞大。“正式的护工来了两天就不干了，天天被他们(黑护工)骂着恐吓着，直接吓得宁愿不赚这个钱，也不肯再担惊受怕了。好多家属整天不来，没人能管。”
印度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强奸之国"并非危言耸听
强奸为印度增长最快的刑事犯罪， “强奸之都”新德里臭名昭著印度的性侵现象之严重，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在印度日常英语中甚至有个专门的说法 “戏弄夏娃”(Eve-teasing)，就是特指各种性侵——从口头性骚扰到性袭击。
数据也证实了这点，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数据，印度记录在案的强奸案件由1971年的2487起增至2011年的24206起，增长率为873.3%。比较而言，谋杀案件在从1953至2011年的近60年间里的增长率为250%，远不及强奸犯罪率的飙升。
平均下来，在印度每3分钟发生一起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每22分钟就会发生一起强奸案。在印度性犯罪最严重的主要城市新德里，平均每18小时发生一起强奸案，被冠以 “强奸之都”的耻辱称号。
而来自当事人的描述更能说明印度强奸罪行的泛滥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纽约时报》对生活在新德里24年的索尼娅·发蕾诺(Sonia Faleiro)进行了采访，她如此描述在新德里生活的恐惧感：“作为一名少年，我学会了保护自己。如果可以，我从不独自一人在外徘徊，而且交叉双臂护住胸部，快速行走，拒绝一切眼神交流或微笑。”“我长大成人后，现状还是没有改变。我所有的朋友们，上大学和上班途中都身带安全针或临时武器。”
更严重的是，强奸问题只是印度女性地位低下问题的一个体现
在种姓传统盛行的印度(印度特有的对人分类方式，会将不同族群的人分为包括“贱民”在内的不同种姓)，虽然男女数量之间已达到1000:914(2011年数据)的悬殊比例，但仍然存在着一夫多妻和女方需要准备丰富嫁妆的现象。
在传统的种姓制度下，印度人的婚配倾向是高种姓男子娶低种姓女子，这就造成高种姓女子和低种姓男子过剩。高种姓男子多娶妻子既体现其较高的社会地位，还会获得更多嫁妆。高种姓女子为了找到与其地位相配的男人不得不陪以厚嫁;而低种姓女子为了攀结高种姓也需要送上丰厚嫁妆以博取夫家的欢心。
正因如此，印度家庭往往视女性为家庭负担，来自路透基金会的新闻机构TrustLaw的数据甚至表明印度妇女的待遇在全球100多个参与调查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印度妇女境遇之差据此可见一斑。另一份路透社的调查也显示，对女性而言，印度是全球危险程度第四高的国家，比索马里还要糟。而且“买妻”、“租妻”、“换妻”的现象在印度一些地区极其普遍。
使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估计在印度大约有1亿之多的 “失踪妇女”(森博士的叫法)。这个数字，是对假设印度男女比例之比同那些较发达国家男女死亡比例相同的情况下，本应该还活着但实际上却不存在妇女数量的估算。
印度的法治无力是严重强奸问题的推手法治无力
表现一：“法律”常常被“传统”扭曲，使得受害者投诉无门
虽然强奸问题严重，但由于前文提到的对女性的歧视。在印度，很多时候法律常常会被“传统观念”扭曲。印度法律规定，对犯强奸罪的，要处7年以上10年以下监禁，并处罚金;发生强奸孕妇、奸淫未满12周岁幼女、2人以上轮奸等情形，处10年以上或终身监禁。但在现实中，印度强奸犯罪审判时间长且量刑较轻。印度许多强奸案在审理五六年后，犯罪分子一般也就是判入狱2年至3年。举个很典型的例子，印度哈里亚纳邦的一名14岁的女孩不堪一名警官长达4年的性骚扰后自杀，而这名警官直到20年后才被定罪，他被判入狱6个月，在支付了约合一百多元人民币的罚金后被保释出狱。
《喧嚣》(Tehelka)杂志的记者还使用偷拍的手法，记录了德里警方对强奸案的态度，在这些执法者看来强奸案多数是因为“女人不小心”，而非“男人的责任”。来自德里的警察局长尼拉吉·库马尔(Neeraj Kumar)说：“妇女们不应晚上出门”。而更多的警察则表示：“任何与时尚、穿着、拥有男朋友、泡吧、喝酒、与男人一同工作都有可能是强奸案发生的主要动机”。
不仅执法者的态度如此，许多强奸案的处理更是超出法治国家的想象：印度警方曾强迫一名强奸犯与受害女性举行了婚礼。女主人公是一名19岁的少女。她在参加邻居婚礼时，遭到当地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宋卡的强奸。在事发几个小时后，这对“新人”就在警察局里举行了婚礼。这样的处理方式连附近的邻居和双方的亲戚都称赞有加。但强奸犯宋卡还心有不甘地说：“我本来不想娶她，她是个文盲村姑，我是硕士，但警察威胁我娶她，否则就要坐牢。”
更令人吃惊的是印度很多地区对性侵害受害者采取的医疗检查方式。人权观察组织(H.R.W)指出，印度很多地区还在采取最古老的、令人耻辱的法庭程序，其中就有“两指测试。”来辨别女子是处女或是有性交习惯。根据2012年的报告，如果医生、警方和法官未能发现挣扎痕迹或处女膜受损的证据，那么受害者就会被认为是“放纵”和“不道德的女人”，施暴者就能因此推脱罪责。
法治无力表现二：效率低下，待审案件堆积如山，使得受害者报案无果
虽然强奸案的数量在不断上升，但来自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统计却显示印度的强奸案定罪率已经从1971年的46%降到了2012年的26%。
而造成低定罪率原因之一就是印度司法体系陈旧，案审判程序冗长，效率十分低下，一起强奸案从取证到最后宣判少则半年，多则十几年。不要说强奸，就是像谋杀这样的重案有时候需要等15年才能处理，而交通事故案有时需要等待30年之久。到2010年底为止，印度有3100万个案件等待判决，若按现在的审案速度，把这些案件审完需要320年。
另一方面，印度施行的《印度证据法》、《印度刑法典》还无法为强奸案受害人提供公正的法律程序。根据这些老旧的法条，在很多强奸案中都要求受害人举出有效地证据，才能最终将施暴人定罪，而这些对受害人来说都是极不公平的。
除了执法者的不作为和司法体系的低效，还有个不能忽略的细节是，此次巴士轮奸案，印度当地律师协会甚至声明不为被告提供辩护，舆论压力竟迫使最基本的法治要素和职业道德被人为扭曲。强奸案折射出的印度另一面，正是法治不昌引发的连环恶果。
此外，面对印度坚若磐石的传统，民主也应对乏力
种姓横行，使得民主也难打破既得利益者的垄断
最讽刺的是印度女权如此低落，强奸案件横行，但相比其它国家，国家最精英阶层却盛产女领袖。例如昔日的印度铁娘子甘地夫人巾帼不让须眉;现任国大党领袖索尼娅·甘地不但是女流，还是外族;印度国会议员也有不少女性精英，一律雍容华贵。单看上层结构，实在难以想象基层妇女的惨况。其实，这两极的妇女有其共生关系。表面上，印度政府也尊重女权，2009年起，更在地方治理中定下了男女议员的1：1比例。但实际上，能够参与政治的印度女性绝大多数来自高种姓家族，她们既有家族背景，易被提名，又较容易得到女性选票，就成了政坛贵族。
历史学家帕特里克·佛兰奇(Patrick French)也指出，印度议会10名女议员中有7名是靠家族关系才被选上的。印度议会年纪在40岁以下的议员有三分之二都是来自政治家族的“世袭议员”。在其他国家好的出身最多只能帮政客一把，而在印度却可以让政客平步青云。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学者刘筱红与其学生曾做了颇有参考价值的研究。他们认为：既然印度女性精英的权力来源多来自种姓，就不大可能改革传统，否则她们的地位同样会失去。
更过分的是，有劣迹者似乎也不影响其事业发展。印度民主改革协会的调查发现，过去5年至少有20名曾被指控犯下强暴罪的男子参加选举，准备参政，其中不少人还顺利当选。
从这些荒谬的现象就可以发现，由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印度的民主中，女性的确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她们很难将自己的选票转化为对自己权利的保障。
不过民主机制也在让印度发生改变
媒体的深入介入，使得民众觉醒，印度女权保障之路已开启
虽然由于受害者担心社会污名，印度绝大多数的性侵案件得不到报道。但在1990年到2008年间，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所记录的强奸案件中，被报道的数量增长了102%。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一现象。
而最近，印度总理辛格的一次口误，则再一次彰显了媒体的监督作用。在2012年12月24日，辛格发表电视讲话，说自己也是3个女儿的父亲，巴士强奸案给他带来的痛苦不亚于任何一个人，并表示政府会采取各种必要举措，让犯下如此罪行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确保这个国家妇女的人身安全。而在讲话的最后，误以为直播结束的辛格却抬头来问了一句：“这还行吧?”
这句话出乎意料的被播出了，随之而来的是对辛格的批评和嘲讽。印度著名的电视人豪斯说：“总理的讲话充满了虚情假意、麻木和不公。最后那句'这还行吧'表明这个讲话不过是在演戏!”宝莱坞影星阿努帕姆也在自己的微博上讽刺说，当辛格说出“这还行吧”那句话的时候，“是我见过的最坦诚、最真实的总理”。示威民众则喊出了“这不行!因为犯罪者还没得到应有的惩罚!”的口号。
面对媒体和民众的逼问，辛格只得拿出更具体的整改办法，才使得民众的怒火渐熄。
游行和抗议蔓延，形成压力倒逼政府改变
如前文所述，印度大部分政党所代表的价值观已经和社会中最有生产力的群体——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中产阶级崇尚勤劳和节俭;政治阶级则沦为虚伪的代名词。中产阶级的成功依靠良好的教育;政治阶级的成功则是依靠自身背后的家族(种姓)力量。
正是这种矛盾，使得这次巴士强奸案成为了一个导火索，让无数印度民众走上了街头，向政府施压，以此迫使现状得以改变。面对民众的愤怒，印度政府表示，将在官方网站上公布被定罪的强奸犯的照片、姓名和地址，作为打击日益猖獗的针对女性犯罪的新举措。而印度国会也在探讨“30年监禁和化学阉割”并用的措施。虽然乱世用“重典”的思维有待商榷，但的确也能看到民主的力量在促成印度改变。
而从这点看，今天的印度社会甚至有二战后美国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崛起的影子。
结语
印度强奸案频发是多方面因素如文化、法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上歧视女性、法治不完备、民主制度面对传统时的无力，这些现象的存在，最终才使得强奸案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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