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三四月间，义和团闹到了涿州。
义和团之所以能呈现出辗转蔓延的趋势，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功不可没”。对待义和团，袁世凯始终坚持山东境内铁腕镇压，但不赶尽杀绝，只有效驱赶的两面政策。把本质上是匪乱的义和团赶到河北、京津去，袁世凯其实是在变相地倚乱自重，十分的老奸巨猾。
那素有统治手腕的慈禧为何又能容忍义和团如此兴风作浪呢？一方面是因为有一群仇外的王公宠臣在其身边持续编造了关于义和团的“神话”，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慈禧本身就想利用义和团来对付各国列强。
慈禧想对付各国列强，绝不是因为她有多么强烈的家国情怀，而是因为各国列强都支持光绪，反对她继续垂帘听政。此前，若不是各国列强横加干涉，照老妇人的意思，光绪早就被废掉了。这已经不是卧榻之侧有他人的问题了，而是有人想一脚把她从卧榻上踹下去的忍无可忍了。
但强弱差距太明显，慈禧又不敢直来直去地叫板，所以当义和团闹起来后，她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民心可用——现在已经不是太后忍无可忍了，而是天朝的子民忍无可忍了。
至于义和团是好是坏
，在慈禧那里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可以粉饰利用的疯狂。纵观历史，嗜权的独裁者往往会制造疯狂、利用疯狂来维系巩固自己的独裁。1900年京城遭遇的灾难和耻辱告诉我们，慈禧是其中的佼佼者，你可以说她愚昧无知，但当你这么认为的时候，她的卑劣其实也被你忽略掉了——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1900年那场灾难和耻辱诞生的过程，希望它是一面镜子。
义和团刚闹到涿州的时候，慈禧最关心的不是义和团对不对，而是义和团到底神不神？
为此，她将身边宠臣刚毅以及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派去了涿州，美其名曰，考察义和团神功。
然而派整天嚷嚷着要和洋人开战的刚毅去，这本身就暴露了慈禧内心的真实倾向。这哪里是调查了解，分明是添油加醋，火上浇油去了。
果然，这两人一到涿州，很快就得出了义和团神功“可恃”的结论。不仅得出了这个结论，刚毅更是联合朝中的端郡王载漪顺势将义和团引入了京城。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载漪、刚毅这些人为什么如此仇外，要杀洋人？表面上看他们好像是不愿受外辱的血性汉子，其实是拿国家民族大义在搞政治投机。只有偏执激进地主战，他们才能彻底压倒朝中那些真正有见识的栋梁之臣，才能攫取到朝堂上的大权。
归根结底，天朝下的国家民族大义，很多时候不过是野心家权争的工具罢了。
说回当时的满清朝廷，打个形象的比喻，慈禧和这些主战派内心都有鬼，老妇人是大鬼，主战派是小鬼，大小鬼配合到一起，那就是能带来灾难的“炸”。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大小鬼在朝堂上是怎么开“炸”的？
五月二十日到五月二十四日，短短五天时间里，慈禧连续召开了五次御前会议，讨论对洋人战与和的问题。
五月二十日的第一次御前会议是在仪鸾殿东室开的，由于人太多，室内黑压压地跪满了，室外也跪了一地。
首先发声的是光绪，他将未能弹压乱民的在事诸臣严厉批评了一道。此时的光绪虽然已是囚徒皇帝，但他救国图强的帝王之心还在。
有光绪的严厉发声开道，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跟着从后排膝行到了前面，他回应光绪，可派董福祥领兵驱逐拳匪。
此话一出，端郡王当场指着刘永亨喝道，好！你这真是失人心第一等好办法！
上来就拿人心压人，刘永亨吓得当场闭了嘴。
见主战派一语占了上风，跪在殿外的主和派有识之士，总理衙门大臣袁昶高声抗议道，义和团只不过是乱民，万不可恃。古往今来，哪有仗邪术成大事的道理。
袁昶的话可以说是直指了义和团的本质要害，遗憾地是，随后慈禧用一句话就将他灭了。慈禧不耐烦地反驳说，法术不足恃，那人心也不足恃吗？今日天下积弱已极，唯有依靠人心，今日要把人心失了，何以立国？
瞧这概念偷换的多么地大义凛然，你说义和团是拳匪乱民，她谈义和团是老百姓，代表民心。这帽子一扣，谁还敢说三道四。
将主和派的声势压下去后，慈禧开始谈她最关心的问题，洋人要调兵进京，这事该怎么办？
要害问题没定下最终调子，大家伙只能乱说一通，有的说要剿，有的说要抚，有的说要劝。那情景哪像是朝堂上议国事，分明是茶馆里集体瞎扯淡。
有时候，让大家伙瞎扯淡也是一种无可奈何、很有必要的走过场。
经过这一通集体瞎扯淡，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方面派侍郎那桐、徐景澄出京去劝阻洋兵，一面派人去安抚乱民，至于谁是乱民，没人给出清晰准确的说法。
第一次御前会议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
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不甘心，他抓住散会的空档追问慈禧，太后信乱民能敌洋人，可依仗者是何人？
慈禧说，董福祥可依仗。
听到董福祥可依仗，朱祖谋用率然地口气当场回击慈禧，最不可依仗的就是董福祥。
慈禧立刻毛了，厉声质问朱祖谋，你是哪来的？叫什么名字？
潜台词，你想干什么？找死直说！
吓得朱祖谋再也不敢开口了，还是少了些死谏的血性。
第二天，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次御前会议又在仪鸾殿召开了。
首先发声的还是光绪，他质问主和派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与洋人交涉的事究竟办到哪里了？
没有要领根本没法办事的徐用仪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在那里小声地哼哼唧唧。
光绪怒了，他拍案训斥徐用仪说，你这么搪塞，便可了事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慈禧突然插进话来，她当场用宣谕的口气说，现在得到洋人照会四条：第一条，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第二条，代收各省钱粮；第三条，代掌天下兵权——
说到第四条的时候，慈禧突然打住不说了。
这第四条是什么内容，慈禧为何突然打住不说了？
这第四条居然是勒令皇太后归政。很显然，慈禧没接着说，一来是因为说不出口，二来是为了求一个效果——当今主政的皇太后已经愤怒到说不下去的程度了，大家伙就说怎么办吧？
用这小小伎俩将愤怒推向极致后，停顿片刻，慈禧忽然大义凛然起来，她高声说，今日公开挑衅的是洋人，亡国就在眼前，如果社稷江山就这么拱手让给洋人，我死无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既然等是死，战是死，那还犹豫什么！
就这样，第二次御前会议被彻底点燃了。
有的叩头痛呼，臣等愿效死力。
有的干脆稀里哗啦地哭上了。
载漪一伙最“耀眼”，就差拿大喇叭狂吠了。
这一番慈禧点燃的朝堂景像反过来似乎又点燃了她自己，只见她最终高声宣道，今日之事，诸大臣都看到了，我为江山社稷，不得以而宣战。如果此战仍不能保江山社稷，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将来不归咎一人，说皇太后葬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就行了！
就这样，主战的声音充斥到了朝堂的每一个角落，大家齐声高呼，臣等同心报国！
然而，伴随这大义豪情的其实是荒诞不根，荒唐无据。
洋人的这四条照会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人问，当然也无人敢问。
按外交程序，这种类似最后通牒的照会内容理应先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据荣禄的说法，这么重要的东西是一个名叫罗嘉杰的江苏粮道派儿子半夜三更送到自己手里的。荣禄犹豫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送到慈禧手里。
慈禧是何等人？来历不正到如同儿戏的程度，她难道看不出其中有猫腻？
有一种说法，这东西是载漪伪造的，慈禧是上了载漪的当。
那问题来了，用漏洞百出的小把戏去骗一个掌权多年的政坛老狐狸，载漪为什么敢这么干？
只能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决心已下的慈禧正需要一个跟洋人开战的理由，载漪不过是投其所需罢了。
很多时候，小鬼和大鬼不就是这样打配合的嘛。
随后的一个细节亦能说明慈禧是明知荒唐而任由荒唐发展成疯狂。洋人的通牒照会，她不去深究来源，向洋人宣谕她反倒正规的很，一定要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大学士联元到东交民巷去跟各使馆当面锣，对面鼓。
立山以自己不在总理衙门为由想躲过这苦差事，光绪质问他，去年陪各国使臣游览颐和园，你为什么出面接待？今日事难，你就不适合了？
慈禧则根本不理这一套，直接给立山撂下了狠话，你敢去，也得去！不敢去，也得去！
狠话过后，第二次御前会议宣告结束。
然而，就在这一天，清廷收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的电报，两位封疆大吏在电报中警告说，义和团应立即剿灭，乱民不但不可保国，外兵深入，大局必将溃烂——
因为这个，五月二十二日，慈禧又召开了第三次御前会议。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封疆大吏的真知灼见被稀释掉了。
五月二十三日，第四次御前会议一刻不停地又召开了。因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的消息得到了证实，慈禧不再有任何啰嗦，直接令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许景澄前往使馆给洋人送照会——限24小时内离开北京，由朝廷派兵护送到天津。
听到这个，光绪吓坏了，他不顾帝王威严，跑下座来，拉着许景澄说，再妥善商量商量吧。
慈禧怒斥他，你放手，休要误事。
见慈禧决意要战，侍郎联元痛哭流涕，他说，若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
慈禧根本不理。
决定宣战的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二十四日一大早，慈禧撇开光绪，在仪鸾殿召开最后的宣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荣禄含泪做了苦劝。慈禧很不耐烦，她说，你要是除了这些话，没有别的好主意，可即退出，不必在此多话。
荣禄只好退出。
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宣战诏书颁示天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出这诏书看看，真乃荒唐至极。
诏书中根本没提及导致开战的那所谓照会四条，这再次证明了慈禧知道它来路不正，根本算不上开战理由；更荒唐的是，宣战根本没有言明向谁宣战，只说了几个“彼等”，可“彼等”究竟都有谁？没人说得清。
为此，奉天将军增祺询问朝廷，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
这就是封建独裁者的偏执与疯狂。
更可悲的是拿义和团打洋人的结果——
暴民先做了炮弹，又做了炮灰，京城十万百姓成了冤魂。
荒唐进行时，主和且最懂外交规则的五大臣被杀了。
荒唐结束后，主战且疯狂无知的诸大臣也被杀了。
为何会这样？
只因嗜权的独裁者害怕失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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